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醫大奸殺案”偵破後，我第一時間寫了一篇題為《28年前的南京殺人案告破，尋找正義需要什麼樣的力量》的短文。在這篇文章中，我提到了該案的追訴時效問題。原文是：“有一種觀點，認為這種案件二十年後就超過了追訴時效。這是一種錯誤理解。超過追訴時效的前提是犯罪事實沒有被發現，但類似這起南京殺人案，警方當年就已經立案偵查，是不存在追訴時效的……”。不料這段話，引發了不少同行關於該案追訴時效的爭論。
有爭論是好事。這些年偵破了不少陳年舊案，每次都會引發關於追訴時效的爭議。藉助這個案件，如果能在追訴時效問題上形成一致認識，對於司法辦案和律師辯護都無疑是一件好事。
根據現行刑法第八十七條和第八十八條，可以得出：法定最高刑為死刑的，經過二十年不再追訴。但是，在公安機關立案偵查以後，逃避偵查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此外，即便超過了追訴時效，但在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後仍可追訴。如果適用現行刑法，那麼在公安機關28年前已經立案的情況下，犯罪嫌疑人麻某有無“逃避偵查”就成了判斷該案是否已過追訴時效的關鍵。
有人主張，認定“逃避偵查”必須要有具體的行為。比如只有實施了諸如易名改姓、易容外逃、毀屍滅跡、偽造現場、銷燬證據、串通人證、轉移偵查視線等行為的，才可以認定為“逃避偵查”。我不同意這種觀點。“逃避偵查”不等於“妨礙偵查”。前者只要是消極的不主動到案即可構成，後者則需要有積極主動的實行行為。如果將“逃避偵查”解釋為“妨礙偵查”，非但悖離法條文本的字面含義，而且還會衍生出案中案，即：必須收集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妨礙偵查”。
事實上，殺人行為應當要受到法律追究對於每個人都是常識，因此故意隱藏、不主動投案本身必然包含有逃避法律制裁的意圖。拿“南醫大奸殺案”來說，嫌疑人為何會選擇在夜晚作案？作案時是否會刻意避開可能的目擊者？作案後是否會對外刻意隱瞞真相？這些問題其實都是不言而喻的。麻某“大隱隱於市”的背後，是其隱瞞作案事實，逃避偵查長達28年的歷史。
還有人主張，要區分“以事立案”和“以人立案”。對於“以人立案”，沒有主動投案的就可以視為“逃避偵查”。但對於“以事立案”，沒有明確嫌疑對象的，沒有主動投案就不應該視為“逃避偵查”。這種觀點我也不能同意。以什麼理由立案是公安機關的內部決策，對外發生影響的只有立案或者未立案。只要立案了，就意味著公安機關認為存在犯罪事實，也即犯罪事實已經被發現。假如這種區別不同立案事由予以不同對待的主張成立，那就意味著只要案件二十年內無法偵破，犯罪嫌疑人就會自動脫責。這實際上是在鼓勵逃避偵查。在偵查和反偵查的鬥爭中，在正義和邪惡的較量中，對“逃避偵查”做過分窄化解釋並不符合刑法的社會功能與價值。
關於“追訴時效”最重要的問題還不在“逃避偵查”的界定，而在於應當適用97刑法還是79刑法。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關於適用刑法時間效力規定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對於行為人1997年9月30日以前實施的犯罪行為，在公安機關立案偵查以後，行為人逃避偵查，超過追訴期限的，是否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適用修訂前的刑法第七十七條的規定。而79刑法第七十七條規定，在公安機關採取強制措施以後，逃避偵查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很多人據此認為，本案發生在1992年，應當適用79刑法，即在公安機關未對犯罪嫌疑人麻某採取強制措施的情況下，本案已過追訴時效。
這種主張除了有明確的法條依據，還有“從舊兼從輕”的法理依據。但問題是，“從舊兼從輕”主要適用於實體法。雖然追訴時效問題規定在《刑法》之中，但它本質上是一個程序性問題。對於程序問題，應當適用的不是“從舊兼從輕”，而是“從新”。實體法溯及既往會影響法律的穩定性及其所保護的信賴利益，但是程序法溯及既往不會產生這種後果。程序法的變革往往與一個國家的法治進步密切關聯，適用最新的程序法更能契合當下的法律意旨和進步價值。
很多人在援引最高法1997年司法解釋的時候，忽略了另外兩個重要文件。全國人大法工委於2014年7月17日作出的《對刑事追訴期限制度有關規定如何理解適用的答覆意見》（法工辦發[2014]277號）明確規定，“對1997年前發生的行為，被害人及其家屬在1997年後刑法規定的時效內提出控告，應當適用刑法第八十八條第二款的規定，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關於如何理解和適用1997年刑法第十二條第一款規定有關問題徵求意見的覆函》（法研[2019]52號）也明確，對追訴期限跨越到1997年刑法施行之後的行為，在追訴時效方面適用“從新”原則。根據上述《答覆意見》和《覆函》，我前文中關於追訴時效的那段話並無問題。只是這兩份文件未能引起足夠重視，不為人知罷了。
其實，細看最高法1997年的司法解釋也能得出同樣的結論。該解釋的原文表述為：“超過追訴期限的，是否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適用修訂前的刑法第七十七條的規定。”那麼這裡的前提條件“超過追訴期限”，毫無疑問應當是根據97刑法的規定做判斷。也即，必須首先適用97刑法的規定，如果根據97刑法“超過追訴期限”的，才要去適用79刑法的規定。問題是，本案中，根據97刑法根本就沒有“超過追訴期限”，意味著根本就用不著再去適用79刑法的規定了。
關於刑法溯及力，現行刑法第十二條的規定也值得仔細研讀。原文表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如果當時的法律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適用本法”。這條規定很明確，只有“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才能“按照當時的法律追究刑事責任”。結合到本案，也即是否應當追訴應當適用97刑法，但具體定罪量刑應當適用79刑法。眾所周知，刑法條文的效力要高於司法解釋，對最高法1997年司法解釋的解讀不能違背刑法第十二條的規定。
追訴時效制度設立的依據有很多，比如維護社會關係的穩定、降低偵查和司法的成本等。但這些都是相對次要的價值。類似“南醫大奸殺案”這樣的惡性犯罪案件，被害人家屬持續督促跟進偵查進展，公安機關接力追兇數十年，犯罪行為造成的創傷並未自動修復，導致的危害後果也並未完全消除。即便按照有些人的主張，該案是否已過追訴時效，也還要看麻某在該案之後有無實施其他的犯罪。更重要的是，追訴時效問題還有兜底條款。就算這個案件過了追訴時效，仍可以通過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的方式進行追訴。所以真的不用擔心追訴時效問題，南京警方不會白忙活一場。出來混總是要還的，或早或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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