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明宮復原圖（侵刪）
中國歷史地理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大一統的王朝，如隋唐明清，其首都往往“缺糧”。而偏安一隅的割據王朝，如金遼南宋，其首都糧食卻常年豐足，少有短缺。這個現象，頗有些奇怪。
隋唐兩朝定都關中，首都長安糧食嚴重匱乏，即便從隋文帝開始，修築東向經潼關運糧進京的“廣通渠”和溝通長江淮河的運河，也不能解決長安城的糧食問題，以至於經隋煬帝、唐太宗、唐高宗、武則天幾朝經營，才從洛陽打開缺口，通過貫通南北的大運河，興建了洛口倉（洛河入黃河口），回洛倉（洛陽城東邙山上），含嘉倉（洛陽城內），才得以迂迴解決首都的糧食問題——
當然，這是“東都”洛陽的糧食問題，對於“帝都”長安的糧食問題，一直沒有解決。以至於皇帝和他龐大的官僚集團，為了吃飽飯，不得不常年遷居洛陽。隋唐兩朝的多數統治者，也因此被冠以“逐糧天子”的美名。
唐德宗時，藩鎮日益做大，洛陽已不安全，皇帝不得不困守缺糧的長安。以至於貞元二年（760年）漕糧到京，貴如天下之主的唐德宗，還要跑到東宮對太子說，“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
唐長安城平面圖
長安城東廣通渠假想圖（侵刪）
描繪北宋都城汴梁風貌的清明上河圖（局部）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兩百多年後，北宋雖困於軍事重重威脅的“四戰之地”，卻一直對遷都心存觀望，首都汴梁（開封）似有一種魔力，令趙宋皇帝流連於此，不願折騰。三百多年後，雄踞北中國的金朝崛起，人口最高時不過五千餘萬，卻能供應中都（北京）一百多萬的人口，中都的物阜民豐，令南宋使臣大為歎服。
大一統的王朝餓肚子，偏安一隅的朝廷不缺糧。細究原因，其實並不複雜。
告別“逐糧”，賴漕運爾
隋唐無奈東遷，而宋金得以續命，無他，唯漕運爾。漕運，對於維繫王朝的生命，保證其政權運轉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是王朝得以續命存身的"生命線"。
宋人張方平在其《樂全信》中就曾經說道：
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樂全信·卷二十三》）
北宋時期漕運四渠圖
北宋漕運分四路向京都汴京（今河南開封）集運：淮汴之粟由江南入淮水，經汴水入京；陝西之粟由三門峽附近轉黃河，入汴水達京；陝蔡之粟由惠民河轉蔡河，入汴水達京；京東之粟由齊魯之地入五丈河達京。上述四河合稱漕運四渠，其中來自東南六路的淮汴之粟佔主要地位。
金朝的中都足以自給，並未向偏暗一隅的南宋要糧食，其功勞也歸功於“漕運”。
金朝興起於北方，其政治、經濟、軍事重心都在此處。伴隨滅遼徵宋功業漸次達成，金主海陵王完顏亮於1153年（南宋紹興二十三年），將都城從地處黑龍江的"上京"遷移到華北平原的"中都"。有賴和宋廷"紹興和議"後得淮河-大散關以北的土地供給，山東、河北等稻麥產量區盡入金朝彀中，糧食產量極大增加，外加南宋每年向金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供給中都人口並非難事。
更加確鑿的證據是，金朝供養中都的百萬人口，依靠的還是北宋運河漕運的功勞——
在宋金對峙時，山東將陵（即今德州）段御河完全處於金朝控制之下，該段御河又在德州北的東光境內匯入漳河，成為金朝控制中國北方地區的重要漕運通道。金朝為此繼續修治御河（利用的是隋煬帝時期修繕的永濟渠故道），並沿御河兩岸在歷亭、臨清、將陵、東光、南皮等沿運之地建倉存糧，以便將山東、河北地區的糧食漕運至京師。為擴大運河通運能力，金朝還開闢了通州潞水漕渠，於中都大興西北引玉泉山諸泉水由東南入高梁河，又引河水自東至潞水。這段通航及其引水工程的實施，也就是後來元代開鑿著名的"通惠河"的工程基礎。
"其通渠之水，舊黃河行滑州、大名、恩州、景州（德州屬河北東路景州）、滄州、會川之境，漳水東北為御河，則通蘇門、獲嘉、新鄉、衛州……皆合於信安海壖，溯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閘，十餘日而後至於京師。其他……山東之北清河，皆其灌輸之路也"（《金史·河渠志》）
金代中都郊區水道臆測圖
元代水利設計及元、明、清通州至都城漕運通道及水源點分析（邢毅、朱穎繪製，2013.9）
元代大運河與漕運
南糧北調，大勢所趨
我國封建社會的經濟重心經歷了一個由北向南轉移的過程，到明朝中期基本成型。這一過程基本是伴隨戰亂、政策、疾病及自然條件（氣候、水土）更迭等因素，導致人口南遷西進，稻麥等糧食作物及棉麻等經濟作物也隨之南移，加之黃泛區鹽鹼化加重，可耕土地銳減，北方經濟地位相對降低，但仍為全國的政治和軍事重心。於是，元代以後的王朝格局，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政治、軍事重心與經濟重心分離的形勢。為了適應及穩定這一形勢，統治者便著力於對自然條件進行人為干涉，大力建設保障防禦體系賴以生存的物質條件——確保"南糧北調"的漕運通道的暢通。
明代為了解決巨大的邊餉消費問題，由朝廷調撥漕糧供應地方駐軍成為一項基本的、經常性的舉措，而這種調撥主要是通過漕運的方式來進行的。 湖廣地區由於農業生產水平提高，糧食產量增加，成為各邊鎮尤其是西北各鎮邊糧的主要來源地。明代學者包汝楫指出，"楚中谷米之利，散給海內幾遍矣。"（《南中紀聞》卷一）靠的就是湖廣地區的漕運樞紐地位。
到了清代，漕糧供應更加側重於地方駐軍。清代在全國許多地方都設立滿軍旗綠營，駐紮了大量八旗兵丁，駐防軍隊每年會消耗大量的糧食。許多的非戰爭地區都從湖廣地區調撥大量漕糧充作地方駐軍的糧餉，包括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四川、陝西、山西、河北、河南等。當時湖廣漕糧主要有兩個去向："北漕"和"南糧"。前者指的是每年運往京城的漕糧，都有固定的數額；後者指的則是每年運交荊州等地，供駐防軍隊食用的糧食。這些"南糧"數量經常不足，很多時候都會從北漕中臨時截留。
在光緒二年內府戶部刻本《欽定戶部漕運全書》中我們可以發現這些蹤跡——
嘉慶八年截留湖南槽米八萬石，運赴陝西，以充兵餉。又截留湖廣及江西漕糧，以供給滄州駐防的兵士。即便是湖南西部山區的駐軍，也常常依賴漕糧接濟。如辰州府屬的苗疆地區的永綏、鳳凰營等，駐軍需要的糧食非常多，而這個地區山多地少，每年所產的糧食常常不足以維持軍隊的供應，因此除了依靠商販的買賣活動之外，主要還是依靠漕糧的供給。又如嘉慶三年，湖南截留湖北漕糧二十萬石，除支給漕船用糧外，其餘漕糧均撥入苗疆兵糧項下，以作備用。
除了供應軍資，漕運還發揮著平抑糧價，賑濟災荒、維護社會安定的重要作用。
穀賤傷農，糧食的價格關係著農民的切身利益，也直接關係著民心的穩定。因此開明的統治者也不得不關心糧食的價格問題，如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皇帝諭旨："上年霸州等地曾運通州漕糧給被災百姓減價平 ，今年水災更為嚴重，應如去年運來於各州縣平糶"（《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十四至卷十八》）。漕運正是在這種"平糶"的政策中發揮了突出的作用。而更基本的如救治災荒需要進行大規模糧食賑濟時，則漕運的作用顯得更加明顯。如乾隆四十三年河南饑荒，截撥江西漕糧賑恤；乾隆四十六和四十七年，山東兗州災荒，截留江西漕糧30萬石賑濟。（李文治, 江太新 《清代漕運》）
清乾隆年繪製的反映京津地區漕運的潞河督運圖（局部）
天津三岔河口是南北漕運交卸倒駁的大碼頭
黃仁宇在《明代的漕運》中有一段極為精闢的結論，漕運對於統治者追求的"穩定"是優選，然於經濟上的"發展"卻難免有阻礙，漕運也成為了明清兩朝"僵化不變"經濟觀念的最好例證——
由於物品必須從1000英里以外的南方運來，如何運輸就成為全國普遍關注的問題。華北地區的黃土土層決定了要想維持一條陸上官道是不可能的，水路運輸依然是唯一的解決辦法。由於缺乏一條貫穿南北的自然河流，決定了必須修建運河。漕河雖然因此而出現，但是地形因素和氣候因素限制了它的運輸能力。隨著歷史的發展，漕河未能使明王朝的國民經濟活躍起來。作為一條南北交通幹線，平民大眾從它身上享受到的利益也未能達到期望的程度。雖然它為明廷提供了頗有價值的服務，但它也反過來限制了明廷的財政經濟計劃範圍，致使明廷在最後統治的時期裡不能適當地做出調整，以適應明帝國內外的歷史變化。（黃仁宇《明代的漕運》）
這個觀點有它的合理性，但我們也不能因為這一事物阻礙了經濟方面的進步而忽略掉它曾經做出的在政治、軍事、社會福祉方面的巨大貢獻。對於綿延兩千多年的帝國形態而言，能走到明清這一步"集大成者"，漕運始終是"續命"的良方和"安邦"的重器。漕運的歷史價值，便不應被輕易抹殺。
閱讀更多 鹿舟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