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視角下的《塵埃落定》:民族史與個人史的激盪悲歌

阿來是當代文壇上成就非常大、影響深遠的作家,他一生關注現實,叩問人的心靈,探討人生的意義,對人生和社會有著深刻的思考和獨特的見解。巴爾扎克曾說:“一個所謂的個人史很有可能就是一部民族史。”

《塵埃落定》這部小說在作家的深刻之思下為我們展示了一幅個人史和民族史相融合的畫卷。《塵埃落定》主要講述了一個傻子和一個民族的故事,通過傻子的視角“我”來講述整個故事和民族,作為麥其土司的二少爺,生來就是人們眼中的傻子,而也正是這個傻子見證了整個土司制度從繁榮到衰亡的全過程。

歷史文化視角下的《塵埃落定》:民族史與個人史的激盪悲歌

從獨特的傻子視角講述土司的繁榮與衰敗、強大與沒落的過程,而“我”又與民族一同沉睡一同清醒,在“我”類似瘋狂的清醒中麥其土司開始走向強大,成為眾多土司中最強大的一個。在民族的沒落與消失時,傻子也在家仇手中走向了死亡,同民族一同衰亡。

傳奇而真實的個人史

傻子是《塵埃落定》中的敘述者與主人公,他是一個聲勢顯赫的康巴藏族土司在酒後和漢族太太生的一個傻瓜兒子,是漢人與藏民相結合的產物,母親是一位從外地被擄過來的漢人,父親是當地最強大的土司首領,因而在他身上有著複雜的血統和不同的觀念。

傻子以獨特的眼光打量著這片陌生的世界,他的一生有著傳奇而又真實的經歷,帶有鮮明的浪漫色彩,從他的瘋傻到最後智者般的形象生活中,他見證了整個土司制度的繁榮強大與衰敗的整個過程,在他身上集中了整個民族的影子,和民族同生同亡,在土司制度逐漸衰落中結束了他傳奇的一生。

傻子不傻,他是智者的化身,也是先知的化身,他有著中國傳統美學上的獨特意義。大智如愚是中國傻子們的原型意象,這種意象本身就是智者的代表,是一種智慧的象徵,他們能清醒地看到常人所看不清的事實,具有深邃的廣闊的歷史洞察力,往往他們是清醒而瘋狂的,以一種瘋狂化的形象展現在人們的面前,以痴傻的形象在努力地向世人們訴說未來。

歷史文化視角下的《塵埃落定》:民族史與個人史的激盪悲歌

《塵埃落定》中的傻子少爺正是這種智慧的象徵體在異域地區的表現。他以一種傻子的眼光來打量整個陌生的世界,與他所生活的世界格格不入,但卻又有著無比強大的先知力量。

傻子的一生可以說有著一種傳奇的浪漫色彩,作為土司文化的存在,傻子目睹了土司社會的衰變及多種文明對土司文明的碰撞和衝擊,體驗著社會的躁動與不安。而傻子的平靜的離去,最終為土司時代畫上一個悲劇性的休止符。

一場紛繁的民族興衰史

《塵埃落定》通過對藏族土司的興旺衰敗的描寫展現了一場紛繁的民族興衰史,以傻子的獨特視角將整個藏族土司制度的消亡過程歷歷在目地展現在人們的面前。透過藏族土司二少爺的視野和命運,把聰明與愚蠢、情愛與仇恨、發展與衰亡,用超然物外的審視目光展現了土司制度的浪漫和神秘,使我們翻開這一部小說同時就如同翻開了歷史的發展史。

歷史文化視角下的《塵埃落定》:民族史與個人史的激盪悲歌

藏族土司制度是一種新的少數民族管理制度,它有著幾百年的歷史,是元朝以來,各朝皇帝在少數民族地區授予其民族首領的世襲官職,以統治民族人民的制度。被授予這種官職的人,亦被稱作土司,俗稱“土王”,是少數民族地區的為中原所納貢的王。

土司的存在是歷史留下的痕跡,必然會在歷史的長河中走向尾聲,尤其是在原來的統治制度已經被新的不同的制度所取代,外來文化和生活方式、思維方式都深深地改變了原來的生活面貌、生活方式。

所以土司在短短的幾十年裡就從繁榮昌盛走向了最終的土崩瓦解,看似繁華的外表下卻蘊含了很多不可調和的矛盾。雖然每一土司間都有著淵源的宗親關係,但在這片土地上卻又有著必然的生存之爭。

土司制度存在了幾百年,卻最終走向了衰落與滅亡。它也曾一度繁榮,但相對後面迅速的破滅卻是那麼的微不足道。它的衰敗不是內部土司之間不和的產物,而是歷史的必然,政權制度的改變必然會帶來地方制度的改變,外來文化、世界觀不斷地衝擊著社會心理、生活方式、宗教意識和感情方式等,必然會給這片土地帶來巨大的影響。

歷史文化視角下的《塵埃落定》:民族史與個人史的激盪悲歌

深刻的個人之思與社會之思

阿來以飽含激情的筆墨,超然物外的審視目光,大膽構築起一個權力寓言性的故事,展現了濃郁的民族風情和土司制度的浪漫神秘,在他的寓言式的寫作中描寫出藏族自治區中土司的繁榮和沒落過程,有著深刻的歷史文化意蘊。

它是個人史的一種展現,也是一幅民族史的畫卷,這兩者在小說主題後面是緊密結合的,有著豐富深刻而雋永的意蘊。個人史就是民族史。作者將這樣一個特別的民族與個人的經歷相結合起來,是有著作者深刻的思考和特定的蘊涵。

作者之所以將二者結合是作者深刻的社會之思與人生之思的突出表現。面對這一制度與民族在歷史上的沒落,作者看到了其衰落的歷史必然,但作者又對這一文化和民族有著深刻的感情,有著對沒落文化和民族的惋惜和感嘆。從對土司文化的詳細的陳述,作者將這種痛惜於民族的衰落和傻子的一生相聯繫起來。個人史與民族史的融合是《塵埃落定》的深刻蘊含,也是作者的用意所在。

歷史文化視角下的《塵埃落定》:民族史與個人史的激盪悲歌

阿來藏族的身份和小說當中的異域風情,證明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他從對歷史的感悟中認知表現著古老的文化,同時,又以自己的人生感悟來深化和昇華對歷史文化的認知和表現。正是這樣,歷史與個人、文化意識和人生意識相交叉,摩擦出動人的生命之火,進濺出深邃的智慧之光。

從哪裡來到哪裡去,是每一個存在個體不得不思考的問題,也是民族發展方向所要回答的問題。阿來關注人和民族的淵源和歷史走向,在小說中提出了這一問題。

但並不是每一個聰明的人都清楚知道這一答案,傻子二少爺每天清晨醒來時都要問同樣的一個問題:“我是誰,我在哪裡?”只有當這一本源問題得以解決,傻子才漸漸地清醒起來。

的確,生活在社會中的人,只有關注自我從哪裡來又將到哪裡去,才能更為本真地展現自己發展自己。在藏族傳統神話傳說以及歌謠中也透露出這樣的問題,作者以藏族傳統的觀念感知和反映了藏人的歷史觀以及世界觀。

歷史文化視角下的《塵埃落定》:民族史與個人史的激盪悲歌

個人史就是民族史的一個片段和縮影,他的生長與死亡與民族的發展相暗合,而民族史則是每個個人的宏大綜合的表現,是個人史的一種深化和昇華。《塵埃落定》集中了作者對社會和個人的深刻思考,對個人史與民族史的融合這一思想維度的表現不是展現對民族的衰落的控訴,而是彰顯一種更為深刻的醒悟和新的建設。用阿來自己的話來說,即:“在民族內部的討論不同於對民族的批評,而是對民族的另一種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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