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阶段，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革，在军事领域也有显著的反映，主要表现为作战指导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由“崇尚军礼”转变为推崇“诡诈之道”。

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中，作战双方遵从“军礼”，遵循一系列特殊的礼仪和规范，春秋末期，随着社会发展和天命神权观念的动摇，战乱不息，礼崩乐坏，“诡道”逐渐登上战争舞台，进而演变成为战争领域的主导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指导思想的转变跟当时礼乐制度的崩坏有着很大的关系，而礼乐崩坏只是表象，其背后有着深刻的背景因素。春秋至战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发生剧烈的变革，井田制瓦解，宗法分封制动摇，礼治的经济基础和血缘亲属基础遭到严重削弱。因此战争礼的变迁、礼乐崩坏，其实深层的原因在于社会变革的出现。

春秋时期的军礼继承自周代

礼和战争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而在先秦众多战争中，二者却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周代及春秋时期，却有一整套“军礼”来指导、制约具体的军事活动。礼是战争所不可或缺的:“夫礼、乐、慈、爱，战所畜也。”有礼是战争利的关键。

根据《周礼》的记载，军礼不仅仅是一种礼仪，还包括与军事活动有关的规章制度。“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

这就是说军礼有大师、大均、大田、大役、大封五类。“大师之礼”，指天子或诸侯亲征伐敌所举行的相关礼仪。“大均之礼”，主要指均土地，征赋税。“大田之礼”，天子与诸侯借用田猎进行军事训练和检阅军队。“大役之礼”，指营造、修建土木工程，如修宫室筑城邑等。 “大封之礼”，指勘定封疆，树立界标。

可见“军礼”远不止于一套礼仪制度，平时训练治军、战时征伐皆在其内，甚至包括均田征赋，筑城修邑，定疆封界。凡与军事活动有关的军仪、军赋、军备、军制、军令、军法皆属军礼的范畴。周公“制礼作乐”，礼制逐渐趋于完备，礼不仅成为社会生活所奉行的行为规范和风俗习惯，而且是维护和巩固国家制度、治国安民的重要手段。

春秋战争礼的基本内容

军礼的涵盖十分广泛，此处所说的春秋军礼，主要是指出师准备、出征作战及战后班师相关的礼仪。

出征之礼:在军队出征前要在宗庙举行一整套礼仪，如卜战、告庙，以祈求神灵、祖宗保佑和预测胜败吉凶。告庙祭社仪式结束后，全军列队，主帅发布战争动员令，进行誓师典礼。战前誓辞无不揭露敌方罪行，宣扬己方“正义”，强调纪律与作风，打着“听天命”的旗号，把自己标榜为“助天灭贼”的“仁义之师”。

征战之礼:军队行军作战须依战争礼而行。出征途中要祭祀经过的名山大川以祈求神灵护佑。著名的鄢陵之战，楚共王登上巢车，瞭望晋军，了解晋军动向。晋军到达战场后，召开军前会议，先“卜于先君”，接着宣布战令，随后誓师、战祷，并用筮决定战术，整个过程和礼仪与出征前的仪式相差无几。誓师、战祷后，击鼓进军，两军对垒，准备交战，有所谓“请战”之制。请战时，双方使用外交辞令，宣扬己方的正义与对方的非正义，力求在气势上压倒对方，甲方请战，乙方也有答辞，双方动口不动手，是战前的文斗。请战后两军将战，则派勇士先去挑战，即所谓“致师”。致师者须冲入敌垒，奋力拼杀，折馘、执俘而回。致师礼毕，由此揭开两军厮杀的序幕。战斗状态中也不无战争礼的存在。

献捷与投降礼:战争结束，胜方按惯例须举行“封尸”之礼，收敌军尸首而封土，建表木而示武功。军队归国后还有一系列礼仪，军队凯旋时奏乐并高唱凯歌进入国都，献捷于祖庙，国君安排宴席慰劳将士，遍赏有功之臣。春秋时期的献俘一是献于宗庙，另一则是献于周王。若军队作战失利，称为“师不功”或“军有忧”，回国时以凶礼迎接。此外，又有战败国的请罪之礼。

春秋时期的战争，从出征到战后，整个阶段仍然保留了一套完备的战争礼仪。

“礼”影响下的春秋战争

贯彻“仁本”的人道宗旨。春秋及其以前的战争，并不以流血杀戮、争城夺地为终极目标，而始终贯彻着一种仁义礼让、敬德尚信的观念。对战败者采取宽容态度，也是“仁本”精神的重要体现，春秋时代坚守“叛而伐之，服而舍之”的原则。

当时诸国兵戎相见时，目的不在于赶尽杀绝，而在于树立自己的威信而已。对方表示臣服后，便堰兵息武，停止军事打击，给予敌方继续生存的机会。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大败越国，越王勾践接受范蠡的主张，用卑辞厚礼向吴求和。伍子青建议吴王乘势消灭越国，但是夫差接受了太宰伯豁“古之伐国者，服之而已”的建议，答应了越国的请和要求。

遵循“正而不诈”的交锋原则。“正而不诈”的作战原则在春秋时并未完全打破，当时在战斗中普遍遵循“君子战”的作战规定，信守承诺，公平对决，不以阴谋诡诈取胜。这与后世纯粹“出奇设伏”、“兵以诈立”的战法截然不同。《公羊传》宣扬的“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就是明显的标志。

传统“军礼”的逐步退出

1.“兵以诈立”观念的出现

春秋前中期的战争，深受“军礼”传统的影响。但是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从春秋中叶开始，战争礼暴露出衰亡的征兆，不再受到重视。有的发生了演变，有的则彻底消亡了。

春秋战争礼的式微。以献俘礼为例，献俘礼的演变最能反映春秋战争礼的变迁。按照礼制规定:“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诸侯只有奉王命伐四夷有功才向王献捷，而诸侯间即使是征四夷有功，也不能互相献俘。但是从春秋中晚期开始，献俘礼在诸侯国中开始衰落，到战国时代已全面衰亡。《春秋左传》记载的献俘礼是春秋战争礼擅变的一个缩影，它反映了古军礼由盛及衰的渐变历程。其它战争礼也和献俘礼一样，从春秋中期转向衰亡，到了战争国时代则所剩无几。

“诡诈”观念的形成。与春秋战争礼衰亡的同时，“军礼”精神内涵在战争中的影响大打折扣，在战争实践中，诡诈已开始走上战争的舞台。子鱼就批评宋襄公“未知战”，他强调:“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慢可也。”城濮之战中，舅犯对晋文公说:“繁礼之人，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这代表了不同时代的战争观，是古军礼走向衰落的明显标志。

春秋中期著名的城濮之战，晋人灵活运用“诡道”，大败楚军，一战而成霸业。晋人从战前准备阶段就酝酿了一个个阴谋，到正式交战设下的一个个圈套，都带有浓厚的诡诈性和欺骗性。其中晋军所采用的先弱后强、示利诱敌、佯退诱敌、两翼夹击以及避实击虚等战术的运用，在之前和当时都是绝无仅有的。

《孙子兵法》也首次从理论上明确提出，“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所谓“诡道”，就是运用智谋来灵活处理战争实践中的问题，而不是以“正”的原则去规范军事行动。

2.战国时期“诡诈”的盛行

进入战国之后，“礼崩乐坏”的程度进一步加剧，周礼所代表的封建宗法秩序全面崩溃，战国的诸侯战争不再是以屈服他国的争霸战争，而演变成以消灭他国为目标的兼并战争。这个时期的战争更为频繁，规模空前扩大，厮杀异常激烈，屠城、杀俘等以往难以想象的手段开始变得屡见不鲜。这些因素无疑促使传统“军礼”走向末路，同时加速了诡诈之道的全面发展。

“诡诈”观念的全面兴起。战国时期，随着参战人数的激增，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武器杀伤力增大，战争激烈程度的增强。古军礼基本上丧失了生存的空间，兼并战争再也无须礼义的掩饰，自孙子提出诡道论后，诡诈的战法原则在战争领域广泛运用，完全占领了战争的舞台。西周、春秋前期鸣鼓而战、列阵而击的传统战法遭到全盘否定，而示弱诱敌、避实击虚、兵不厌诈、出奇制胜等诡诈战术全面兴起。

军事诡计的无所不用还表现在反间计的广泛运用上。反间计在春秋时并不多见，而在战国却是出奇制胜的重要手段。许多名将都曾受过反间计的陷害，如廉颇、乐毅因中反间而被迫流亡；司马尚、信陵君被革职弃用；李牧、白起等被害致死。

尤其是战国中后期，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任何手段都派上了用场。军事诡计已是无战不用，无所不用了。仁义道德，君子协定，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诡计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礼信仁义从战争中退出成为必然趋势。从战国在战争实践中，已经很难看到以往战争中遵循的“不加丧”、“鸣鼓而战，不相诈”原则，也不曾听到类似宋襄公的那番“高谈阔论”，更看不到不伤君子、“不可以再辱国君”的记载。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为了克敌制胜，无所不用其极。

战争礼变迁与春秋社会变革的关系

西周是礼乐盛行的时代，被孔子赞誉为“郁郁乎文哉”。西周的礼乐制度，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对后世影响也颇为深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春秋时代却出现了“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的局面，究其原因，与当时剧烈的社会变革有很大关系。

1.井田制、宗法制的瓦解

春秋年间，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革，井田制逐渐瓦解，宗法制开始动摇，礼治的经济基础和血缘亲属基础遭到严重破坏，礼崩乐坏已成趋势。战争指导者开始抛弃旧礼制的束缚，寻求新的理论指导战争势在必行。

在春秋晚期，当时的劳动人民已经创造了块炼法，掌握了冶炼纯铁的技术。铁器的使用，使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社会经济有了显著发展。春秋时期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最根本的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让劳动人民有能量去开垦、发展私田，导致出现了“公田不治”的现象。由于私田不在税收之列，因而私田的规模和数量急剧增加，土地私有权也得到事实上的承认。

公元前645年，秦在韩原大败晋军，晋惠公被俘。晋国为了挽回败局，采取了“作爱田”的措施。把晋国公室的土地直接赏赐给国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有土地向私有土地的转化。此后，其他国家也纷纷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这些改革促使井田制的加速崩溃，公开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这样，井田制由“公田不治”的生产没落现象到赋税制度变革的实质，最终完成了它的瓦解过程，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随着井田制的瓦解，与之密切相关的宗法制也开始动摇。进入春秋时代，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分化，周天子和原先分封的诸侯公室都一代一代往下世袭，宗族姻亲关系逐渐疏远，正如史公所言“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在各国统治阶级内部，政治局面也非常混乱，弑君僭越之事层出不穷。随着公室卑弱，从天子到诸侯，权力不断下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在春秋社会的变革中逐渐瓦解了。

春秋时代，土地制度的大变革彻底摧毁了周王朝的经济基础，由此带来的便是上层建筑的动摇与瓦解。井田制的瓦解、宗法制的动摇，使得植根于血缘宗法土壤中的“礼治”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一步步地从衰落走向灭亡，军礼也随同国君权力的衰败而口渐崩溃。

2.战争要素的变化

春秋时，王权沦落，诸侯争霸，礼乐征伐的权力由自天子转为诸侯，而诸侯国内部强臣专权。王室军队逐渐衰落，诸侯和卿大夫的军队占据了春秋时代的战争舞台。随着社会的剧烈变革，军事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军礼的崩溃与该时期军事领域的变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春秋时代各国军队的编制，除了由国君和卿大夫的宗族作为骨干以外，主要是由“国人”编制而成的。国人是贵族中基层的下层，属于士的一级，既是国家军队中的甲士、战士，又是贵族基层的支柱。国人可以参加政治活动，接受学校教育，充当政府官吏，当兵打仗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

春秋晚期，随着宗法制的瓦解，宗族政治逐渐崩溃，建立在宗族公社基础上的贵族军队也在不断地分裂瓦解。国人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宗族社会基础，地位下降。贵族军队兵源缩小，出现了“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的现象。尤其是此时战事日趋频繁，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这势必会造成兵源的扩大。统治者改革兵制扩充军队，将征兵范围从国人扩大到“野人”，扩充了兵源，增加了兵力。但同时也造成了军队成分的变化，打破了“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传统。此后，庶人、工、商可以进仕，奴隶则可成为自由民。这一举措不仅打破了上下贵贱等级的“古之制”，而且开创了以军功解除奴隶身份的局面。

军事领域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战车的衰落和步兵的兴起。春秋时期是我国古代车战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步兵的崛起阶段。战车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只适用于地势平坦的中原地区，而在山地、沼泽地地发挥不出它的优势。而灵活机动的步兵则开始显示出巨大的作战威力。随着步兵的兴起，并逐渐取代车兵成为战场上的主力军，步战也就逐渐代替了车战。

步兵取代车兵的转变，冲破了尊卑观念。因为战车不仅是战争的工具，同时也是维护奴隶制的等级制度的工具，它是奴隶主身份、权利的象征。一些贵族军官竟宁死不肯加入步兵行列，就是因为放不下自己高贵的身份。“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周代的礼乐主要流行于士及士以上贵族阶层中，但是这些改革使得地位低下的庶人成为军队的主体，贵族宗族组织解体，传统的礼乐制度难以继续维持，军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3.神权政治的衰落

商、周时期的统治者，都强调王权的合法性和至高无上的权威性皆来自“天命”。这种天命思想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神权政治，即王权须靠神权来保证。到了春秋时代，经济、政治的剧变反映到社会思想上，“尊神”、“敬天”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动摇，开始注意人的存在与价值。

人们对天命观念的怀疑，西周初年姜尚的一些做法就已显露出端倪。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武王将伐封，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

尽管占卜不吉利，仍起兵伐封。这说明在天命迷信泛滥的商周之际，即已有人对天命产生了怀疑。《诗经》诸篇中关于骂天、恨天的诗句屡见不鲜，如“昊天不佣”，“昊天不惠”，“昊天不平”，“浩浩昊天，不骏其德”，诸如此类，表明“天”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向受人敬畏的天，受到某些人的诅咒，成为否定、垢骂的对象，失去了从前的权威。进入春秋时代，这种疑天怨天的思潮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对天产生怀疑，甚至是公然评判、亵渎。

社会生活中对天道的怀疑，当然也影响到了军事领域。祭祀占卜在战争活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然而到了春秋时，战争中便有人开始质疑占卜，拒绝占卜。孙子总结了以往的战争经验和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对自然、社会的认识更为深入细致，他对战争中天道与人事的论说讲得更为透彻。

《孙子兵法》中:“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孙子认为作为贤明君主和优秀将领之所以一出兵就取胜，关键在于有“先知”之能，做到“知己知彼”。战争的实践以及战场上的瞬息万变，使孙子清醒地认识到占卜如赌博，完全靠运气，偶一得中，纯属侥幸。必须从人事的角度去考察，人才乃战争胜利之本。

由于天命观念的衰落，战争的胜败不再被看着是鬼神意志的结果，而关键在于人为，这就导致旧有的一些具有浓厚迷信色彩的礼俗遭到摒弃。

4.价值观念的转变

西周以来的军事征伐战略目标，都在于追求建立以周王为核心的礼制秩序。周王是天下最大的宗主，也是诸侯必须尊宠的天子。诸侯的责任是“以为蕃篱，屏蔽周室”，因此战争或军事冲突的目的往往是为了维护王室的利益而展开的。

春秋时期，诸侯霸主仍以“尊王”的旗帜来进行“攘夷”、甚至打着王命来讨伐他国。但此时无须“王命伐之”才发动战争，只要符合本国利益即可，即“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则止”。诸侯间战争的目的是受利益驱使，完全是以功利为基础的。春秋中期以后，“尊王”的旗号被抛在了一边，对“利”的追求表现得更为露骨。

晋献公去世后，晋国发生内乱，于是向秦国求援，答应成功后，用八城酬谢秦国，才得以复国。后来晋国连年发生饥荒，向秦购买粮食，秦穆公与众大臣商议。百里奚认为卖粮给晋，不损于秦，且可收买晋国民心，于是向晋输粮。而当秦国发生饥荒时，晋国却袖手旁观。接着晋惠公又背信弃义，想赖掉割地之约，秦国这才下决心伐晋。由可以看出，“利”是这次战争发动、进行的最终驱动力。秦国“输粟于晋”，并不是大发善心，而是从长远利益考虑，收买民心。而晋惠公只顾眼前利益，擅自毁约，直接触犯了秦国的利益，导致两国兵戎相见，自己也成了俘虏。

到了春秋后期，贵族很难依靠传统的礼俗再来维持统治，往往需要用直接的利益才刺激下属，鼓励他们参与战斗，奋勇杀敌，为自己卖命。鲁哀公二年，晋国赵简子在铁之战前誓师时许诺，“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这种在军功面前人人平等的作法，体现了功利主义原则，冲破了传统的礼仪制度和价值观念。

战争本身就是为了捍卫利益或最大限度地谋取利益。春秋时期的战争论礼观念中，礼乐仁义观念地位逐渐被“追功逐利”所取代，把“利”的追求看成进行战争的主要目的。公元前638年的泓水之战便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宋襄公拘泥旧礼，不肯放弃传统的作战理念，结果被打得一败涂地。楚国并没有遵守军礼，却大获全胜。

春秋时期，旧有的、先在的价值观念遭到破坏，原来为维护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体利益的价值观念受到严峻挑战，“利”成了社会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当追求眼前利益逐渐成为人们新的价值取向，把攫取最大化的利益看成是战争的唯一目的，人们便开始抛弃传统“军礼”，抛开那些适用于贵族之间的战略战术原则，诡道诈术也就顺其自然地推向了战争的前沿。

结语

综上可以看出，曾经盛行的礼乐文化，到了春秋时代，礼乐传统发展到了最成熟的阶段，之后则盛极而衰，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现象。军礼在春秋时代也经历了由盛及衰的发展过程，战争指导思想从“崇尚军礼”转变为“诡诈之道”。

春秋前中期的战争受到传统“军礼”的规范和约束，遵循“以仁为本”的原则，追求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战争手段相对比较温和，不仅参战人数少，持续时间短，而且战争损失也不大。春秋后期，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发生剧烈变革，一整套礼仪规范也陷入了危机，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

在军事领域内，战争实践导致军事理论日趋成熟。诡道在战争活动中渐渐流行，军礼的传统一步步走向式微。战争中的诡道走到了前台，成了战争舞台上的主角，已无须礼义仁德的掩饰。这一阶段的战争，诡诈奇橘，机变莫测，与春秋前中期的战争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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