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全世界24個國家的300多名作家，
曾聯合推薦她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在此獎項的被提名者中，
她是唯一 一個來自中國的女作家。
別人都是一生一世活著，
可她這輩子卻活出了“三生三世”，
如今94歲的她，驚豔了時光，
也留下了一段不朽的傳奇！
她，就是聶華苓
1925年1月11日，
她出生於湖北一個詩書禮義之家，
父親是貴州保安司令，
母親是大家閨秀知書達理，
而這表面看來歲月靜好的幸福，
其實是一場婚姻騙局。
母親生下她七八個月時，
竟發現父親原來早有妻兒！
母親氣憤不已，甚至想要吞金自盡，
可是看到尚在襁褓裡的女兒，
只能含淚隱忍不發。
在她剛懂事的時候，
就知道父親有兩個妻子，
“媽媽你是孫太太，
爹爹還有一個張太太，
我們住漢口，他們住武昌。”
誰能料到，母親婚姻的隱痛，
多年後竟也成了她的不幸。
在這個大家族裡，儘管父母關係冷淡，
但好在父親有官職在身，日子還算安穩，
然而這種“不識愁滋味”的日子，
很快便被炮火炸得粉碎。
九一八事變後戰火四起，
一家人跟著父親東躲西藏。
11歲那年，
父親在戰亂中不幸被槍殺，
同父異母的大哥馬上與母親爭奪家產，
最後她和母親，還有3個月大的弟弟，
都被趕出了聶家。
孤兒寡母流落到宜昌，
母親將希望寄託在了她的身上：
“苓兒，我送你去四川讀書。”
她一聽要去那麼遠的地方，
大哭：“我不走！”
母親一狠心：
“你非走不可，不讀書沒有未來，
我們一家人都活不了命！”
那年她才14歲，孤身一人搭上小船，
母親孤立岸上連連招手：
“冷暖小心，不要掛念家，專心讀書。”
之後，在模糊的淚水中，
她走向未知渺茫的人生。
她去了長壽國立第十二中學，
正逢抗戰，日子過得很苦，
經常沒飯吃，而比起物質的短缺，
學生們精神上更是陷入混亂，
每天都在“為中國向何處去”而掐架，
有人會在討論結束時突然關燈，
沒人能看見誰是誰，
胡亂抓著人就猛踹，
只聽被打的人哀嚎：
別打我，我們是同寢室的朋友啊！
荒謬混亂，可笑又可悲的情形下，
一向喜愛文學的她，
心裡彷彿有什麼要流淌出來。
她寫下了第一個短篇小說《變形蟲》，
“一切都亂糟糟的，所有東西都在變。”
更糟糕的是，戰火的波及，
讓她不得不隨大眾一路流亡，
武漢，重慶，南京，北平......
可她不知道，
這只是她一生漫長漂泊的開始！
聶華苓（左一）在大學
1948年中央國立大學畢業後，
在家人催促下，
她選擇與同學王正路步入婚姻，
然而這段婚姻並沒有愛，
只是兩個人的報團取暖，
能比一個人的冷暖自知好一些而已。
第二年，她一家隨著流亡的人群，
輾轉來到臺灣，
窩在小小的房子裡，
有時碰上臺風颳過，
薄板房子會震得咯吱響，
像是隨時會開裂。
丈夫承受不了這種貧瘠生活帶來的壓力，
一度頹廢，母親年事已高，
又有幼弟要養，
她只能挑起了家庭的重擔。
在這陌生的環境裡，
她如蜉蝣寄身無所適從，
迫切地想要從時代的分裂中，
找到曾經家國的歸屬感。
她一聽這是批評臺灣時政的雜誌，
馬上選擇了加入。
在這裡，
她接觸的全都是林海音的小說、
梁實秋的散文與余光中的詩句，
前輩字裡行間的嶙峋風骨，
一點點感染著她。
那段時間非常辛苦，為了養家，
她需要同時兼任兩份工作，
晚上要去英文補習班教課。
而那時她還懷著身孕，
每天費力踩著自行車上下班。
身體上的辛勞或可承受，
但情感上的打擊，
卻讓她一度哀傷不已。
她和丈夫的關係漸漸水火不容，
本來就無太多情感，在加上丈夫傳統，
連她坐下來陪同客人聊天時，
也被視作不守家規。
八年來他們一直爭吵不休，
丈夫一氣之下，
竟拋下她和孩子，遠去美國。
屋漏偏逢連夜雨，
丈夫剛走沒多久，
她就收到大弟漢仲，
飛機失事發生意外的噩耗，
可還沒等她辦完喪事，
“白色恐怖”就蔓延到她的身邊......
因為蔣介石七十大壽時，
《自由中國》一連七版發表文章批評蔣，
轟動全球也觸怒了當局。
1960年的一天，
《自由中國》雜誌社長雷震，
與三個同事突然被捕，
雜誌也被當局禁止發行，
而她也整日受到嚴密監視。
隨時都可能被逮捕，
活在“下一個就是她”的陰霾之中，
在這風聲鶴唳的情況下，她仍無比倔強：
你們可以抓我，
卻不能剝奪我說話寫字的權利！
她依舊筆耕不輟，寫下了：
《翡翠貓》《失去的金鈴子》等小說，
以筆為劍，
表達她的感時憂國、愛恨自由。
但苦難命運還是給她重重一擊，
母親的去世，
讓她支離破碎的心又雪上加霜，
母親走後，
她和孩子在失落和恐懼中咬牙堅持，
但她不肯求助於人，害怕拖累朋友。
國民黨當局對她的幾次打壓，
更讓她痛到了極點，
她是他們眼中的“外人”，
這裡不是她的歸屬，她說：
“我真是非常非常地孤獨。”
許是承受的苦痛太多太多，
冥冥之中，她遇到了一個，
能帶給她光明和希望的男人。
他叫保羅·安格爾，
一個高大英俊的美國現代派詩人，
在一次美國文化參贊舉辦的酒會上，
他們第一次相遇。
他幽默爽朗，她嬌小美麗，
第一眼他就無法自拔。
他開始了熱烈的追求，
她和他講創作，講獨自撫養孩子，
他吃驚於一個女人，
經歷過那麼多生活的狂風巨浪，
眼神裡依然充滿智慧，
竟仍能活得如此堅強。
聶華苓和保羅·安格爾
有一天，漫天繁星下保羅對她說：
“我想一直、一直、一直見到你，
和我回愛荷華好嗎？”
她為他一直以來的深情所感動，
她覺得，
這是一個可以放心依靠的男人。
只是，真的要和他去美國嗎？
她不捨得離開祖國的土地，
可形勢越來越險惡，
大陸回不去，臺灣沒有容身之處，
前方是愛人的呼喚，
身後是時代的逼迫，
但是真的不想再漂泊了，
就這樣糾結了足足一年，
最後她還是選擇了隨愛而去。
而這一次的流浪之旅，
讓她終於擺脫以前的苦悶和黑暗，
走向了歡喜和光明。
在美國和保羅結婚後，
她的餘生和他再也不可分割。
保羅扭傷腳休養，
她就在他身旁悉心照顧，
她端茶遞水、滿懷柔情，
每一個細節都讓他覺得有情有趣；
傷好後他遠行歐洲，
一進旅館她的信已經等在那兒，
她寫道：“再熱鬧的場合，
因為沒有你，就覺得蕭瑟冷清。”
孤身在外兩個月，
等信、看信成了他最幸福的事。
她的生活平靜而美好，
但那對祖國割捨不斷的愁緒，
每日都縈繞在她的心頭。
從大陸流浪到臺灣，
又從臺灣流浪到美國，
她想回卻總是回不去的祖國啊，
帶給無盡的苦痛，
也帶給她無盡的思念。
於是，她把對祖國所有的愛和情，
都化作了神奇的文字和不朽的華章。
《夢谷集》、《臺灣軼事》、
《千山外，水流長》......
她人在美國，心在中國，
她從不用英文著作，只用中文，
她說之所以一直用母語寫作，
那是因為母語是支撐她漂泊的動力，
母語是和母親同一血脈的根。
而之後，
因她一個突發奇想的念頭，
給世界，給中國，
都帶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響！
1967年的一天，她與保羅划船時，
看著波光粼粼的愛荷華河，
突然萌生出一個念頭，
為什麼不在寫作工作坊外，
擴大視角，創辦一個“國際寫作計劃”呢？
她想做一件此前從未有人做過的事：
“邀請不同國家的作家們，
一起來這裡寫作，
不同文化與成見，
每個人的角度都不同，
一定會碰撞出更多有意思的事情。”
可保羅起初是反對的：
“are you crazy？(你瘋了？）”
遍請世界各地的名家，
這需要巨大成本還有層層落實的瑣碎事務，
可她堅持說：
“let's try！那就讓我們一起努力吧！”
看她眼裡光芒閃爍，信心無比，
保羅說：“好吧。”
就這樣，心血來潮，
甚至有點感情用事，
居然成就了一個未來，
世界文學裡程碑式的大事！
作家季季曾打趣說聶華苓的家，
就是小型聯合國，
此後近十年，
她餐廳裡那張長條桌上，
一批批各國的作家，
被她請來圍著餐桌寫作、研討。
無論作家與詩人們處在什麼境地，
只要接受邀請，
便可前往美國愛荷華，
過一段食宿無憂的日子，
他們可以寫作，也可以不寫，
可以聊天、參加舞會……
聶華苓甚至打趣，就算是跳河也沒關係。
為此，她和保羅不惜花光積蓄，
這是世界文學史上，
開天闢地的一幕：
不同種族、不同國家、
不同意識形態、不同經歷、
不同性格的形形色色的作家融合在一起，
全世界的文學在這裡交流碰撞，
擦出亮麗的火花。
來自150多個國家和地區，
1400多名作家與詩人參與過這個項目，
而這張被這1400多人圍坐過的飯桌，
被人們譽為“一部文學史的餐桌”。
聶華苓與各國作家交流
而這些不同文化背景的創作者之間，
碰撞出了真正動人的部分。
當時埃及與以色列開戰，
來她這裡的一批作家中恰好有兩人，
一位來自埃及，一位來自以色列。
最初見面兩位作家怒目相對，
差點就掀桌子打起來。
可相處了三個月，告別時，
兩位作家竟抱頭痛哭。
其他作家覺得不可思議：
“你們是最大的敵人，也痛罵過對方，
最後卻抱頭痛哭。”
這是一種怎樣奇妙的感覺？
國際寫作計劃資料
他們把這樣的“奇蹟”歸功於她和保羅，
因為她們給人帶來真正的愛與關心。
“國際寫作計劃”就像是個文學大家庭，
不同國家與文化背景的作家坐在一起，
摒棄種族偏見與政治局勢，
將自己真正拓寬成一個“人”的存在。
1976年，
來自全球24個國家的作家，
聯合推薦她和保羅，
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他們稱在藝術史上，從沒有一對夫婦，
這樣無私地獻身於一個偉大的理想。
海外漂泊30年，她從沒有忘記自己的根，
那片生她養她的地方。
1978年，中美局勢有所緩和，
她就迫不及待回到大陸，
四處打聽蕭乾、丁玲等作家的下落。
第二年中美建交，
大陸作家也可以參與這個寫作計劃了，
令她無比興奮，
馬上就請來了第一位，
來自大陸的中國作家蕭乾。
此後她請來許多從時代傷痛中，
走出的中國作家：
丁玲、茹誌鵑、汪曾祺、馮驥才，
餘華、莫言、巴金等大陸作家，
還有余光中、林懷民、蔣勳等臺灣作家。
巴金（中）和聶華苓
她舉辦的“中國週末”聚會，
讓很多人都十分難忘，
早年接觸過她的作家回憶說：
她會細心觀察每個人的需求，
每週帶作家們去費用不菲的餐廳，
誰都會說她慷慨。
然而，她自己用了多年，
已經遲緩卡頓的舊電腦，
卻始終捨不得更換。
這位作家不解，
每次吃飯都100多美金，
最好的電腦也不過400美金，
少請作家吃幾頓飯不就解決了嗎？
莫言說：“聶華苓更像母親”，
餘華和蔣勳評價：
“她身上有著一種英雄氣概和俠義情結。”
遲子建說：聶華苓最早為，
新時期中國文學最活躍的作家們，
打開了看世界的窗口。
的確如此，國際寫作計劃，
為中國文學開啟了一扇門，
引領中國文化走向美國，
更走向了全世界！
與此同時，
她的文學創作也登上新的高峰。
1980年她出版凝聚平生最多心血，
也最負盛名的那部《桑青與桃紅》，
小說講述主人公桑青在抗戰、
內戰、赴臺的背景下，
如何惶惶終日逃亡奔走，
一邊飽受壓迫，一邊滿懷希冀的故事。
她說：“我不僅寫一個人的分裂，
也寫著中國受難的分裂……”
“歸宿對漂泊的中國人而言，是場奢望。”
這本書一經出版就聞名全球，
書中融入了她半生流浪的悲歡，
無數和她一樣，
被時代所迫逃亡、離別的中國人，
從中受到極大的鼓舞，
開始在殘酷命運中尋找活下去的希冀。
因這本書，
她被譽為“當代中國文學之母”，
“世界文學之母”。
而寫作之外的時間，她全給了愛情。
瞭解她的朋友都說：
“聶華苓是一個很堅強的女人，
只有像保羅這樣的男人，
才能讓她變得小鳥依人。”
她和保羅一起攜手走過了20世紀的人景，
她們有談不完的話，有共同做不完的事，
她每一刻都很滿足。
但誰也沒有料到，意外來得那麼突然。
1991年，她們獲得了，
波蘭文化部頒發的“國際文化獎”，
在芝加哥轉機時，
保羅說是要買份報紙，
可之後她怎麼等也沒等到他回來，
去找他時，只看到他躺在地上，
畫面似乎靜止，
巨大的痛苦顯得遲緩而安靜
多年後她還記得很清楚，說：
“自己坐末班機回來的那天，
愛荷華正下著雨。”
美國詩人、聶華苓丈夫保羅·安格爾(1908-1991)
她說：
她和保羅一同走過了20世紀的，
歡樂、災難、死亡、生存。
保羅走後12年，
她寫出了傳記《三生三世》：
一世在大陸，逃亡；
一世在臺灣，苦難；
一世在美國，死亡。
以保羅·安格爾命名的公寓
在保羅走後，
兩個女兒要接她到身邊生活，
可她一直沒答應，
至今仍住在那個和保羅同住的紅房子裡，
從不打算離開，
二十幾年來，
保羅的書房一點都沒有動：
老式打字機、電話、
舊報紙、書、日曆……
其中一面牆中掛滿面具，
這隱喻著不同的人、
不同的文化、種族，
這也是他們的生活背景，
如今愛人已去，房子裡的過客來來往往。
面具仍在，卻逐漸陳舊，而她仍守著。
她還在他的墓碑旁，
給自己也留好了位置，
生要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
今天，她已經94歲高齡了，
仍繼續擔任“國際寫作計劃”的顧問，
這是她和保羅的孩子，
她要陪它到生命的盡頭。
2009年，陳安琪導演決定拍攝聶華苓的紀錄片《三生三世聶華苓》，其中白先勇、林懷民、莫言、遲子建都出鏡來談聶華苓
她接受採訪時，回顧近百年人生，
她對著鏡頭坦然笑著說：
無恨，無悔，無怨，
時間到了，隨風而去。
後輩蔣勳說：
“華苓的大笑讓我覺得是了不起的，
因為她一生所經歷的遭遇，
可以用笑聲淡掉。”
“我是一棵樹，
根在大陸，幹在臺灣，枝葉在愛荷華。”
這是她對自己一生的總結，
大陸、臺灣、美國這三個地方，
就好像她的三生三世。
而她傳奇的人生，
也代表了我們國家的一個蛻變，
時代面前，
個人無力無助，被命運所擺弄，
一生的逃亡，一生的流浪，
但永遠磨滅不了，
她身為中國人的那種頑強氣志！
她在深淵裡起舞，
開啟中華民族智慧的燈塔，
照亮世界文學的天空，
點燃世界共同文明的火炬！
她是值得我們尊敬的偉大女性，
她近一個世紀的精彩人生，
驚豔了時光，也令人心生歡喜，
今天就讓我們共同祝福94歲的她，
平安幸福、健康長壽！
閱讀更多 德國優才計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