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種莊稼，適當拔除些雜草是必須的。許多人愛養植物，花盆裡長出來的小野草，也要時常清理，否則有害於植株生長。此時要有人說雜草也是生命，所以萬萬不能拔，未免強詞奪理，再說下去恐也要露餡的。所以，拔草之事，本來並無可厚非，但，什麼時候會成為問題呢？
試想你在苗圃裡種了很多花草，每棵都在你的悉心照料下長大，你對它們感情很深。有一天村長來到你的苗圃，審視著裡面的植物，二話不說就動手拔起來，這一下就拔掉了好幾棵你當寶貝養著的珍稀草本。你震驚了，質問他有何理由這麼做。好在他敢作敢當，一本正經地對你解釋說——他剛拔掉的那些，都是些沒用又討厭的雜草，還不都是為你好，有什麼問題麼？
倘若把植物換成人，我想，此時你心裡的痛與恨，應該和晴雯被王夫人逐出園子時，賈寶玉心裡的痛與恨是差不多的。
有沒有不合理的地方？我想最關鍵的一點是——什麼是雜草？具體辨別標準是什麼？誰來設定這個標準？設定這個標準所根據的標準又是什麼？可能有人說，問題太多啦。沒有辦法啊，畢竟，使用“雜草”這個詞的人，似乎並不關心對具體事物如何去做出具體評價，而僅僅在強調某種區別。現實中，這一概念之網可以抓獲的潛在事物何其多，很難不令人憂心。
在王夫人眼裡，晴雯就是怡紅院的一株雜草，若不去管，是要耽誤寶玉這根獨苗的大好前程的。王夫人說：
“這幾年我越發精神短了，照顧不到。這樣妖精似的東西竟沒看見。只怕這樣的還有，明日倒得查查。”可見王夫人和村長一樣有理，甚至，還為自己的照顧不周而很是自責。可王夫人界定“妖精”的標準是什麼呢？恐怕她自己也沒說清。話不說清楚，是讓人連討論的餘地都沒有的。這就讓人不由地牽掛起《紅樓夢》的女主角林黛玉來，她是不是雜草呢？宮裡的貴妃送來禮物，給寶玉和寶釵的一樣多，給黛玉卻少些。黛玉自嘲：“我沒這麼大福禁受，比不得寶姑娘，什麼金什麼玉的，我們不過是草木之人！”黛玉前身，是靈河岸上的一棵絳珠仙草。既是仙草，必是人間的異類。看看黛玉結局，似乎也和一株雜草無異。
大概很多時候，人間的異草，也是雜草。
以俗世眼光看，整個大觀園，也是個雜草園。賈寶玉，仕途經濟樣樣不通，本來就是個“富貴閒人”；林黛玉自不必說，不但身弱多病，還生就一張利嘴，動輒刺痛人心；晴雯無用，縱使補得了雀金裘，卻比別人搶佔了太多風頭。恐怕連很多讀者以為功利、實用的薛寶釵，也未嘗不是一株雜草，只不過比別人多了些用心的設計——就像她的以“異草”創作成的蘅蕪苑——所以顯得較為整肅、迷人罷了。
然而，像這類於家於國無甚大用的雜草、雜人，就一定對世人有危害麼？
有個叫梅比的英國博物學者寫過一本《雜草的故事》，書中講到，那些被人們一概以雜草而論之的植物，其實很多都有自己的別名。例如虞美人被亞述人稱作“土地的女兒”；有一種根系頑強的野生草，俗稱“魔鬼的皮鞭”；還有一種專門伏在茅草屋頂生長的雜草，俗名叫：“歡迎回家，丈夫，但別再喝得這麼醉了。”多麼讓人浮想聯翩的名字。我們對世界的審美、感受力，常常就在這些不夠純粹的事物中得以彰顯。
兩百多年前，北京西山的土地上生長著一種野芹菜，不認識的都當它是雜草，曹雪芹卻知道它是味藥材，把它採了給人治病。
看，一株野生雜草，也能憑自己的性格，給人類帶來點實際的用處。
孔子要學生讀《詩經》，說好處之一，就是“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識來做什麼呢？想來，也是為了避免把有靈萬物簡單判定為雜獸、雜草吧！園丁自然有自己的侷限性，可以在實踐中慢慢學習，但至少要有謙虛、謹慎的心態。缺乏知識可以被理解，缺乏同情和良知卻不可。
人們對雜草的定義、分類和詮釋，很可能也標示著一個社會文明的邊界。兩百多年前，《紅樓夢》未必不也是一株雜草，可如今它的文化地多高。人們的視野總在不斷拓展。我想，讓我們引起為傲的當代文明，必不至於比過去還要狹隘。
巧的是，前些天看見W老師，她說起自己新養的一盆植物，名叫“金枝玉葉”。其實就是路邊非常不起眼的一種野草，卻有這麼個嬌貴的名字。W老師開心地告訴我，這草現在已養得十分繁茂了。我理解她的驚奇和喜悅。這草的身份和名字之間的巨大反差，令人恍然意識到它所擁有的活的尊嚴，於是甚至願意去寵愛。它讓我想起了林黛玉，也想起小王子星球上的那朵獨一無二的玫瑰花。
草尚且如此，何況是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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