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七年十一月，对于大明帝国而言，岁月并不静好，因为蒙古铁骑依然在威胁着京师。
为了打理父皇留下来的烂摊子，现任皇帝朱厚照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派太监去问问内阁的意见。没想到，一向温文尔雅的和事佬内阁首辅李东阳这回反应却异常激烈，死活不肯奉诏，直接把正德皇帝的命令顶了回去，并且告诉传话的太监：“我今日如果曲意逢迎皇上，日后即有后患，百死何赎！”
李东阳深知，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却是很难折断的。于是他发动六部、科道官等文官集体反对，一时之间，搞得正德皇帝很下不来台。
这条激起强大反对声浪的旨意，就是“京边官军兑调操习”。这八个字解释起来很简单：把京军的官军调到边关，再把边军调到京城。
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京军下基层锻炼，基层军队上调京城充实队伍。
皇帝老人家的这个想法好不好？
一、战五渣的京军
顾名思义，京军就是京城的军队，边军就是边关如宣府、大同等地的军队，二者向来各安其位。上一次让边军进京，已经是近一百年前的事了；而让边军和京军定期换防，在明朝更是前所未有。
后世的文人评价说：“祖宗时，未有调边兵入内地者”。
换言之，正德皇帝这么干，完全是不把祖宗的规矩放在眼里。
朱厚照为啥要大费周章地推动这一举措？主要还是因为正德朝京营的战斗力实在太差了。
曾经的京营，可以说是整个明朝最精锐、最骁勇的部队，当年明成祖朱棣屡次北征，率领的可都是京营的人马。但自宣德朝之后，京营的战斗力便江河日下，早不复当年之勇。后来土木堡之变，朱祁镇御驾亲征，兵败被俘，从征的京营几乎全军覆没，这之后重新建立起来的京营，早没有当年的精气神。
到弘治年间，承平日久，没有战争的锤炼，京营已相当孱弱，无论兵士还是将领，都弥漫着颓靡之气。弘治十三年，弘治皇帝满怀期待地派遣平江伯陈锐操练京营兵马，主动出击，抵御蒙古侵袭，可陈锐听说敌人火筛“赤面颀伟，骁勇善战”，畏惧不前，不敢承担重任。
临行之时，弘治亲自将军印赐给他，他竟当着皇帝的面跌了一跤，把军印直接摔在地上。
不敢上也得上，陈锐并非将才，赶鸭子上架，自然干不好。刚开始他不敢主动出击，龟缩不出，还忽悠弘治，说这叫做“坚壁清野”。时间长了，弘治皇帝渐渐失望，眼见并无成效，只得把他撤了回来。
对于这种局面，弘治皇帝自己也很焦虑，弘治十七年的一次召对中，他问李东阳和刘大夏，为什么当年老祖宗朱棣，能够亲率京营，北征蒙古，现在却不行了呢？
刘大夏只好说了大实话：“太宗之时何时也？！有粮有草，有兵有马，又有好将官！今粮草缺乏，军马疲弊，将官鲜得其人，军士玩于法令……”
总之一句话，皇上，时代变了。
更直接的话，刘大夏和李东阳不敢说，其实，京营战斗力之下降，不能光怪祖宗，弘治皇帝自己也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弘治六年，京城里有几场大工程要忙，首先是去年弘治皇帝的妹妹仙游公主去世，她的坟还没修好，紧接着是修弘治皇帝的老丈人，也就是张皇后亲爹的坟，再加上玄武门以及护城河的修缮，这么多事，人手不足，弘治皇帝便下令，让京营的官军去干活。兵部尚书觉得不妥，极力反对，但弘治不仅不听，还命令这几项工程都要加快进度，早点完成。
之后，弘治屡次从京营中调拨人马，修宫殿、盖房子，每次都是万余人应役，搞的京营疲于奔命。兵部尚书马文升再次上疏，说如今“民困于征求，军困于工役”，应该停一停了，那么弘治皇帝什么反应呢？“嘉纳之”，那意思就是，你讲的很有道理，但下次再说吧。
在这样沉重的劳役负担下，指望本来就久疏战阵的京营一面搞土木，一面还能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岂不是天方夜谭？
所以，当弘治十七年，蒙古铁骑再次犯边时，弘治皇帝面对的，就是一个无兵可用的尴尬局面。
二、正德皇帝的改革方略
一年后，弘治皇帝去世，这个烂摊子丢给了他的儿子，出了名的“顽童天子”正德皇帝朱厚照。朱厚照特别热心军事，他看着皇城脚下无能的京军，越看越不顺眼。
事实再次证明了京军战斗力的低下，正德五年，刘六、刘七农民起义在河北爆发，规模迅速壮大，直逼京师，而京军却一触即溃，屡战屡败，最后，不得不从宣府、大同、辽东等边防前线，调来久经沙场的边军兵马，才扑灭了这场起义。
京军磨了半天也解决不了的问题，边军一来就搞定了，二者战斗力的鲜明对比，让正德印象深刻。于是，他一拍脑袋，想出了主意：京军与边军对调操练，参与调换的将士，每人赏银一两。
他的思路很直接：京营的战斗力差，是因为练得少，那就把京营送到边关去，在边关实战演练，等练好了再回来。同时，把一部分战斗力较强的边军调到京城，让孱弱的京营见识见识，仗该怎么打。
然而，对于这种完全将“祖宗成法”置之度外的行为，正德皇帝一开始心里也有点发怵。他恐怕内阁老臣们不答应，先让太监去探探内阁的口风，首辅李东阳果然坚决反对，并上疏皇帝，一口气列出了十条反对理由。
▲影视剧《正德演义》里的李东阳
李东阳明白，正德皇帝向来标新立异，跟他掰扯祖宗成法是没用的。所以在奏疏中，他并未纠缠于“旧制”，而是从可执行性方面，指出了对调操练的种种问题。
他认为，以边军的人数，防御蒙古本来就捉襟见肘，再抽调边军进京，会使得边防守备空虚。另一方面，京营长途出动，有扰民之嫌。最要紧的是，这样距离远、规模大的换防，靡费军饷，加重了财政负担，明朝未必能拿得出这么大一笔开支。
这几个理由，讲得条分缕析，头头是道。但朱厚照可不是一般的皇帝，只要他想做，你怎么反对都无济于事。几个月后，李东阳半是被迫、半是自愿地致仕退休，回家休养，而朱厚照则绕过不听话的内阁，通过“内旨”，直接下达了调换命令。
事情的发展并不顺利，换防开始后，辽东、宣府、大同、延绥这四大重镇的边军来到京城，号称外四家，规模高达数万人。因为是“奉旨轮换”，他们在京城作威作福，有恃无恐，把京城搞得乌烟瘴气。而京营的人马到了边关，天高皇帝远，更加没人管，战斗力也没怎么进步。原本的一箭双雕之计，却两头都没落到好。
李东阳的担忧是对的，再好的想法，也需要严谨的制度设计和实施执行，而正德皇帝及其亲信，是没有能力把这么大规模的事情办好的。管理不善，反而给某些人提供了新的从中牟利的空间。
可是，“变”未必好，“不变”却必然更糟，京军的战斗力差，是动摇明朝基石的大问题，如果再不解决，只会贻害更深。而以李东阳为代表的大臣们，看出了对调操练的弊病，却并没有提出更切合实际的方针，如何能指望正德回心转意呢。
三、越改越乱，不如不改
这就是明朝最大的危机，人人都知道体制有问题，需要改革。但就算皇帝冒天下之大不韪下决心改变体制，再好的政策落到下面都会荒腔走板，变成了一些利益集团“谋利”的工具。
越改越乱，越改越麻烦，于是人人心中咒骂体制不行，却没有人敢打破僵局。就连李东阳这样的内阁首辅，学富五车，也提不出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只能消极的反对皇帝的改革措施。
这么玩，迟早得玩完。
随着正德皇帝去世，对调操练也没了下文，京营的战斗力并没有实际上的改善，而吃空饷、虚报人数的现象愈发严重。三十年后，嘉靖朝庚戌之变，俺答从古北口一路长驱直入，驻军通州，包围了京师。
十几天中，京军从头到尾不敢出战，眼睁睁看着俺答在京城周围大肆掳掠后扬长而去。嘉靖皇帝曾经致力于扫除正德留下的“弊政”，但如今也不得不重新恢复正德的安排，顶着沉重的财政负担，让边军进京入卫。
终明一朝，京军的的战斗力再无起色，京营之孱弱，终于使明朝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促成了满洲的铁骑完成了“蛇吞象”的惊天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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