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镇羁留草原之事，史书称之为明英宗“北狩”事件。朱祁镇在位的时期正值明朝的多事之秋，这时的大明帝国早已褪去了洪武、永乐年间“王师追讨，北虏远遁”的风采，自仁、宣之时，守成之君们愈加因循守旧，保守的防务政策、尖锐的国内矛盾使得疆土是内忧外患。尤其是在北方，边务日渐废驰，民族关系日趋紧张，传统劲敌蒙古各部叛服不定，频频南下侵扰，双方矛盾逐渐激化，最终酿成了影响历史的“土木之变”。
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被俘之后，落入了瓦剌也先手中。对于他那段“北狩高原”的岁月，明朝官方史料记载－《明英宗实录》等并没有涉及太多。毕竟朱祁镇在草原上的生活起居，当时明朝的史官并没有第一手资料，是无法直接了解和掌握的。
但随明英宗一同被俘的一些侍卫、大臣，以及后来明政府派往瓦剌的使臣成为事件的亲历者，在他们后来所著述的文章中倒可以看到一些详尽记载。如当时明英宗身边的锦衣校尉袁彬所著的《北征事迹》、时任通事（翻译人员）的杨铭（哈铭，蒙古人，一说回回）所著的《正统临戎录》《正统北狩事迹》，出使瓦剌的礼部右侍郎李实所著的《北使录》、土木兵败逃脱又再度出使瓦剌的右都御史杨善所著的《使虏记》等，这些都成为掌握明英宗北狩生活的重要参考资料。
本文继续《 》之前述，按照时间脉络为各位解读明英宗朱祁镇后“土木”时代的故事。
生擒英宗
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公历1449年9月1日），明英宗的亲征大军陷入瓦剌骑兵的合围之中，“官军人等死伤者数十万”。
土木之变剧照
这一军事溃败后的场景，明英宗的近臣哈铭后来对此做了详细记载。哈铭是蒙古人（后赐杨姓），他本来是明朝的一名通事，土木之变发生时，哈铭其实并不在现场，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时，他原本随其父杨只跟着指挥使吴良，一同前往瓦剌也先那里送赏赐，结果被瓦剌给囚禁起来。
后来，他被送到了被俘的明英宗那里。在《正统临戎录》中，他“间闻圣旨备说”描述了当时的场景：起初，明英宗派人去找也先讲和，结果派去的使臣在回营的路上被瓦剌使臣给杀了。
兵败后，明英宗“蟠膝面向南坐”，有蒙古兵要强行夺取明英宗朱祁镇的铠甲，看到他的外表不一般，就押着去见也先的弟弟赛刊王（赛罕王）。
朱祁镇影视剧照
毕竟是大国之君，明英宗见到了赛刊王，仍然不失气场，反而质问对方是也先还是赛刊王，是伯颜帖木儿还是大同王。在发觉明英宗应该不是一般俘虏之后，赛刊王就告知了也先。也先随后叫上两个曾经出使过明朝的瓦剌使臣哈巴国师、哈者阿里平章一同前来辨认。结果明英宗一眼就认出跟随也先的两个人，并且喊出了名字。
在确认了明英宗的身份之后，也先是喜出望外。不过，面对如此重量级的俘虏，他也并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置，于是召集大小头领商议。其中一个头目认为明朝一直是瓦剌的敌人，应该除掉明英宗，一席话惹怒了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他认为“上天不曾让他死，我们怎么能害他性命”，其他众头领一看，纷纷认为“知院说的是”，也先于是就把让明英宗去了伯颜帖木儿大营。从这段记载中能够证实，明英宗在后来确实与伯颜帖木儿建立起了联系，并且在明英宗能够返回明朝这件事上，伯颜帖木儿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对此，《明史》后来的总结更是是简单直白，说也先听到明英宗被俘是“错愕未之信，及见，致礼甚恭，奉帝居其弟伯颜帖木儿营”。
瓦剌大营
瓦剌上层对于明英宗这样一个人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其实也不难理解，当时的蒙古方面是瓦剌和鞑靼暂时形成了盟友关系，但两部的合作并非铁板一块。土木之变中虽然瓦剌的获胜，但还并不具备一口吞掉明朝的实力，两手准备是免不了的。因此，也先在得到明英宗这样一个筹码后，一方面继续军事威胁，另一方面开始利用明英宗的天子身份开始大做文章，以获取最大利益。
天子叫门
《明英宗实录》中记载, 八月十六日（公历9月2日），明英宗朱祁镇的车驾被瓦剌士兵控制后，到达了雷家站。明英宗在这里安排了锦衣卫校尉袁彬写信，由千户梁贵携书信回京，去取“九龙蟒龙缎匹及珍珠六托、金二百两、银四百两”，送给也先，以图自赎。由此推断，从这里就拉开了后来也先挟持英宗，巡边叩关，“天子叫门”的场景。
朱祁镇剧照
剧照
袁彬当时只是一名锦衣校尉，为什么安排他去执行这项任务呢？根据他在《北征事迹》中描述，袁彬被俘后，在十六日这天于雷家站的一处高岗上，见到了坐在地上的明英宗朱祁镇，当时明英宗被瓦剌兵围着，袁彬赶紧叩头大哭，说自己是“校尉”，但明英宗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却不让袁彬自称是校尉，只能说是“原在家跟随的指挥”。又问袁彬会不会写字，袁彬表示会写后，明英宗“就令在左右随侍答应”。
对于袁彬的到来，哈铭的《正统临戎录》记载是，他在瓦剌大营见到了明朝的千户梁贵，回子撒失刺跟梁贵说，他“在营里拏了一个识字的人，我进与皇帝伏侍”，让哈铭奏报给明英宗，这个人就是袁彬。可见在土木堡之变后，明军人员死伤逃亡严重，在后来证实了明英宗的皇帝身份后，瓦剌方面也开始给明英宗从战俘中寻找一些合适的随侍，袁彬就被选中了。
袁彬的真实身份是锦衣校尉，那明英宗为什么不让袁彬自称校尉呢？哈铭在《正统北狩事迹》中提到了这一细节，“虏所怒者校尉，勿云校尉，只称识字人”。原来，明英宗也担心瓦剌知道了袁彬是锦衣卫校尉真实身份后，会将其杀害，为了在自己身边留下一批忠实可靠的有用之臣，就提醒他以“会识字的人”身份担任自己的随侍人员。
袁彬剧照
再看《明英宗实录》中这段记载：八月十七日（公历9月3日），“也先闻车驾来，惊愕未信，及见，致礼甚恭（文中前述《明史》曾引此文）。奉至宣府城南，传旨谕杨洪、纪广、朱谦、罗亨信开门来迎，城上人对曰‘所守者皆皇上城池，天暮不敢开门，杨洪已别往。’乃移跸，涉宣府河而北“。这段话其实是明朝史官在编修《明英宗实录》时引述袁彬的《北征事迹》之言，难免有些“脸上贴金”之意。后面还有一些更为离奇的描述，先是这一天大雨中雷电劈死也先座骑，半夜，袁彬出帐发现红光笼罩英宗寝幄。后有瓦剌人打算刺杀，结果看到英宗的寝幄有祥瑞之异，就不再行凶。第二天（八月十八日，公历9月4日）一早，也先来到英宗帐前“顿首，进熟肴及皮服、寝具”。
此时，明英宗还再派宦官喜宁到京城取赏赐给也先的金珠彩币，再求自赎。试想，明英宗来到宣府叫门，难道是也先毕恭毕敬地请来的？这一说法值得商榷。不过以明英宗当时执意亲征的那种性格，他仍然是非常自信的，不管是也先的计划，还是明英宗自己打算通过索取赏赐以换取自由，这次宣府之行，他应该是积极配合参与的。《北征事迹》中描述，袁彬等人先是到宣府西城角舍喊话，结果被守城之人放短鎗，不得已又转到了南门再宣圣旨。
可惜明英宗的宣府之行没有成功，驻守宣府的人并没有买他的帐，拒绝开门，而且明确表示总兵官杨洪不在城内。这在《明英宗实录》《明史》及袁彬的《北征实录》中口径一致。
不过，根据形成于景泰年间的杨洪碑文《昌平伯进侯追封颍国公谥武襄杨公洪墓碑铭》中所记载，当时“土木之溃,贼为伪书,遣其下伯颜帖木儿、麻亮等诱公开门,公遣人出,缚送京师。”由此可见，杨洪当时肯定在城内，并且认为这是也先等人的故意设计敲诈，把“宣读伪书”之人缚送京师。在哈铭的《正统临戎录》中，干脆直接说“着袁彬等叫城，有城上总兵、太监等官不认，放鎗要打”。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中也同样记载“也先拥上道宣府，总兵杨洪闭城门不出” 。
李贤后来在他的《古穰集》中对宣府总兵杨洪当时的表现是非常的不满，认为他见死不救。说杨洪“在宣府惊惶无措，闭门不出。若土默特之围洪能以后冲之，必无是败。及敌人得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视君父之难，畧不为急，所存可知矣”。但奇怪的是杨洪的表现却得到了负责监国的郕王朱祁钰的肯定，后来在八月二十四日（公历9月10日）被升为了昌平伯。
杨洪像
到八月二十日（公历9月6日），也先挟明英宗来到大同东塘坡，明英宗传圣旨让力士张林送到了大同城里。驻守大同的总兵官刘安、都督郭登、都御史沈固把张林给抓了起来，审问来历。
八月二十一日（公历9月7日），明英宗先是派遣忠勇伯蒋信（蒙古人，土木之变中一同被俘）到大同城下宣旨开门，结果城中人并不相信他。于是再派袁彬持驾牌骑马到城下跪说，讲述了土木之变经过，守卫发现这一情况，放下吊桥让袁彬我进了城，见到刘安、郭登、沈固、霍瑄等官员。
听到袁彬的叙说，广宁伯刘安出城见到了明英宗，刘安本是一同随明英宗亲征的，准备回师时，任命刘安镇守大同的。明英宗此时大哭，刘安也随之大哭。明英宗让刘安回去，派一个翻译李让随袁彬过来。伯颜帖木儿方面提出索要羊、酒、钱等赏赐，刘安、郭登等官员又出城朝见，奉上了羊、酒、钱等。明英宗又问刘安城里有多少钱粮，后让袁彬随刘安进城取钱取二万二千两，分赏给也先、伯颜帖木儿以及众瓦剌兵。
郭登
《明英宗实录》中记载，这时的朱祁镇是“谈笑自若、神采毅然，（郭）登等相谓曰：圣主可谓处困而亨者矣”。
得到了实惠的瓦剌并不想撤退。八月二十二日（公历9月8日），明英宗让袁彬再传旨，索要武进伯朱冕、西宁侯宋瑛、内官郭敬的家财以及三人的蟒龙衣服、酒器，赏赐给也先；让城内的大小指挥，千户、百户把衣服彩缎等送来赏给也先帐下的大小头目；接着又摆筵席款待瓦剌。到了晚上，明英宗随也先驻扎在城西二十里处，城内派夜不收（哨探）来密告袁彬，说打算让明英宗“石佛寺去待他，寻不见时，便乘间入城”，袁彬赶紧把城里的这一营救计划向明英宗作了汇报，明英宗说“此危事使不得，先在土木时不曾死，我命在天，若万一不虞，如何好，遂不用其计”。大同守军计划夜救皇帝的计划被拒，显然，明英宗认为过于危险，而且他坚信也先达到目的后一定会放了自己，这也似乎应了《明英宗实录》中记载所谓的“谈笑自若、神采毅然”。
在《明英宗实录》中记载这一营救计划是郭登提出的，但这在袁彬的《北征事迹》中并没有指明是谁，而且《明英宗实录》中的记载显然过于乐观。这一点在《明史纪事本末》和《国朝献征录》中却是另一番记述，说郭登闭门不出，《明事纪事本末》中说也先挟持明英宗到大同索要金币，“约赂至即归上。都督郭登闭门不纳。上传旨曰：‘朕与登有姻连，何外朕若此！’”，郭登却说：“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启闭”。 后来，广宁伯刘安、给事中孙祥、知府霍瑄等答应了也先的条件，然而，“既献，复不应”。
《国朝献征录》中收录袁袠的《定襄伯赠定襄侯谥忠武郭公登传》也有同样记载“也先奉上皇至城下，索金币万计，约赂至，即归驾，登闭门不纳”，而且说郭登策划招募勇士劫救明英宗，结果“或以危言沮之，虏逐惊疑，拥上皇去” 。
瓦剌
也先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明英宗实录》181卷八月乙亥条中记载，镇守大同的广宁伯刘安后来回京汇报工作，提到明英宗曾跟他说“也先欲将其妹与我结姻，送我回京，仍正大位”。而且还让他向皇太后奏报，说他“虽虏中，身体无恙，若再遣使臣，多赍表里物货前来给赏，可得早回，如来迟，恐深入虏地”。就是说，明英宗让刘安带话给朝中说，也先希望跟他结亲，支持他回朝继续做皇帝，而且他现在瓦剌那边一点事也没有，应该多派使臣送来钱财，自己就能早回去，如果送晚了，他就会跟着瓦剌到他们腹地了。
但郕王朱祁钰却不这么认为，他申斥刘安说，“尔等俱出朝见，及与银两、叚匹赏众。此盖虏寇设计诈诱，尔等尔等无知无谋，至于如此，朝廷用尔镇守何为？中国惟知社稷为重，今后但有此等，不分真伪，尔等决不可听信，以误国家。近者虏寇诈诱杨洪三次，洪皆不听，如尔等日后再听诈诱，罪不容诛，慎之，慎之，遂以此意遍谕沿边诸将”。此后，刘安在九月就被下狱，论死处置。十月，北京保卫战爆发后，得以赦免。
一边是明英宗频频四处要钱急于赎回自己，另一边是郕王朱祁钰定性为“诈伪”，训斥刘安“无知无谋”，这也说明，当时的明朝内部已经知悉了明英宗在瓦剌的情况，并且朝中的权力已经在向郕王朱祁钰转移。
江山旁落
八月二十三日（公历9月9日），在离开大同时，也先在猫儿庄（今内蒙古丰镇市东北边）开会，说打算送明英宗南归，知道这一消息后，明英宗又加快了自赎进程。到了晚上，车驾到水尽头（今内蒙古丰镇市官屯堡乡），明军指挥盛广等人送来银子三千两。
八月二十四日（公历9月10日），明英宗车驾来到威宁海子（今察哈尔右翼前旗黄旗海），又为也先送来衣服。
八月二十五日（公历9月11日），明英宗车驾来到九十九个海子（今察哈尔右翼中旗九十九泉）。（《北征事迹》中记载为二十七日到）
八月二十六日（公历9月12日），明英宗车驾到达柳源县，又为也先送来彩缎、羊、酒、蜜食等物品。（《北征事迹》中记载为二十八日到）
八月二十七日（公历9月13日），明英宗车驾到达黑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大小黑河）。（《北征事迹》中记载为二十九日到）
八月二十九日（公历9月15日），明英宗车驾到达八宝山（今内蒙古大青山）。（《北征事迹》中记载为三十日到）
九月一日（公历9月17日），提督居庸关的兵部员外郎罗通汇报说瓦剌打算送明英宗车驾回京，担心其中有假，请求增加各关隘兵力。
九月三日（公历9月19日），瓦剌也先派遣使臣纳哈出等人来京奏报事宜，明朝方面“赐宴并彩币表里等物”。并于九月五日（公历9月21日）返回，郕王朱祁钰还给也先写了一封信，说“我与可汗当顺天道，合人心和好如旧”，并送给了也先大批钱财物品，纳哈出走后，明英宗派来要求赏赐的宦官喜宁，以及明政府派出的翻译、都指挥岳谦等人，他们又共同把赏赐送到也先那里，并把明朝内部“不肯信，只要立郕王做皇帝”的消息带给了明英宗。
袁彬、喜宁剧照
此后，巡抚山西的右副都御史朱鉴又奏报说也先诡诈百端，劫掠大量的武器钱财牲畜人丁，还在关外四处敲诈，所谓“以结亲为由遣使来京”实际上是“刺探情报”。
九月六日（公历9月22日），郕王朱祁钰即皇帝位，是为明代宗，遥称明英宗朱祁镇为太上皇。
明代宗
九月十六日（公历10月2日），明英宗车驾到达断头山（今内蒙古卓资县一带的大青山中），明朝政府送来的各类钱财物品等也到了，“也先进诸品熟野味”。袁彬的《北征事迹》中记载，明英宗朱祁镇得知朝中政局已变，就写了三封信：一封是禅位于郕王朱祁钰的，一封是给皇太后问安的，一封是写给朝中百官的，无奈地接受了位居太上皇的尴尬地位。
小结
穿过草原，越过山川，载着梦想和回忆，一直是信心满满的明英宗，在瓦剌也先的挟持下，开始了巡着明边叩门问关之路，本来寄希望于也先能早早开恩，放自己回朝，可惜通往京城的路太难，一路叩问，最后等来的只有毡布帷帐，逐水而居。
（未完待续，本文原创作者：史说新传，部分图片源自网络及大明王朝惊变录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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