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時學者亨利·皮朗（1862—1935）和他的《穆罕默德與查理曼》英譯本

序言：西羅馬帝國滅亡一直被傳統史學解釋認為是中古時代開始的標誌，但是自亨利·皮朗提出著名的"皮朗命題"以來，學界逐漸出現了從晚期古典到後古典轉型的新的史學視角。本文試圖從更加宏觀的視角審視西羅馬帝國衰亡時代的地中海世界，從跨文化互動的角度探究皮朗命題與全球史家提出的"後古典時代"概念在地中海世界的適用性，從而嘗試為中古時代的歷史分期提出假說。

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轟然倒塌，這一事件長期以來都被史學界視作"古典文明終結的標誌"，並被冠以"古代社會的終結與中世紀社會的開端"、"奴隸制時代的結束與封建社會的開始"等歷史意義的判定。而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比利時著名中世紀史學家亨利·皮朗所提出的"皮朗命題"可以說是對這些傳統史學解釋的直接挑戰，他在《穆罕穆德和查理曼》中明確指出了西歐中世紀文明應當形成於加洛林帝國時期而非西羅馬帝國滅亡之時，這一觀點至今仍在學術界迴響。

在全球史研究日趨發展的今天，重審"皮朗命題"不僅可以讓我們以長時段和寬地野的視角在突破西方中心論目標下重新思考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的地中海世界變動，同時也可以重新思考世界歷史分期問題中極其重要的中古部分。本文旨在通過介紹傳統解釋及皮朗命題的有關研究成果、從晚期古典時代到西歐中古的接續性以及探討皮朗命題在整體史中的中古時代適用性來談談筆者的一些淺薄之見。

中古時期的歐洲：公元476到公元1457

01、 傳統史學視角下與皮朗命題解說模式下的西歐中古時代

從學理上來看，將羅馬-日爾曼、奴隸制-封建制、古典-中世紀視作自公元五世紀開端的二元論分析模式有著典型的線性歷史分析思路，其學術淵源來源於兩大傳統解釋模式。第一種是18、19世紀西方自由主義史學的觀念。

正如當代一位西方學者所言："自文藝復興以來，西方史學界一直把中古世紀視為黑暗時代，並將他們的目光聚焦在匈奴人阿提拉對羅馬時期文化所造成的毀滅性破壞。

史學家習慣於把他們對中世紀史的研究開端放在哥特人淹沒羅馬的時期。"事實上，這種認知和框架模式至今仍然有所保留。第二種是20世紀蘇聯式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說"，這種學說對西方傳統史觀上有很大沖擊，更多是強調生產關係變革即從奴隸制社會到封建社會的變革，但是從文明的時間與空間架構上仍然沒有突破"二元模式"的框架。

王晉新老師科研方向：世界文明史、歐洲中世紀史、英國中世紀及早期近代史

亨利·皮朗是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早期的比利時著名史學家，而他最廣為人知的研究就是對於西方文明成形於何時的討論。王晉新老師對於皮朗命題曾經概括如下：匈奴和日耳曼各個民族對羅馬世界的衝擊雖顛覆了西羅馬帝國的統治，但是作為羅馬世界的最基本的特性:地中海的統一性依舊存在著，並仍舊決定著當時西方社會的基本框架結構。而7世紀以後，來自阿拉伯——伊斯蘭教狂飆般的擴張則對西方命運造成了根本性的改變。它使地中海世界被割裂為兩大部分:即穆斯林所掌控的西地中海和由拜占庭所支配的東地中海。正是在這種局勢的作用下，西方社會首次出現了由地中海向北方地區的轉移，並蝸居在一種自給自足的經濟狀態之中，其後果就是墨洛溫王朝的垮臺和加洛林國家的興起。由此，西方社會才進入了中世紀時代，新的西方文明方得以誕生。

布羅代爾對於地中海的長時段研究實際上探討地中海世界古典文明何時消亡的重要借鑑，因為這一問題需要放到一種更加宏觀的視野下討論

錫耶納：西羅馬帝國滅亡後，這裡是歐洲各國前往梵蒂岡朝聖教皇的必由之路，成為中世紀僅次梵蒂岡的宗教聖地

因此我們在看待從古典到中古文明變遷時也需要把它放入地中海的時空架構中去，而一旦如此我們會發現，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僅僅只是地中海西部的一個歷史事件，並不意味著古典文明就此結束，更不意味著西歐就此進入了中世紀，因為由於日爾曼人此時正處在從氏族部落社會向國家社會的過渡期間，他們急需穩定的政治組織形式和統一的價值核心來維持本來極其不穩定的社會組織並證實其統治的合法性，而這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蠻族地區"羅馬化"，他們大量吸收羅馬法制、文化、宗教和政治理念，實際上與羅馬帝國之間仍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墨洛溫王朝的開創者克洛維的受洗與加冕就是將日耳曼王權與羅馬帝國國教基督教會結合的最佳範例。

而到了7世紀，伊斯蘭教的興起在地中海東岸形成了一股新的勢力，極大加速了傳統地中海文明格局的解體。"儘管日耳曼人入侵所造成的後果是翻天覆地的並具有極大的解構性，但是新的原則並沒有出現…導致古典時代傳統發生斷裂的原因是人們所不曾預料的伊斯蘭教迅猛的大擴展，這種擴展的後果就是致使東方最終與西方分裂，以及地中海統一性的終結"儘管直至今日西方學者仍然有許多對於皮朗命題所賦予的伊斯蘭擴張對法蘭克歷史命運的巨大功用的批評，但是鮮少見到指出阿拉伯伊斯蘭文明對於地中海地區古典文明的終結作用的批評。

佩裡·安德森：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社會學教授

馬克思主義史家佩裡·安德森在《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中指出，"古典時代的結束以阿拉伯人的征服為標誌，這場征服造成了地中海地區的分裂…正是在這個黑暗時代形成的新的地域範圍裡，東西方對立的內涵改變了。"

02、 跨文明互動：解釋古典晚期到中世紀連續性的新視角

二十世紀下半葉，西方學術界在這一領域的研究在不斷推進，主要體現在：一是對問題的研究從故事或事件向結構逐漸轉變，對古典文明的結束與地中海世界裂變的研究方向更偏重於文明空間架構。二是多學科特別是考古學的介入。20世紀60年代西方考古學有了兩大轉變：其一是人類學、生物學、數學、計算機科學等多學科與考古學相結合形成了所謂的"新考古學"；其二是考古學的重點從古典文明轉向了中世紀時期。目前考古學證據正在成為重構"黑暗時代"歷史真相的重要依據，併為中世紀早期歷史架構提供衡量標尺。三是研究意義的轉變，歷史學研究由斷代史逐漸轉變為宏觀角度上的全球史，這使得史學架構上出現了較大的變化。

在歷史分期問題上，筆者首先注意到的就是皮特·N·斯特恩斯等人在《全球文明史》一書中所提出的觀點，他們主張世界歷史的每個階段的劃分均需依據三個基本要素而確定:"主要文明區域的地緣變動、跨文明接觸（對早期文明來說就是跨地域接觸）密度和範圍的增加，以及主要文明中絕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的新的大致平行的發展。"同時他們進一步指出"要確定世界歷史上是否出現了一個新的時期，必須要在全社會看到三個相重疊的轉變的發生。第一，世界版圖一定發生了重要的變化。第二，各文明間出現新型的交往。第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由於這種新型交往的出現，主要文明區域之間會顯示出某種新的模式相似現象。" 這一歷史分期方法特別強調了跨文明接觸的重要地位，因此筆者在此處做出大膽假設，跨文明互動是否可以作為我們理解從古典晚期到中世紀之間連續性的新角度？

柯嬌燕，美國達特芧斯學院歷史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清史、中國近現代史、比較歷史和全球史。

最先將皮朗命題與全球史潮流聯繫起來的是美國學者柯嬌燕，她在《什麼是全球史》一書中對皮朗命題的研究內容和其向傳統體系挑戰的意義予以了重點評說。她指出"皮朗的論點實際上具有三個打破傳統觀念的因素。首先，它超越了常規的歷史分期，不是把深刻變化與表面的政治危機如羅馬衰落聯繫起來，而是與更長期、根本性的貿易結構問題聯繫起來；其次，它提出了世界兩個極為不同地區之間變化的、動態的關係，這兩個地區在以前被歷史學家描述為相互獨立的；再次，它將歐洲變遷的動力置於歐洲之外，這是一種歷史地理學的倒置，大多數歐洲歷史學家發現它是無可辯駁的。"

伊斯蘭文明的博物館。沙迦，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當我們審視皮朗命題時也會發現，他非常樂於強調跨文明因素的影響。這體現在：

其一，皮朗對於日耳曼各個民族對羅馬帝國衝擊的歷史效應有著深入的分析，或者說日耳曼民族與羅馬帝國之間的文化互動。他指出，"從任何一個角度講，以各個蠻族在羅馬境內得以立足為開端的這一歷史時期並沒有導致一種絕對的歷史創新的出現…歐洲的形態開始變化，但其生活的基本特徵卻仍舊保持著基本樣式。"事實上，早在20世紀初奧地利學者道普什就開始質疑史學家們對於日爾曼人毀滅了羅馬社會和古典社會這種觀點，他指出蠻族入侵破壞了地中海世界的古典社會不過是一個神話而已。日爾曼人並不是古典文明的敵人，更沒有毀滅和消除地中海世界的羅馬文明，相反，他們保存和發展了它。羅馬文明是被日爾曼人從內部贏得的，是長達數世紀的一種滲透，他們吸收羅馬文化接手羅馬管理，可以說是與地中海文明一脈相承。從這一層面上說，5-8世紀的日耳曼國家就是日耳曼人與羅馬帝國融合的直接結果，並在這三個世紀裡完成了日耳曼-拉丁化進程。

其二，皮朗對於伊斯蘭文明與西歐文明之間的互動同樣體現了跨文明互動的視野，對伊斯蘭文明的闡釋也是皮朗命題的核心。在皮朗看來，伊斯蘭教在地中海的興起，倭瑪亞王朝對伊比利亞半島的征服導致了歐洲與歐亞大陸其它地區的經濟聯繫被切中斷，造成歐洲經濟萎縮，技術發展受到制約，最終帶來了經濟和文化的衰落，而這些往往與"黑暗時代"的觀點聯繫了起來。與此同時，東羅馬帝國很大程度上繼承了羅馬帝國的政府、文化和經濟，開始變得與獨立的西歐明顯不同。 皮朗先於許多全球史家注意到了伊斯蘭貿易網絡對於西歐經濟的刺激作用，在柯嬌燕看來，他對貿易的強調推動了此後學者對於貿易特別是跨文化貿易的研究。

劉寅老師在2019世界古代中世紀史青年學者珠海論壇暨第四屆世界古代史研究青年論壇

劉寅在他梳理西方學界關於中古早期史書寫新進展的文章中指出，正是基於對皮朗命題史學價值的重新發現，從20世紀下半葉開始，早期中古史研究中出現了"新皮朗主義"的新取向，一些學者沿著皮朗的思路從經濟生活特別是長途貿易角度，在從羅馬帝國到加洛林帝國的長時段中研究歐洲早期中古轉型的節奏。沿著長途貿易的研究思路，西方學者出版了一系列關於人口流動、長距離貿易、物品交換的作品，其中極具代表性的是邁克爾·馬克密克的研究，他在後來主編的論文集前言中寫道，"如今，早期中古時代不再被看作是羅馬滅亡之後的黑夜，而更多被視作一個漫長的清晨( long morning) ，它的創造力為歐洲經濟、 文化和政治的發展確立了基準和未來的方向。"

從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重提皮朗命題最大的意義，莫過於其對於"跨文化互動"的強調可以為今天的早期中古史研究借鑑。學界已經出現了"新皮朗主義"的轉向，正是對其史學價值的肯定。

03、後古典時代：全球史視野下替換"中世紀"的新概念

在討論後古典時代之前首先需要簡單解釋下何為古典晚期以及從古典晚期到後古典時代的連續性。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學者皮特·布朗（P.R.L.Brown）首先在很多論著中闡述"古典晚期"（late antiquity）的含義，他和其他兩位學者在 1999 年出版的《古典晚期：後古典世界導論》中再次簡要討論了古典晚期的概念。

這本書本身就是在強調晚期古典時代和後古典世界的連續性，"它並不是不可逆轉的衰亡階段，也不是中世紀文明'高峰'到來之前上演的一段忙亂的前奏。這一時期長達５個世紀以上，羅馬的制度、宗教和文化在這一時期不僅沒有衰亡，而且影響強大並遠播""正是在'古典晚期'，羅馬法的諸多法典得到繼承，這為後來歐美諸多國家的司法制度奠定了基礎"。

結合本文第一部分提及的"皮朗命題"的基本含義，我們不難看出這類研究都是集中於探討從古典晚期到中古時代的連續性的，而無論是皮朗還是後來的布朗等人，都是以公元800年前後為歷史分期的。在此基礎上，一些學者將250-800年這段介於古典文明與中古文明之間的時段稱為晚期古代的興起時代，或者從社會文化史角度將之稱為"新發展的漫長黎明階段"。

不同於晚期古典史家將視角僅僅聚焦於地中海地區，一些全球史家在重新思考跨文化互動與歷史分期的視野下率先提出了所謂的"後古典時代"（post-classical period）。最先提出"後古典時代"的是傑裡·本特利先生。在他的代表論文《跨文化互動和世界歷史的分期問題》（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World History）中，文章開篇先談及源自歐洲歷史的古代、中世紀和現代的分期法，他認為這類分期被運用到中國、印度、非洲、伊斯蘭世界或西半球時是非常尷尬的，並且是典型的"歐洲中心論"的產物。

本特利先生著

由此，本特利先生指出，一種新的全球史視野下的歷史分期方法應運而生，也就是以跨越社會和文化領域邊界的跨文化互動為基點而劃分的歷史分期，在這種分期中，人類歷史被分成了包含了後古典時代（公元500-1000年）的七個階段。另外在斯特恩斯等人編撰的《全球文明史》中也提出了後古典時代的概念，特指公元450-1450年，"後古典時代的開始標誌是羅馬帝國的滅亡以及由此引發的地中海統一世界格局的結束和東亞古典帝國的滅亡。由於遊牧民族入侵而造成的古典文明衰落大大改變了世界文明的版圖。而它結束的標誌則是來自中亞的另一股入侵浪潮的開始。13-14世紀蒙古入侵者潮水般地湧向亞洲和東歐大部分地區，結束或改變了許多政府的統治秩序。後古典時代的終結是隨著蒙古人的入侵和隨著而來的秩序重組發生的。"

然而，除了這兩位全球史家，我們很少能夠在中西方學界的論述中再看到後古典時代這一概念。筆者認為，究其原因，是由於上述兩種分期並沒有突破傳統認為的"中古時代"，不過是把中世紀或中古換了一個名詞罷了，這也許是其他學者並不接受它的主要原因。

從上面給出的斯特恩斯的分期依據我們不難發現，他仍然是把西羅馬帝國的滅亡視作所謂"後古典時代"的開端，這仍然是一種未突破傳統解釋的"歐洲中心論"視角。然而實際上如前文所論述，西羅馬帝國的滅亡不過是地中海西岸的一個政治事件，至少不能被看做是"地中海統一世界格局的結束"，地中海區域實際上進入了晚期古典時代，並且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伊斯蘭教作為新勢力在地中海東岸的崛起。從這一層面上，後古典時代可以與"皮朗命題"很好地結合起來，作為跨文化互動視角下理解地中海世界文明變遷的理想方法。

斯特恩斯：《全球文明史》

斯特恩斯在《全球文明史》中認為，後古典時代應當具備以下特徵：首先，如它的名字所揭示，後古典時代是一個承接人類文明古典時代的階段，包括東亞的漢帝國、南亞的笈多王朝、地中海世界的羅馬帝國和美洲的奧爾梅克文明等，在這樣一個基礎上興起的新國家往往採取的是繼承和創新並重，這一點在歐洲尤為明顯。其次，後古典時代是一神教和跨越國界信仰普遍出現的時代，在古典帝國衰亡後出現的政治混亂的壓力下，人們轉向宗教信仰去尋求保護和指導。最後就是跨國長途貿易的長足進步連接了亞洲、歐洲和非洲的文明，為商業、文化、宗教和技術的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

本文不欲談及地中海之外的其他地區，那麼就單單對於地中海世界來說，後古典時代是否適用？結合前文皮朗的研究以及"新皮朗主義"的新研究成果，至少我們可以看到在以下方面後古典時代的特徵是符合800年以後歐洲歷史的。

海法灣：地中海貿易

首先是長途貿易在地中海世界的重新興起。如前文所提及的馬克米克在自己的研究中指出，在基於羅馬帝國調度的官營貿易在5世紀消失以後，歐洲的貿易規模和經濟狀況呈萎縮和下行趨勢；但是到了8世紀伴隨著地中海貿易在東西方交流的復甦，歐洲經濟開始回暖，在9世紀的加洛林時代得到了起飛。也正是在公元九世紀之後歐洲出現了多條遠距離跨文化貿易的商路，為歐洲與阿拉伯帝國的奴隸貿易提供了條件。舊世界的聯繫曾在蠻族入侵的大背景下中斷，而到了公元九世紀之後舊世界各區域之間的聯繫重新得到了恢復，其中歐洲帝國長途貿易的恢復就極具代表性。

而且，長途貿易線路不僅是貨物交換的通路，還成為了後古典時期生物和技術擴散的大道。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些擴散深刻地影響了參與到貿易中的社會和地區。技術傳播涵蓋了冶金術、交通運輸業、武器製作和生物能的使用，這些技術沿著貿易線路擴散到了亞歐大陸和非洲大陸大部分地區，毫無疑問，地中海世界的文明是這一交換中的重要受益者。

其次，一神教和跨越國界信仰普遍出現的確在地中海地區表現明顯。

如果我們將視角分別看向8-9世紀的地中海世界三大文明，會發現繼承與創新正是此時期的主題。從時間維度上看,西方文明形成的時間大體在七八世紀之間,而拜占庭和伊斯蘭兩種文明也大體上形成於此時。就空間維度而言,三大文明環地中海比肩而立,彼此之間皆有相交之處,構成了一種特定的文明地緣關係，或者說三者之間從形成開始就是不斷相互互動的。

對於西歐文明來說，加洛林帝國的建立標誌著一個相對統一西歐文明區域的形成，查理曼帝國和之後的凡爾登條約確立了今天法國、德國以及意大利地理版圖的雛形；加洛林文藝復興在傳承和抄寫古典文明的基礎上發展了中古拉丁語，開創了加洛林小寫體以及眾多新的宗教和世俗典籍，從很多層面來說，加洛林帝國通過文化上的傳承與創新融合了古典時代羅馬文化和日耳曼拉丁民族的文化，真正奠定了中古到近代以來歐洲的文化根基。

斯科普里：查士丁尼紀念碑

對於地中海東岸的拜占庭帝國來說，自395年東西羅馬帝國分治以後就走上了希臘化的時代，儘管查士丁尼時期曾試圖恢復西羅馬帝國的土地，但是到了希拉剋略王朝由於帝國四面臨敵特別是面對阿拉伯人的威脅這一局勢，統治者也認識到恢復昔日羅馬帝國的榮光不過是一種夢想，於是通過軍區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實際上是把拜占庭保護在了能夠掌控的主要土地上，但是也讓拜占庭帝國與西歐之間的文化和經濟隔閡越來越加深，逐漸在希拉剋略時代和之後的伊蘇利亞王朝形成了獨屬於拜占庭帝國的東正教傳統，其中體現最明顯的就是八到九世紀的破壞聖像運動大大削弱了教會的勢力，使得東正教會從未出現像西歐天主教會那樣凌駕於君主之上的情況。

對於伊斯蘭世界來說，阿拉伯國家正是在這一時期開始邁向帝國建制，內部來說，阿拔斯王朝達到鼎盛，加強了集權統治，完善了行省、稅收制度；對外伊斯蘭教開始向亞、非、歐廣泛傳播，成為了真正的世界性宗教。

總的來說，我們不難將皮朗命題與斯特恩斯、本特利等全球史家所提出的後古典時代歷史分期特徵對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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