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忠堯，1902年出生於浙江省諸暨縣，1998年逝世，是中國原子能之父，中國第一臺質子靜電速器的研製者，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發現反物質的科學家。
1930年，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留學期間，年僅28歲的中國科學家趙忠堯在實驗中觀測到正電子，並發現正、負電子產生和湮滅現象，這一發現是人類從古至今第一次知道了反物質的存在，趙忠堯也成為人類物理學史上第一個發現反物質的物理學家。
趙忠堯這一劃時代的發現震驚了當時的科學界。他的研究成果為後來研製正負電子對撞機提供了理論基礎，同時也奠定了他在世界物理學界的崇高地位。
但是諾貝爾評委會對中國科學家存有偏見，並沒有把諾貝爾獎頒給趙忠堯，二年後，安德遜把趙忠堯的實驗又重複了一遍，得出來同樣的結果。然而令人感到意外又荒唐的是，諾貝爾獎評委會居然把諾貝爾獎頒給了抄襲者安德遜，而沒有頒給真正的發現者趙忠堯，這令當時的科學界同行感到非常詫異！
就連前諾貝爾物理學獎委員會主任愛克斯朋都說，這是一樁“很令人不安的、沒法再彌補的疏漏（實際就是故意的，根本不是什麼疏漏）”。“趙忠堯在世界物理學家心中是實實在在的諾貝爾獎得主!”
諾貝爾獎獲得者丁肇中評價說，趙忠堯是正負電子產生和湮滅過程的最早發現者，沒有他的發現就沒有現在的正負電子對撞機，也就沒有今天的物理研究。
趙忠堯錯失諾貝爾獎這一事件典型地說明了諾貝爾科技獎存在嚴重的文化自大、種族傲慢和政治上的偏見。正是西方這種自大、傲慢和偏見導致過去一百多年裡，至少有數十位中國科學家應該獲得諾貝爾獎而沒有得到。
比如說，1959年現代中國最偉大的物理學家、原子彈之父王淦昌在實驗中發現了“反西格瑪負超子”。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發現的反粒子。 反西格瑪負超子的發現，在當時科學界引起了巨大轟動。世界各國的報紙紛紛刊登了關於這個發現的詳細報道，“王淦昌”成了新聞導語中的主題詞之一。 蘇聯《自然》雜誌指出：“實驗上發現反西格瑪負超子是在微觀世界的圖像上消滅了一個空白點。”關於反西格瑪負超子發現的意義，當時科學家認為“其科學上的意義僅次於正電子和反質子的發現”。在高能物理的歷史上，反西格瑪負超子的發現對證實反粒子的普遍存在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
這個“反西格瑪負超子”要是西方人發現的，早就獲得諾貝爾獎了，諾貝爾獎就那麼回事吧，早就政治化了，在某種程度上是給西方價值體系內國家的人設的！
再舉幾個例子，像黃昆在固體物理學上劃時代的貢獻，人工胰島素的合成，潘建偉在量子通信領域開創性的研究、顏寧關於葡萄糖轉運蛋白的發現等等，都是遠超諾貝爾獎級別的科研成果，在中國這樣的例子太多了，舉不過來，不一一列舉了。所以說諾貝爾獎西方政治色彩太濃！
今天中國的科技實力正在迅猛崛起，其成就世界有目共睹，也完全不需要諾貝爾獎來證明！西方國家的打壓、封鎖阻撓不了中國科技的崛起！我們照樣建空間站、上月球、上火星。區區諾貝爾獎動搖不了中國人民的科技信心，只能加速中國科技的快速崛起！
未來中國也應該設立一個世界級別的科技大獎，在科技評判上的，我們要掌握主動，不能讓這方面的評判話語權被西方壟斷！如果我們設科技大獎，要有轟動性，更要具有世界性，不能像諾貝爾科技獎那樣狹隘，只喜歡頒給西方價值體系內的科學家。
這裡說點題外話，國內一些專家學者動不動就拿中國沒有多少科學家獲得諾獎來貶低中國科技的創新能力，但是沒有多少中國科學家獲得諾獎，不等於中國沒有大批諾貝爾獎級別的科研成果，以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和今天中國在科技創新上所取得的成就，說中國沒有諾貝爾級別的科研成果，我想稍有點獨立思考的人都不會相信，不過國內有些專家學者偏偏就相信，真不知道他們啥時候能自信一點，啥時候能實事求是地看問題。
一個國家的科技創新能力要根據實實在在的科研成果來評定。今天中國科學家發表在美國《科學》、英國《自然》等世界權威頂級刊物上的一流原創性科研論文的數量僅次於美國，未來將有趕超之勢，這難道不是基礎理論方面創新能力的體現麼。中國要是沒有創新能力，“兩彈一星”、“北斗導航”、“空間站”、“嫦娥四號”、“量子通信”、“載人深潛”等等這些偉大科技成果是怎麼研製出來的。這些核心技術都是在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嚴密封鎖的情況下，我們自行研製出來的。難道非得獲得了什麼獎才叫創新麼。
國內某些專家學者這種單純以是否獲得諾貝爾獎來評價一個國家創新能力的評判思維需要改變。門捷列夫沒有獲得諾貝爾獎，並不會動搖他在化學史上的偉大地位；同樣，趙忠堯沒有獲得諾貝爾獎，也不會改變他對物理學所做出的劃時代貢獻。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一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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