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莊沐楊
2010年，67歲的T. J. 克拉克
（Timothy James“T. J.” Clark）
結束了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教職，與同樣到了退休年齡的妻子、藝術史家安妮·瓦格納
（AnneWagner）
一起回到了倫敦。這位頗具影響力的英國藝術史家，如今在倫敦繼續思考、寫作，同時也開始寫詩。
克拉克的學術經歷堪稱炫目且豐富，他本科畢業於劍橋大學，博士則是在著名的藝術院校倫敦大學考陶爾德藝術學院攻讀藝術史。基於博士論文他又出版了兩部著作，《人民的形象：庫爾貝與1848年革命》
（Imageof the People: Gustave Courbet and the Second French Republic, 1848–1851）
與《絕對的資產階級：1848至1851年間的法國藝術家與政治》
（TheAbsolute Bourgeois: Artists and Politics in France, 1848–1851）
，自此開始在學界嶄露頭角，並逐漸成為英國“新藝術史”的代表人物之一。經歷了在埃塞克斯大學的教職之後，克拉克來到了洛杉磯，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藝術史，此後又在上世紀80年代成為哈佛大學教授，並在1988年回到美國西海岸，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繼續自己的研究。
與他對庫爾貝或馬奈等畫家的研究不同，《告別觀念：現代主義歷史中的若干片段》
（Farewellto an Idea: Episodes from a History of Modernism）
是一部更加“鬆散”的著作。構成本書的七個章節，其中有四篇是克拉克發表於上世紀90年代初的論文，另有三篇新作，涵蓋了現實主義、
（後）
印象派、立體主義、蘇俄先鋒派、抽象表現主義等流派或風格，分別討論了大衛、畢沙羅、塞尚、畢加索、馬列維奇和利西茨基、波洛克等藝術大師。作為一名有著濃厚左翼色彩和左翼活動經歷的藝術史學者，克拉克並不滿足於在他之前藝術史家們對於形式和風格的沉迷，儘管他接受了良好的學術訓練，但試圖找到作品“背景”的文本性，並讓背景成為“前景”
（張茜語）
。
與“現代主義”的觀念道別
籠統來講，克拉克的研究方法非常依賴對作品的社會背景進行研究與分析，一些學者也試圖把克拉克歸入到所謂“藝術社會史”這一脈絡之中。當然，對於藝術作品的社會史背景的梳理，也往往會使得慕名而來的讀者對於克拉克的研究，尤其是《告別觀念》涉及的內容望而卻步，因為哪怕是再人盡皆知的一幅名作，都有可能在克拉克的筆下，與宏大的歷史事件與不起眼的歷史細節串聯在一起，使得對作品的解讀多了一層綿密厚實的文本。
《告別觀念》，T.J. 克拉克著，徐建等譯，江蘇美術出版社2019年3月版。
不過，克拉克的研究並非是單純地藉助藝術作品來闡發對既定社會歷史的見解，沈語冰就認為，克拉克的藝術史觀和研究路徑的獨到之處在於，只有當“階級”或“意識形態”等範疇“影響到繪畫的視覺結構，從而改變有關繪畫的既定概念
（傳統和慣例）
時，對階級與意識形態等範疇的闡發才是有可能且有必要的。
無論讀者在進入本書之前是否對克拉克有所瞭解，或許你在讀導論的時候，就已經能嗅出克拉克行文間濃郁的左翼氣息。這位自詡馬克思主義者的藝術史家，在書中挖掘現代主義的“廢墟”與探究現代性的“不確定性”時，總不免將左翼意識形態代入其中，或作為反思對象，或作為參考座標，並試圖通過拼接這些斷片，來對“現代主義”這個觀念道別。
在第一章對《馬拉之死》的研究中，“人民”的階級立場在法國大革命的浮現被克拉克反覆錘鑿，以讓其在畫布上被“物質化”地顯現，並經由藝術作品加以銘記，為此畫家大衛本人對於法國大革命的政治立場也在克拉克的筆下逐漸被明晰；而畢沙羅的《兩位年輕的農婦》在他看來，則可以從畫家的表現技法，以及作品的社會屬性出發，窺探到無政府主義在現代畫作中的萌芽；至於馬列維奇和利西茨基這對師徒的先鋒派創作，則響應了蘇俄革命時期對烏托邦的極端性的描摹與折射。
“立場先行”的藝術家？
或許正是由於這一層左翼色彩過於濃厚，一些評論在肯定克拉克的部分分析之餘，也提出了大同小異的質疑，即克拉克在解讀這些作品時，是不是“立場先行”了？從克拉克的導論來看，這七篇文章之所以被串在一起，是因為作者試圖在現代主義的發展歷程中摘取出一些“斷片”，通過這些看似鬆散無關的作品，克拉克希望挖掘出現代主義是何以被髮明和延續的。
多倫多大學的MarkA. Cheetham認為克拉克的書中免不了一套提前預設的說辭，目的在於用這些文章的私有性來自我解套，從而可以有更寬裕的餘地來排布他對畫作的政治性理解，而克拉克對歷史時間座標的認定，也顯示出了他反後現代話語的堅決心態；而另一位藝術評論家DavidFraser Jenkins則認為本書更多是克拉克作為左翼人士的自我書寫，他的立場先行甚至使得在他解讀作品時，將畫面呈現的因果顛倒，例如在談論畢沙羅的第二章裡，克拉克甚至是在以“政治偽裝”
（Political camouflage）
呈現畢沙羅的技巧，為這位畫家安上無政府主義的立場。
T. J. 克拉克 (Timothy James Clark，1943- )
對克拉克政治立場的警覺，使得評論界的目光更加挑剔。同時，也有另一部分讀者和評論家察覺到了這本書的憂鬱氣息。考慮到本書的一半篇章都完成於上世紀90年代初期，再加上克拉克在論及社會主義時的鄉愁筆調，這種憂鬱氣息似乎由來有自。或許，蘇東劇變與冷戰終結讓這位老左翼也倍感唏噓。在此基礎上，在翻閱克拉克的文字之餘，筆者也試圖用克拉克式的方法，摸索其學術經歷之外的另一層“背景”，並簡單地把這些背景前置到對克拉克著作的理解中，使它們成為另一層文本。
他從不是象牙塔裡的“星巴克左翼”？
身為左翼的克拉克從來都不是一個安身在象牙塔裡的“星巴克左翼”，他的經歷表明了這位藝術史大師終其一生都花了不少時間在左翼政治活動和結社之上。在求學階段，克拉克曾經是“情境主義國際”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的一員。這個左翼國際組織成立於1952年，曾受到先鋒派藝術、字母主義運動和包豪斯運動的影響，成員大多是以變革社會為己任的知識分子、理論家、藝術家等，《景觀社會》的作者居伊·德波就是這個組織的重要成員。該組織對於1968年的五月風暴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不過克拉克本人只在1966-67年間是這個組織的成員，此後他就由於觀念不合，被組織開除。1997年，克拉克曾經和唐納德·尼克爾森-史密斯
（Donald Nicholson-Smith）
共同撰寫了一篇題為《為何藝術殺不死情境主義國際》
（WhyArt Can't Kill the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的文章，梳理了組織內部的分歧，以及對於左翼和斯大林主義的爭論。
除去情境主義國際，克拉克還曾捲入到一個極端組織KingMob之中，這個組織是情境主義國際等左翼運動在英國的變體。該組織追求並強調文化上的無政府主義，並試圖通過暴力活動促成無產階級革命。而即便離開歐洲到美國任教多年，克拉克也沒有停下參與左翼運動和結社活動的腳步。在來到伯克利這個美國左翼思潮大本營之後，克拉克和其他一些學者，包括妻子瓦格納一起加入了一個名為Retort的社團。社團成員來自不同學科背景，既有克拉克夫婦這樣的人文學者，也有科學家、律師、編輯等。該社團定期集會，所有成員都對資本帝國持反對態度，他們共同完成的著作也由Verso出版社出版。
這些經歷比起克拉克的學術簡歷，更像是一條“暗線”，藏匿在他更為人熟知的藝術史家這一層身份之後，像他拾起的現代主義斷片一樣，看似只是註腳卻又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性，或者至少有彼此關聯的可能。基於這一條暗線，或許讀者也可以更清楚克拉克對於《馬拉之死》里人民何以呈現的執念，對於畢沙羅的無政府主義立場的堅持，以及對蘇維埃烏托邦本質的體認。克拉克就像一個裁縫，試圖將七塊斷片裁剪成一件成衣，在向既往的現實主義告別之餘，直面左翼在後冷戰時代的挑戰。
作者丨莊沐揚
校對丨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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