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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末年，中央財政的收入確實呈現出很奇特的景象，即不斷地大幅增長，給人以國庫收入越來越多的“迴光返照”印象。
有學者曾統計，第一次鴉片戰爭前，清王朝每年的國庫收入約為4000萬兩銀上下，而到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戰爭後，國庫收入已增長至每年6000萬兩銀上下，到了1890年代則升至7000萬兩左右。進入20世紀，庚子事變後，清王朝在1903年的財政收入是1億餘兩，到了王朝末年的宣統年間，則達到了史無前例的年財政收入3億兩上下的誇張數字。
之所以出現這種財政收入的大幅上揚，主要得益於下面幾個方面：
1、海關新稅的增長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中國設立海關稅務司制度，僱傭歐洲人充當中國海關的高級僱員，並在海關征管體系中引入歐洲式的制度。當時，經歷第一、二次鴉片戰爭，中國對外通商口岸城市增多，中外貿易的額度也逐年上升，這種背景下，海關稅的數量越來越多，對清王朝國庫收入的增長起到了非常大的積極意義。例如1864年，外貿總值9000餘萬兩，海關稅收800餘萬兩，而到了北洋海軍成軍的1888年，外貿規模到了2億餘兩，海關稅收高達2000萬兩，到了清王朝覆滅前的1910年，中國的外貿規模達到8億餘兩，海關稅收增長至3000餘萬兩。
2、各項稅收的增長
太平天國戰爭後，清王朝各項課稅收入方面有大幅增長，除了徵收新稅、提高稅率外，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厘金。厘金，可以簡單理解為國內貿易稅，清末隨著國內局勢漸趨平穩，商業繁盛，厘金的收入也不斷增加，其中主要包括洋藥厘金、土藥厘金、百貨厘金、鹽釐等，後兩種較好理解，前兩種則分別指進口鴉片和國產鴉片的貿易稅，是厘金中的大宗。在19世紀80年代，清王朝每年的厘金收入大致在1000萬兩上下，而到了清王朝滅亡前的1910年，則增長至4000萬兩規模，由此可見一斑。
3、近代化事業的收入
清末洋務運動時代，雖然以國防近代化建設為主，但也開辦了一批官辦國營的實業，諸如礦務等。到了甲午戰爭後，洋務事業的推進更為普遍，洋務企業的收入在國家收入中的比重也漸漸增長。到宣統年間，國營洋務企業的大宗是電報、郵政、鐵路，其中電報年收入約1000萬兩，郵政年收入約900萬兩，鐵路年收入約2000萬兩。
總體而言，清王朝末年，在磕磕絆絆中緩慢地進行近代化變革，而國庫收入的增長，實際就是國家近代化的一項自然成果。同時，清末自太平天國、捻軍、西北迴亂等事件後，國內政局相對穩定，尤其是沿海的江浙、兩廣、長江流域等財富之區局勢穩定，工商業繁榮，也是這種增長的重要原因。
還有一點較少被人注意的是。甲午戰爭後，清王朝放開了到國際金融市場上募集資金的閘門，即在國際市場發行國家債券籌集資金，除了用於支付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戰爭賠款的內容外，清政府為了興辦鐵路等實業籌集本金，也從國際市場大量籌集資金，諸如1910年，發行外債近5000萬兩，其中1000餘萬用於海陸軍建設，近3000萬用於鐵路修建等等。這些資金雖然屬於債務，但客觀上對促進實業建設，以及繁榮工商業也帶來了積極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