中国采取中央集权这种国家组织形式，一般认为，自秦至今已经2000年了。这一点迥异于世界其他国家。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历史上都采取的是分封制。除中国之外，其他采取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的集权程度并不强。如日本，它实际上是中央集权和分封制混合的形式，再如波斯、古代埃及等国家，虽然也采取过中央集权制，但时间上非常短暂，而且中央集权的深度远远低于中国。
与中央集权制相比较，分封制是一种更为原始的国家组织形式。在原始社会中，随着部落的规模扩大，事务更加繁忙，对部落首领的能力和精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部落希望自身规模能够不断壮大，保证强大的竞争力，但组织管理能力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因此，采取分封制是不得已的方法，才能保证部落繁衍的能力。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国家组织上，而且体现在传统家庭中，甚至蜂群、蚁群中。
采取分封制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原本已经成功地解决了社会发展问题，但为什么还会出现中央集权这种更考究人类智慧的组织管理形式呢？而为什么中国又选择了这种形式组织国家呢？对此，有很多解释。其中一个最具说服力的解释，就是因为中国黄河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条地上河流。
世界上的大江大河都会泛滥，每次泛滥虽然给两岸居民带来危害，但也带来了肥料，促进当地农业的发展，所以大部分古文明都处在大河附近。但中国的黄河因为是地上河，所以泛滥影响的范围更为广阔。在河水泛滥时，其他民族可以从容退向高处，华夏民族却饱受洪水之苦。也难怪，其他民族的历史上会有诺亚方舟的故事，而华夏民族却只能直面洪水，无处可逃。
洪水让华夏大地的先民们相信大家是命运的共同体，只能联合起来。按照史书记载，炎黄时期，为了争夺生存发展空间，华夏大地各部落之间进行激烈的战争，如果照此发展下去，也许中国也会像希腊、印度一样，存在着许多独立的城邦和国家。但到了帝尧时期，因为洪水，迫使当时绝大部分部落走到一起，形成了覆盖整个黄河中下游的部落联盟。
随后，当时的“天子”尧让鲧治理洪水，鲧采取的“堵”的方法治理洪水。这是注定失败的。一方面，采取堵的方法，只会让水势更高，风险更大；另一方面，也可能存在人祸。“共工撞到不周山”得神话传说可能隐藏着当时各个部落在堵截洪水时采取了以邻为壑的小动作。在人祸面前，鲧注定是失败的，即使他采取的是他儿子禹的“疏”的治理措施。
而禹的成功并不仅仅是他自身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他有着一个坚强的后盾——中央集权的国家和国家领导人舜。从舜被帝尧选中进入中央政府到最后担任天子，舜一直在进行中央集权的工作。舜刚进入中央、摄行政务时，“举八恺、八元，放四凶”。四凶是当时四个部落的首领，而八恺、八元是当时的贤人。通过这一举措，舜让中央政府不再是权利的分配场，而是一个有着共同目标的组织。舜在担任天子后，进一步采取了完善制度、统一技术标准等等措施，包括处理了鲧、共工等四名治理国家失败的人员，而提拔了禹、益等担任中央官员，有力强化了中央政权的组织管理能力。特别是后来，他在中央政府分设官职、明确指责。如，任命禹担任司空，治理水土；命弃担任后稷，掌管农业；命契担任司徒，推行教化；命皋陶担任“士”，执掌刑法；命垂担任“共工”，掌管百工；命益担任“虞”，掌管山林；命伯夷担任“秩宗”，主持礼仪；命夔为乐官，掌管音乐和教育；命龙担任“纳言”，负责发布命令，收集意见。这样大规模的任命官员是中华民族的首次。
经过舜的一系列措施之后，尧时的部落联盟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因此史书上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在这样的强大政权的支持，禹才有可能有效调动各个部落的资源，才有可能采取疏导的方式，把洪水治理好，为华夏民族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可以想象，不仅仅是治理洪水，国家政权在其他方面也必然取得了巨大成绩。所以，史书说：“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
至此，大一统的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中。《诗经》中有两首诗可以说明这个变化。周朝时创作的《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中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据说是尧时创作的《击壤歌》有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可见在尧时，人民并没有组织起来，而到周时国家已经是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了。
当然，舜帝时中央集权是初步的，它对国家的组织管理能力还是有限的。经过其后2000年的发展，到秦时，真正确立了中央集权制；随后2000年里面，历代都在有意识的强化中央集权，提升对国家的组织管理能力。比如，设置郡县替代封地、以科举制替代举荐制、开发大运河沟通南北、统一度量衡等等。特别是，创建科举制，选拔专业人才担任社会管理管理岗位，保障了制度的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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