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月，毛泽东主席会见（“斯里兰卡”古称）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1959年，班达拉奈克总理遇刺身亡。其妻承夫志，班达拉奈克夫人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理，其女库马拉通加成为斯里兰卡第一位民选女总统。
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一颗明珠，素有“和平绿洲”之称。不幸的是，1971年秋天这里爆发了一场“格瓦拉叛乱”。有少数极端分子想模仿古巴的切·格瓦拉，搞城市游击战。当然，这与古巴的切·格瓦拉只是表面相似，内涵并不相同。
班达拉奈克夫人领导的政府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当局宣布戒严，不能随便走动，给每个大使馆发了三个通行证。可不巧的是，在宣布戒严的当天早晨我们得到消息，中国的信使上午就要到科伦坡，大使馆要派人去确保信使和文件等的安全——人在文件在，文件在人在。
那时我是研究室主任，平常都是办公室的人去接信使，那天马大使特别指定由我来接。一是因为我在机场有很多朋友，二是因为我会当地的僧伽罗语，沟通起来比较方便。我到了机场后，机场的人员都非常友好，信使很快就接到了。
第一关顺利通过。我们稍感宽慰，但丝毫不敢掉以轻心，立即开车返回使馆。行车不过半公里的时候，突然有一队全副武装的陆军士兵从公路两侧跳到我们的汽车前方，在强令我们立即停车的同时，他们还迅速散开，从四面把我们包围起来。顿时，12支冲锋枪枪口对准我们，气氛十分紧张。
我生平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险情，也确实有点害怕。我们是手无寸铁啊！后来又想，他们这样做可能正表明他们自己很紧张，不一定敢随便开枪。
信使的文件是绝对不能被检查的。如果让他们检查就是我们的失职，但不让他们检查他们就可能会开枪。司机很有经验地把窗子开一点点小缝，这样他们进不来，而我跟他们的军官又能够互相通话。
在实行戒严的早些时候，法国和日本两国的外交官在掏通行证时，斯里兰卡军人误以为他们要掏枪，于是向两国的外交官开了枪。有了前车之鉴，我跟那个军官说：“你是不是要看证件？我把我的证件给你看，不仅是外交官证，还有政府发给我的通行证。”
他给了口令，于是我掏出证件。看完以后他说：“不行，我还要检查。”我说：“这两个证件是你们政府发的，我是外交官，而且我是中国外交官。”军官一听，马上说：“你是中国外交官呀？那行，走吧！”
一场虚惊后，信使顺利地接回来了。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第二天凌晨，我国一艘万吨级货船临时停靠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港。在那样一个环境下巨轮停泊是个大问题。这时斯里兰卡商贸部长奉命要求紧急会见中国大使，称货船上载有运往非洲的武器，斯政府“因镇压叛乱急需”，请求中国方面割爱把这批武器转让给他们先用。
说实话，由于没有接到通知，我们对这艘船上有没有武器也不清楚。于是马大使跟斯里兰卡当局说：“你们是不是稍给我一点时间，我以最快的速度去了解，搞清楚是有还是没有，是怎么回事，然后答复你们。”斯里兰卡当局同意并希望我们处理得越快越好。
大使让我连夜把情况搞清楚。我马不停蹄地到了港口，找到指挥部，请他们为我办登船手续。一个工作人员跟我说：“登船没有问题，你要上什么船？”我跟他说了船号，结果他说这艘船25分钟之前就已经离开科伦坡港口了。
一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马上放了下来，船走了就没事了。我马上给斯里兰卡的海军司令部打电话，让他们帮忙印证这条船是不是真走了、什么时候走的。因为万一船没有走，那就是一个大的外交问题了。海军司令部告诉我这艘船确实已经离开。
我赶紧给大使打电话。大使也松了一口气，答复斯里兰卡当局说：“实在爱莫能助，我们去了解情况，还没上船，船已经被放走了。”这个事情就算解决了。
1996年，王嵎生应斯里兰卡总统库马拉通加邀请访问斯里兰卡
说实话，当时班夫人也很为难，因为“格瓦拉叛乱”属于组派叛乱，个别当时的苏联阵营国家也有很大的嫌疑参与叛乱，还有人怀疑说“中国的右派”也参与其中。那时从香港等地寄到中国大使馆来的各种信件，他们都会长时间检查，新华社的记者也被检查。
这个时候周总理在北京会见了斯里兰卡驻华大使。周总理跟他说：“班夫人很聪明，她这种做法是明智之举。她检查以后发现中国根本没事，怀疑者的嘴不就封上了吗？”周总理的外交立意很高，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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