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來到位於紅磡的香港理工大學。這裡之前經歷了幾天幾夜的“戰火”,變得分外冷清,甚至有種難以言說的死寂感。
在這之前,我還去過香港科技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雖然沒有鏡頭前理工大學那麼火光沖天,但兩校的壓抑感驚人相似:黑衣黑褲黑口罩的人在校內遊走,人流密集處噴著斗大的黑字,到處能看到政治類海報與煽動性言論,整個校園被社會上的情緒所裹挾。而港科大周姓學生之死點燃這股戾氣,最終走到了這樣的地步。
香港大學生怎麼了?
先換個場景。一個月前,港鐵“大學站”內還能勉強運行。大學生排著長隊靜靜地等地鐵。車來了,一個接一個上去,沒人爭搶更沒人加塞。看到這樣場景,再看看地鐵站外被折騰得一片狼藉,真讓人覺得不可思議,或許是同一批人,AB面之間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反差?
如果把時間維度拉長,5個月前恐怕沒有人會想到香港竟有這麼一批“勇武”大學生,沉溺在政治漩渦中不能自拔。他們在街頭、校園與警方激烈對抗,發明“私了”“裝修”這些自我美化的暗語,甚至出現無端攻擊內地學生情況。
在當地媒體的報道中,這些年輕人說是為了“香港未來”,認為自己是城市“英雄”。或許是這樣的觀點,給他們“勇氣”做出許多過去連夢裡都不敢想的事情。
但問題是,給這些黑衣人賦予所謂“正義感”的事情,遠遠不是他們想象中的那樣。或者說,他們看到的只是問題最表面。比如,要求“撤銷被捕人員起訴”,表面看能讓手足免於刑責,但卻以犧牲香港法治精神為代價。再如,10月17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就說,香港示威者提出的“五大訴求”旨在推翻香港特區政府。也就是說,要求滿足“訴求”只是“表”,爭奪這座城市的管治權才是“裡”。
還有一點,如果這些大學生真對自己行為那麼有道德自信,大可不必用面罩蒙臉,用傘遮擋。另一個小細節就是,前段時間香港校園中會看到這一幕:學生老師在與黑衣學生就政治問題爭論時,一旦後者理屈詞窮,就會喊上幾句“五大訴求,XXXX”之類的政治口號。我們常說,有理不在聲高。這些讓他們如獲至寶的壯膽口號,掩蓋的正是無法回應質疑的尷尬與心虛。
謊言就是謊言。即便給披上了一件光彩的“英雄”外衣,依然如此。
如果一切問題都能歸因到某個簡單原因上,那人世間一定能少了很多煩惱。
這幾個月在香港,明顯感覺到這座城市泛政治化傾向愈發嚴重。穿衣服的顏色,吃飯選的館子,甚至在外說粵語、普通話還是英語,都能被演繹成一種政治表態。這段時間反對派有句口號“黃藍是政見,黑白是良知”,而在現實中恰恰是“黃藍”政見凌駕在“黑白”良知之上。最直觀的例子,黑衣人打砸中資企業、美心餐廳,就是可以被某些人容忍的行為,但警方使用警械嚴正執法,就成了不可接受的行為。
學校中也是如此。看著年輕人如痴如醉地參與政治中,有識之士擔憂這些行為會把社會推向危難之中。更令人不安的是,整個社會大環境的泛政治化,以及校園小環境的泛政治化,讓一些學生天真地以為解決一切問題的鑰匙就在政治上。
一張用幾年苦讀與高額學貸換來的大學文憑,並不是香港年輕人成為白領的入場券,這是事實。20萬一平方米的房價相對的是剛畢業大學生1萬多的月薪,這是事實。年輕人看不清未來,充滿深深的無力感,以至於以“廢青”自嘲,這也是事實。但解決問題不能開錯藥方。恐怕連反對派自己都不會相信,滿足了所謂的“五大訴求”,大學生的住房、就業、貧富懸殊等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就能迎刃而解。要知道,泛政治化會讓複雜問題簡單化,導致解決問題的路徑失焦,甚至開出與真實情況南轅北轍的藥方。
讓“被偏愛的有恃無恐”,這是負責任態度嗎?
看到香港有些人對黑衣青年的評價,讓我想到陳奕迅在《紅玫瑰》中唱到的,“被偏愛的有恃無恐”。
舉個例子,對於那些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如果發生在平時,主流輿論就會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應當依法處理。但同樣行為發生在當下一些年輕人身上,就有人找出各種理由為其辯解。
很多人看過德國之聲記者Tim Sebastian與香港城市大學學生邵嵐之間的對話。當Tim問邵嵐,如何看待毆打意見不同者、欺凌警察子女。邵嵐說這些方法“不理想”。Tim很驚訝:“你不譴責這些(行為)?”並繼續反問:“你甚至不能直視我說,‘我譴責這種不人道對待’?”這句話既是在責問邵嵐本人,何嘗不是拷問所有對暴力沉默的人。特別是那些立場先行的香港政客,持曖昧態度不願意與暴力“割席”,甚至辯稱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希望藉助年輕學生在街頭與警方激烈衝突,為自己謀得更多的政治利益。
或許還有年輕人沉溺於“一場遊戲一場夢”中難以自拔。但旁邊人,特別是有資源、有聲望的社會人士,如果還把這些孩子當作城市未來的話,就應該要一語點醒夢中人,停止暴力行為。這幾個月以來,香港的傷疤已經夠深,社會撕裂已經夠嚴重,學生行為已經夠瘋狂。
瘋狂背後會有悲劇。修例風波5個多月以來,已有學生受傷甚至離世,不少大中學生被捕。要讓這樣的混亂不再上演,需要的是全港各界的共同努力,止暴制亂,恢復秩序,而不是默不作聲,甚至姑息縱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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