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是一座英雄的城市”，這句話現在又多了新的內涵。武漢人民的勇敢不僅在於能夠勇敢的面對疫情病毒，而且在於面對弄虛作假，能夠勇敢的把真實情況大聲喊出來。那句“假的假的”，樸實無華，卻充滿力量。它如同利劍劃破長空，割開了弄虛作假者編制的彩虹。用正義網的話說，“那一聲‘假的’，打腫了官僚主義的臉”。
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讓自己的聲音被聽到，看似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正如痛了就喊，不平則鳴，原本是人最基本的生理反應，也是人最原始的條件反射。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在相當多的場合，真話實話被屏蔽，只留下了假話大話空話四處橫行。說真話輕則可能被視為不識時務、不配合大局，重則可能面臨各種不測的風險。於是，很多人謹小慎微的把真話憋進了肚子裡面。
武漢的那幾句“假的假的”，之所以能很快引起共鳴，是因為它給了人們酣暢淋漓的釋放感。憋了有多久，釋放的快感就會有多強烈。更何況，這是在對著中央指導組的高級別領導喊話。普通的吃瓜群眾，平生哪有機會接近這等級別的領導，又哪有機會對著這等級別的領導大聲喊屈？
幸運的是，武漢市中建開元公館小區的居民們抓住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他們打開窗簾，拿著高音喇叭，大聲的道出了實情。更加幸運的是，這個聲音不僅沒有被屏蔽，相反引起了領導的重視。很快，有關方面派人對這個社區的3000多戶居民逐一上門調查，問題訴求很快就得到了解決。
大聲表達，不僅能帶來生理的快感，而且還能解決現實問題。各路媒體紛紛跟進，藉機掀起了一股對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批評浪潮。如此圓滿結局，讓這個事件的居民們充滿了英雄版的色彩，也因此鼓舞了很多人。不過，馬上就有人撰文提醒民眾切勿盲目效仿。
其實，這不是該不該盲目效仿的事，而是能不能重複效仿的事。原因是，武漢這件事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是一系列因素的耦合，充滿了偶然性和特殊性。一旦這些條件不具備，那麼類似的事情就不可能再重複出現。
先說天時。如果不是因為病毒將大家都禁錮在了家裡，領導視察社區，是否還能有那麼多居民在家見證真不好說。如果不是長時間隔離導致的普遍壓抑，這樣的聲音會否被主旋律的聲浪淹沒更不好說。
再說地利。如果不是近距離的接觸，這樣的聲音是否能夠傳播到領導耳中真不好說。如果不是武漢的特殊疫情和巨大犧牲，主流媒體和有關方面對武漢是否還會如此寬容、如此待見更不好說。
最後說人和。如果不是領導及時中止視察，要求調查實情，這個事情會否逆轉真不好說。如果所涉及的事情不是配送蔬菜豬肉之類的瑣碎小事，問題能否快速解決也不好說。如果不是由翠園社區居委會工作人員和物業公司的志願者出面背鍋接盤，這個事情能否會有如此圓滿的結局更不好說。
這麼多的不好說，充分揭示了這個事件極其難得的特殊語境。在正常情況下，領導視察小區，都會做大量的準備工作，吃瓜群眾即便“偶遇”也只會“感恩”，不可能大聲抗議，更不可能拿著高音喇叭喊話。如果做了類似行為，更大的可能是被警方帶走，以尋釁滋事之名被追究法律責任，而不是佔據社交媒體的頭條，甚至登上央視的新聞聯播。
站在現代政治學的角度，武漢事件之所以能夠發生，是因為具備了三個最根本的條件：在場、接觸和接納。對這三個條件的滿足情況，某種程度上可以作為觀察一個國家政治文明的標尺。
民眾只有在場，才能知曉經過，才能瞭解實情。為了創造民眾在場的便利條件，現代政治採取的最重要手段是透明和公開。議員開會你可以不在議院，但你可以看電視直播；法院開庭你可以不在法院，但你可以看網絡庭審直播。更多的透明，更少的隔閡，才可以讓民眾更多的在場。
最原始的接觸方式當然是面對面，但現在逐步發展為通過網絡、媒體等方式進行交流和互動。武漢的居民用高音喇叭克服距離對聲音的阻隔，但我們更多的人可以通過網絡、媒體去進行表達，這些現代媒介是更為有效、更為強大的高音喇叭，它們可以讓我們的聲音穿越物理的阻隔讓領導聽到。
領導要想傾聽真話實話，就必須要善於走進最基層的群眾，瞭解最真實的社情民意。接納，主要是指接納不同的意見和批評的聲音。有的領導不唯實，只唯上，那是因為他的官位和晉升是由上面決定的。《聖經》上說，“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那裡”，說的大概就是這個道理。
歷史學者鮑鵬山說，生氣的人多了，社會就有救了。他不是告誡人們莫生氣，而是提醒大家要生氣。莫生氣是滋補雞湯，要生氣才是救世良藥。一個國家有人生氣，這個國家才有生氣。武漢事件把板子打在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身上是對的，但也是遠遠不夠的。因為需要繼續追問，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滋生的土壤又是什麼？只有把這個問題解決好了，武漢之聲才不會成為絕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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