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压在她心底久久不能释怀的事情。一个原本能上大学的“才女”，被自己的丈夫给耽误了，耽误得让她心痛，让她陷在“学历”二字中不能自拔。以致落下“后遗症”——不能看见“学历”二字，一看见它，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流。
“我叫你学……我叫你学……学……学……学……”丈夫一边咬牙切齿地叨唠着，一边把一本崭新的《政治经济学》撕得七零八落。
张敏坐在床边只有流泪的份儿，没有抢夺的机会。等他撕痛快了，弯下腰把散了一地的纸一张一张捡起来放进书包，关灯睡觉了。
第二天，她来到学校跟老师撒了个谎，把学给退了。
张敏是视力残疾人，因为残疾，从记事时起，就经常被一帮孩子围着骂。她天性要强，知道要想减少被别人耻笑，让人高看一眼，只有在学习上胜人一筹，学习成绩是能赢得别人尊重的最好办法。
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她努力学习，每天一放学先把作业写完，再温习第二天要学的课。就这样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学习很好。每当在班里受到表扬时，她看同学向她投来羡慕的眼光，那种自尊心得到最大的满足。
她最爱学语文，尤其爱上作文课。上初中时，每周两节作文课一般都安排在上午的第三、四两节课。她都是一节课写完自己的，另一节课帮着同学写。她写出的作文经常当范文在班里念，有时还拿到其他班级去念。
一次语文老师对她说：“你有写作天赋，好好学吧，将来没准能靠笔杆子吃饭。”她记住了老师的话，除了学好该学的课程，没事就看书，那时她不知道有图书馆，只能在街坊家借书看，谁家有书就上谁家借，每天看书看到很晚。她妈见她捧着书一看就是晚上十一、二点，十分心疼地说：“别看了，再把那只眼也看瞎了，就麻烦了。”
那时她心里有一个梦想，就是上大学，学习国文。可惜那个年代最高学历就是初中。
初中毕业后按照残疾人安置政策，她被分配到工厂，当了一名库房管理员，不到一年又调到生产科当统计员。
八十年代初，她们厂和北京一所大学成为“厂校挂钩联合办学”试点单位，为厂里代培20名工农兵学员，厂领导开会拟定了20个人，其中就有她。
当她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丈夫时，他却一脸不高兴地说：“你上学，孩子怎么办？”她说：“孩子白天上幼儿园，晚上你负责接一下不行吗？”
“不行，我接不了，你要想学就滚蛋，我看这个家是装不下你了，趁早滚蛋。”之后威胁说：“你要敢去学，我就把门锁换了，从此甭想进这个家门。”
没辙，张敏只好流着泪跟厂长说：“家里孩子小，没人看，您还是把这个指标给别人吧，我下次再说。”厂长知道她丈夫的脾气，也知道她经常挨打，长叹了一口气，非常惋惜地说：“以后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从那儿以后张敏又遇到几次学习机会，又几次不得不放弃。
八十年代中期，恢复了职称评定工作，她是厂里第一拨评上“助理统计师”资格的统计人员。当时厂里负责职称评审的人事干部跟她说：“二年后你可以申报统计师职称，但必须要有中专以上学历，你应该赶紧去拿一个文凭，否则就‘助’在这儿了。”
听了劳资干部的话，她回家就跟丈夫商量上学的事。丈夫当时一声不吭，张敏以为他同意了，第二天找了一个离家最近的“计划统计学校”报了“工业统计”大专班。没想到刚上一天课，就出现了开头一幕。
好在厂领导并没有“唯文凭论”，他们对她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非常认可，没有因为她是初中生，将她调离管理岗位，反而根据工作需要把她从生产科调到企业管理办公室当综合统计。
八十年代全国到处都兴起“上学热潮”，各个大专院校利用业余时间办班招生，大专文凭唾手可得。她们单位为了鼓励年轻人学知识，学技术，对愿意上学的人都大开方便之门，不但报销学费，还每周给两个半天上学时间，期末考试再给十天假，在家复习。就是这样好的学习机会，她居然没有办法得到，始终不能实现上学的梦想。
后来虽然凭着坚韧不拔的努力，先后当上“厂长办公室副主任、人事劳动科科长兼企业管理部党支部书记”，还获得了许多荣誉称号，但“学历”成了她最大的一块心病。
直到现在，她挥之不去对“学历”二字的反感，讨厌填各种登记表中“学历”一栏，恨人们聊起学历，当有人说自己是大学毕业时，她会有一种莫名的怒气。
人的一生都会留有遗憾，而她的遗憾并不是没有能力、没有机会实现，而是被丈夫用粗暴和野蛮方式扼杀掉了。没能走进大学校园，没能实现上大学的梦想成了她心中永远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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