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疫情現原形,還有多少中國人覺得自家有錢?

這次疫情再次讓我們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經濟版圖的地區差異是如此之大。

這次疫情暴露出來的公共服務和管理水平的“貧富差距”,不只是公共醫療,而是全方位的。

“錢能解決的,都不是問題”在未來的中國會實現,但是現在要解決的是沒錢的問題。

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揭示了很多真相,對我們重新審視中國真實的國情有很多啟示。

01、欠發達地區 差的不只是經濟

馬雲名言“錢能解決的,都不是問題”流行了很久,因為中國人覺得自己有錢了。經歷了經濟高速發展,中國比過去更為富裕,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和任何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一樣,地區的經濟差異巨大,也是必須面對的。

今年1月中下旬,疫情方興未艾,對各省市經濟狀況的“確診結論”已經出來了。第四次經濟普查(以下簡稱四普)結果出爐,多個省份、直轄市2018年度的GDP數據修訂幅度較大,升降幅度按照百分比計算達到了兩位數,令人矚目。

一場疫情現原形,還有多少中國人覺得自家有錢?

結論很簡單:“南北”差距比過去的統計結果更大。

北方15個省市中12個省市的2018年GDP被下調,而南方16個省市中14個省市的2018年GDP被上調。經“四普”修訂後,南北GDP相差26.14萬億元,較此前多出了5.06萬億元,相當於兩個遼寧省的GDP。

北方經濟主力的山東省成了下調的大戶,實際下調近1萬億。按下調比例計算,天津的28.96%、吉林的25.35%、黑龍江的21.48%,更為驚悚。

其實,南北差距只是中國經濟版圖的一種解讀方式,更準確的應該說是東西部差距。中國真正談得上經濟底子厚的區域都在東部。人均GDP更凸顯了東強西弱、南強北弱。人均GDP前十名榜單在未經“四普”調整前,是京、滬、津、蘇、浙、閩、粵、魯、蒙、鄂。調整後,內蒙和山東出局,遞補上升的是重慶和湖南,因此北方在前十中就剩下兩個直轄市了。

這次疫情爆發和錢的關係不大,因為新冠病毒並不是霍亂、鼠疫那種和衛生環境高度相關的流行病,但是,和治療、防控、應急狀態下的文明執法關係很大。

居家隔離那麼多天,各地的疫情、防控都看得很多了。最直觀的感覺就是醫療“天團”來自經濟發達的三大直轄市、經濟強省,而粗暴執法、踐踏民眾多發生在經濟落後的農村、鄉鎮。

這次疫情再次讓我們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經濟版圖的地區差異是如此之大。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醫療保障水平和社會文明程度的差距如此之大。

經濟發達地區當然不是盡善盡美,但是社會發展水平整體較高是不爭的事實。這不是偶然的。

『02、醫療服務,“嫌貧愛富”』

和疫情最直接相關的是醫療。量化比較地區之間的醫療服務水平是挺困難的,比如說醫生的數量。每萬人(或千人)的醫生數量是個國際通用的指標。如果以這個指標衡量,全球醫療服務水平最高的是西班牙,每萬人50個醫生。

一場疫情現原形,還有多少中國人覺得自家有錢?

但是,公認醫療科技水平最高的美國,每萬人僅25人。顯然,不能說美國的醫療服務水平只有西班牙一半。同樣的醫生,業務能力、保障體系的支持,直接影響到他的服務能力和效率。

那麼,從財政在醫療方面的支出衡量呢?也不準確,西藏肯定不是中國內地醫療水平最高的省份,但是人均醫療的財政支出冠絕各省市。因為西藏是“開掛”的,成本起步就高,受到特殊保障。

那麼我們先看看國內頂級醫院的配置情況,畢竟這些“醫界豪門”可以代表地區醫療服務水平的綜合表現。

先看一下2019年中國內地頂級100家醫院的分佈情況:北京16、上海13、廣東12、江蘇6、浙江5、福建4、湖北4、湖南4、山東4、遼寧4、吉林3、天津3、四川2、重慶2、安徽2、黑龍江2、陝西2、新疆2、河北2、河南2、江西1、廣西1、山西1、甘肅1、寧夏1、雲南1。

很明顯,百強醫院不是按照人口數量分佈,而是和區域經濟水平同步。這也不難理解,越是富裕的地區對醫療服務的要求就越高、政府和民眾的支付能力就越強。

但是,醫療機構數量多少卻和經濟發展水平呈現一定程度的背離。截至2019年2月底,全國醫療衛生機構數達99.9萬個。河北省醫療衛生數為8.53萬個,數量位居全國第一。山東省排名第二,總計8.21萬個。河南省以7.13萬個排名第三位。

排名前十中,人均GDP一萬美元以上的經濟強省只有湖南、湖北和廣東。京、津、滬都在榜單靠後。廣東不愧為經濟第一大省,醫療機構是又強又多,其他富裕省市的醫療機構更傾向於少而精。經濟落後地區的特點是醫療機構小而弱。

這也很容易理解,越是經濟不發達,城市化水平越低,醫療服務的集中度低。大量小型基層醫療機構消耗大量資源,大型醫療機構的投入相對下降了。大體上講,經濟落後省份的醫療資源利用效率肯定比經濟發達地區要低。即便通過中央大規模轉移支付的方式提高了經濟落後地區的醫療資源投入,效率問題仍然沒有辦法解決。

不客氣地說,一大堆分散、小弱的鄉村醫療點基本無用。他們能有ICU嗎?能提供大規模臨時隔離的醫療力量支援嗎?平時發點感冒藥、降壓藥,未必及得上城裡藥店導購員的水平,指望不上。湖北有3.6萬多醫療機構,就算平均每個機構有3個醫生,也得10萬大軍。還要各省份馳援?

一場疫情現原形,還有多少中國人覺得自家有錢?

可是,基層農村連個衛生院也沒有,是嚴重的功能缺失,結果政府還得以大量資源去維持這類機構的存在——分散的狀態本身就會產生大量靡費和冗員。

所以,同樣的錢,花在十家大醫院上,和花在一千個農村衛生院上,效果不可能一樣。前者在滿足醫療服務需求的同時,還能提升醫療科研、設備升級。後者只能起個底線服務的維持作用,每個衛生院配個ICU,別說配不起,配了又能用幾次?這種分散、低端的結構性問題是無法解決的。

醫療如此,其他政府承擔的公共服務項目情況也類似。原理也是一樣,各級行政機構在功能設置上要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基層的攤子鋪的很開,結果既做不大也,做不強。

『03、文明程度,先富後教』

因這次疫情暴露出來的公共服務和管理水平的“貧富差距”,不只是公共醫療,而是全方位的。很多地方出現了所謂的“防疫過激”——更直白的說,就是打著防控名義的暴力“執法”、任性“執法”。這遭到了輿論的一致批評。

批評集中在這些基層政府法治觀念不強、文明程度低下,這些當然都是對的。但是,首先還是要先談錢的問題。

農村地區防疫隔離更不近人情,並非沒道理。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村,在這種疫情下也得依賴城市的公共衛生系統,欠發達地區的農村又能指望誰呢?黃岡鄉下的農民得了新冠,衛生院不管用,能指望送到武漢去治?指望不上。各地的“老村長硬核喊話”,城裡人當喜劇看,卻無法體會其中真實的緊張。他們是沒有足夠醫療資源可用的,只能硬抗。

但是,硬抗的資源也不夠。鄉鎮政府的級別在一個直轄市未必能及得上一個街道辦事處,可是鄉鎮管大的地方,街道能比?而直轄市街道一級能掌握的資源,可以輕鬆碾壓欠發達地區的大部分鄉鎮。你要那些鄉官們管出一樣直轄市的水平,那不是開玩笑嗎?欠發達地區的農村基層政府掌握的資源和事責是不對等的。

入室砸人家東西、打人家耳光的迷彩服紅袖章顯然不是什麼夠格的執法人員,可是這些窮鄉僻壤能有多少資源去維持足夠的執法隊伍呢?臨時徵用的人力資源又有多少?

大城市的治安力量是訓練有素的,基層治理體系是現成的。你把鄉鎮一級的人力物力都派上,也沒法比。資源就那點資源,素質就那點素質。平時也就那樣,遇事更亂來,一點不奇怪。再下沉到村級,情況就更復雜,越窮越橫是必然的。

文明程度從來都是先富而後教,窮極無賴不是教育得好的,民眾的權利意識也是薄弱的。經濟欠發達的農村地區平時治理體系就不健全,既沒有公平的司法解決途徑,又沒有對行政權力的制約機制,機制不存又何來權利意識?弱者逆來順受,直到忍受不了爆發。其中本沒有多少落實法治的空間,也沒有文明培育的土壤。

在文明程度的提升上,還是那句話“錢能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可是他們沒有錢。

因此,不要妄想從貧困中求文明。個體的安貧樂道是一種境界,但是普遍的貧困不會“樂道”,只會滋生罪惡。這也是富裕地區居民很難理解的,或者說是不願意去面對的真相。

『04、逃離還是拯救,是個問題』

“錢能解決的,都不是問題”說的沒錯,但是不要忘記馬雲還有個下半句“錢是解決問題的手段”。沒有錢,什麼都是問題,沒有錢本身就是問題。我們真的有錢了嗎?很遺憾,還沒有。

中國內地各省市中,人均GDP超2萬美元的京、滬,剛剛達標發達國家水平,全國人均GDP剛到1萬美元,遠遠談不上發達。而且,中國居民收入佔GDP比例剛過40%,低於國際正常的50%。所以,國不算富民更不富,我們不算有錢,連北京、上海也不算有錢。

因此,靠中央政府大規模轉移支付的“劫富濟貧”以提高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公共服務水平,空間其實不大。而且,如上文所述,欠發達地區的城市化率低導致醫療資源利用效率低,大規模轉移支付等於醫療資源利用率下降。再怎麼堆錢,衛生院還是衛生院,不會變成三甲醫院。這是必須正視的現實。

其他公共服務和治理的情況也類似,甚至更糟——錢投入醫療系統中多少總是起點作用,但是投多少才能讓“紅袖章”變成好警察呢?

因此,面對明顯的區域經濟差,是拆東牆補西牆的“拯救”,還是務實的“逃離”呢?個體選擇很清楚,年輕人外出打工總是傾向選擇經濟發達地區。經過這場疫情體現出的區域差異,人往高處走的個體選擇更為清晰。硬攔是要付出昂貴代價的。限制發達地區發展,欠發達地區就能發展起來嗎?這次疫情暴露出很多真相,是值得深思的。

當然,這不等於說欠發達地區就被放棄了,而是要“自救”為先。很多自身結構性的問題不改變,靠外部輸血是沒有前途的。其中,政府職能的改變是最根本的。功能龐雜、不堪重負。這些地區政府的治理水平不高是現實,那麼政府樣樣要管就是不現實的。

機構和職能要大刀闊斧地精簡,能管該管的一定要集中資源管好,不能管不該管的要放手讓市場管、讓社會管。這才是打開經濟發展空間的必由之路。路徑一開、有了發展空間,人才、資本、技術才會自然導入,才有資源利用的效率,才會有繁榮和富裕。

“錢能解決的,都不是問題”在未來的中國會實現,但是現在要解決的是沒錢的問題,於國於民都是如此——誠如鄧公所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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