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玉貴 王其寶/文
中國近代考古學誕生於1921年安特生髮現仰韶文化，上承宋元明清以來的金石學，同時吸收借鑑了近代西方考古學的理論、方法和技術，以中國考古學家主持進行的河南安陽小屯殷墟與山東章丘城子崖遺址的發掘為標誌，逐漸形成自己的學科體系。
近百年來，我國考古工作者將考古發掘與文獻研究相結合，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田野考古等方面成果頗豐，比如對半坡遺址、河姆渡遺址、小屯殷墟、秦始皇陵與秦兵馬俑、馬王堆漢墓、曾侯乙墓，以及長安、臨淄等古都城址進行的考古調查和發掘，產生了一系列轟動中外的重要考古新發現。
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考古學重回正軌，重啟與西方考古學的交流對話，考古學理論、方法和技術得到長足發展，學科建設日臻完善，許多學術研究獲得突破。目前，我國考古學學科門類日臻完備，從航空遙感考古，到水下考古，從疾病考古學到公共考古學，都有相應的研究機構和專業人員開展相應的研究工作，有些學科領域的研究成果已經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
對中國考古成果的通俗化表達
齊魯書社新近出版的《中國考古大發現》（增訂本）所涉及主體內容屬於田野考古學範疇。“田野考古學”概念由西方考古學者於20世紀初正式提出。但當時的田野考古主要是勘察地面上的遺蹟和遺物，依靠地圖進行調查，有時也根據調查結果測繪地圖。以後，世界各地的田野考古轉入以發掘為中心，並擴大了調查對象和範圍，各種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相繼被用於考古調查，許多機械設備被用作發掘工具。考古調查發掘的對象，也由一般的居住址和墓葬擴大到道路、橋樑、窯群、溝渠、農田、都市、港口等大遺址，以及礦場、江河湖海水下遺存等複雜地質水文條件下考古調查和發掘。為此，考古工作者必須得到其他有關學科的專業人員的協助，才能完成一些情況複雜的綜合性的考古研究任務。
在考古調查基礎上進行的田野發掘，一般分為搶救性發掘和主動性發掘。搶救性發掘一般是因為非法盜掘或各種建設施工行為，意外發現古代地下遺蹟或遺物而被迫進行的，經常表現為事先無計劃性；主動性考古發掘，則主要是為解決考古學的某個或某類課題而進行的，通常事先已經制定了實施計劃和發掘方案。本書所列的搶救性發掘佔全部發掘項目的一半以上，例如1965年湖北漳河水利工程文物考古工作隊發掘的江陵楚墓，1974年7月秦俑考古隊發掘秦始皇兵馬俑等等。
《中國考古大發現》也列舉了不少為解決某課題而主動進行的考古發掘，比如1900年3月由羅布泊人艾爾德剋意外發現，由瑞典考古學家斯文·赫定組織發掘的樓蘭古城遺址；1926年由歐洲人安特生、師丹斯基調查發現，經中外考古人員聯合發掘的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等。當然，本書也選入了一些兼具主動性和搶救性因素而有之的考古發掘項目，1928年10月首次被發現後經由中國考古工作者持續70多年調查發掘的殷墟遺址，1934年春首次由專業考古人員正式發掘的三星堆遺址等。
史前考古遺址發掘和研究為我們認識和架構史前史發揮了重要作用。1928年城子崖遺址的考古發掘，首次使用了考古地層學原理，首次繪製了考古地層圖，首次出版了田野考古專刊《城子崖》；這些“首次”為中國考古學特別是史前考古學的發展鋪墊了重要基石。石峁遺址為龍山文化晚期和夏代早期史前文化遺址，它以宏大的規模、複雜的佈局結構、數量龐大的玉器及其城址地位的重要性，被考古學界認定為“在北方文化圈居於核心地位”的“超大型的中心聚落”，因此被考古專家譽為“中華第一城”，其發掘發現入選“2012年十大考古新發現”“世界十大田野考古發現”和“21世紀世界重大考古發現”。
歷史考古學的研究範圍是有了文字記載以後的人類歷史，其主要研究對象是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的文化遺存。歷史考古學必須與歷史學配合，同時還要依靠古文字學、銘刻學、古錢幣學、古建築學等學科分支。歷史考古學領域，也就是中國古代社會（商朝到明朝末期），《中國考古大發現》選入了在田野考古領域比較具有代表性，同時在社會公眾中影響較大的遺址類、墓葬類文章25篇。
總之，本書所陳述的考古發掘和發現，是對中國考古發掘與發現的重要成果的一次比較集中的通俗化表達，雖然它沒有按照考古史或者考古發掘發現的先後排序，但充分考慮了有關發掘發現在中國考古史上的地位和影響，而且以點成線地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近代考古學產生髮展的歷程，其目的就是讓讀者由此瞭解中國考古學發生發展的歷史。
一部堪稱典範的公共考古學普及著作
公共考古學又稱公眾考古學，是考古學領域一個較新的學科，最早興起於20世紀60、70年代的歐美國家。早期的公共考古學主要侷限於公眾考古教育，旨在解決公眾考古教育與文化遺產保護等文化資源的管理問題。
近些年，隨著西方公共考古學傳入中國，公共考古學受到我國學術界的重視。開展公共考古研究以及推廣工作，旨在使長期被少數考古專業人員壟斷的考古學走出學術的“象牙塔”，並由研究人類的“過去”轉向將“過去”與“現代”的無縫連接，讓考古學能夠為現代社會和公眾利益提供知識和文化服務。
作為一部共公共考古學的大眾普及讀物，山東畫報出版社1999年版《中國考古大發現》出版上市後，先後再版2次，連續加印8次，累計發售30000餘冊，被中央電視臺“讀書時間”重點推介一次，被中國臺灣《歷史》雜誌專文推介一次，被不法書商盜版侵權一次。
時隔20年，齊魯書社又與有關作者聯袂打造推出了該書最新增訂版，收入中國近代考古學誕生以來全國各地重要考古發現32處、文章32篇，按照考古發現對象所處的歷史時代的先後順序展開，最大限度地覆蓋中國全境和考古發掘的各個門類。該書主編為南開大學考古學與博物館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劉尊志教授，分篇文章撰稿者近20人。
《中國考古大發現》雖然出版定位為高品位的考古學普及讀物，但在出版以後反響頗高，面世不久即發售1000餘冊，進入網商曆史類新書排名前300，其開卷數據的銷量也在持續攀升，還有英文版和印地語版輸出加拿大和印度。
公共考古學不僅是考古學的進步與發展，也可帶動包括歷史學在內的其他有關傳統學科學術研究的進步甚至革命。《中國考古大發現》作為大眾普及讀物，正是考古學走出學術的“象牙塔”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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