倖存者偏差:反成功學雞湯、反顯式因果

倖存者偏差:反成功學雞湯、反顯式因果


倖存者偏差:那些“祈禱之後依然淹死的人”已經死了,不可能再去告訴別人--他們的祈禱失靈了。

這是反雞湯理論,這是對成功學、對宗教的質疑。

倖存者偏差:反成功學雞湯、反顯式因果


二戰期間,美軍空軍對作戰飛機做了一次統計,統計發現,飛回來的飛機翅膀中彈特別多,機艙彈孔反而沒多少。按照直覺推測,應該是加固機翼,可這邏輯對麼?當然不對,事實上,恰恰應當加固機艙和發動機裝甲。因為“飛回來的飛機”翅膀彈孔多,正說明打中翅膀了飛機還能回來,可打中機艙飛機就沒救了,直接墜毀,根本不給你機會數彈孔。後來的實踐證實了這一點,他們加固了機艙裝甲,果然,飛機墜毀率下降了。人在江湖,處處是坑,懂得這個思維誤區,就不容易掉坑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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倖存者偏差:不要忽略那些沉默的大多數

何為“倖存者偏差”?

“倖存者偏見”,洋文寫作“survivorship bias”或“survival bias”。這玩意兒屬於“認知偏差”的一種。如果用一句通俗的話來概括“倖存者偏見”,就是【死人沒法開口】。如果要說得更具體點,那就是:當你在分析某個事物的時候,可能會面對諸多的證據(樣本)。但是大多數人通常只注意到【顯式】的樣本和證據,而忽略了【隱式】的樣本和證據,從而得出錯誤的認知、錯誤的結論。

為了更形象一些,俺來說一下“倖存者偏差”的出處——古羅馬的西賽羅(與凱撒同時代的知名政治家、文學家、演說家)講過一個故事,大意如下:

有一群宗教信徒在某次沉船事故中倖存。倖存後,他們就找人作畫(畫面上是一群人在事故中祈禱),以此來宣揚說:因為他們作了虔誠的禱告,所以才在沉船事故中倖存。某信徒拿了這幅畫給一個無神論者看。這個無神論者直接反問道:那些祈禱之後淹死的人,他們的畫像在哪裡?

以上就是“倖存者偏差”的出處。那些“祈禱之後依然淹死的人”,他們已經死了,不可能再去告訴別人,他們的祈禱失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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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領域中的“倖存者偏差”

西賽羅的那個故事,屬於宗教領域的“倖存者偏差”。除了宗教領域,還有很多領域(甚至可以說,所有的領域)都會存在這類偏差。下面,俺挑選幾個領域來舉例。

IT 領域——創業的“銀彈”

作為 IT 從業人員,俺經常在某些 IT 網站上看到某某公司的創業事蹟。如果你也跟俺一樣,估計這方面的故事也看了不少。不知你有沒有發現,那些廣為流傳的創業案例,都是【成功】案例。越成功的,越具有傳奇色彩,被宣傳的次數就越多(比如喬布斯、蓋茨)。相反,那些創業【失敗】的案例,(相比而言)被提及的次數非常非常少。這會產生啥問題?

假設某個有志青年想要創業,他看了很多創業成功的案例,這些案例都提到某些共同的因素。於是,此人就誤以為這些共同的因素是“銀彈”——只要具備這些銀彈,創業必定成功。這就如同西賽羅的那個故事——只看到存活的祈禱者,就誤以為“祈禱”是存活的【充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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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學領域——虛假的“充分條件”

說完“創業”,很自然就聯想到“成功學”。那些鼓吹“成功學”的文章/書籍,通常存在很多謬誤,其中一個謬誤是——號稱“某某方法論”是成功的【充分條件】。換句話說,只要具備了該方法論,就一定可以獲得成功。

為啥俺說這是一個謬誤?因為這些鼓吹成功學的文章/書籍,通常都【沒有】去檢驗:該方法論是否也出現在失敗者身上。只要有一個失敗者也採用了該方法論,就足以說明——這個方法論【不是】成功的充分條件。比如說,很多成功學的理論提到了“勤奮”是成功的充分條件。但其實捏,勤奮而沒有成功的,大有人在。

投資領域——僅憑運氣的“股神”

最近半年,股市迎來新一輪的牛市行情。前幾天有讀者建議俺聊聊股市的話題,所以今天順便拿投資領域來說事兒。

似乎在每一個國家的股市中,都有那麼幾個人被譽為“股神”。如果碰到牛市,被冠以“股神”的人還會再多出好幾倍。(暫且不考慮“弄虛作假、謊報戰績”的情況)假設這些獲得股神稱號的人,都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獲得遠高於大盤的收益率,他們有資格獲得“股神”的稱號嗎?為了說明這個例子,俺轉載某篇文章的其中一段(此文寫於1984年)。

我要各位設想一場全國性的拋硬幣大賽。讓我們假定,全美國2.25億人,在明天早晨起床時都擲一枚硬幣,並猜硬幣出現的正面或反面。如果猜對了,他們將從猜錯者的手中贏得一美元。而猜錯的人則被淘汰。

每天都有輸家遭到淘汰,獎金則不斷地累積。經過十個早晨的十次投擲之後,全美國約有22萬人連續十次猜對拋硬幣的結果。每人所贏得的資金約1000多美元。

現在,這群人可能會開始炫耀自己的戰績,此乃人的天性使然。即使他們仍保持謙虛的態度,但在雞尾酒會中,他們偶爾會以此技巧吸引異性的注意,並炫耀他們對拋硬幣的奇特洞察力。

遊戲繼續進行,再經過十天,約有215個人連續20次猜對拋硬幣的結果,並且每個人贏得大約100萬美元的獎金。輸家總共付出2.25億美元,贏家則得到2.25億美元。

這時候,這群贏家會完全沉迷在自己的成就中——他們可能開始著書立說:“我如何每天早晨工作30秒,並在20天之內將—美元變成100萬美元。”更糟的是,他們會在全國各地主辦培訓班,宣傳如何有效地拋硬幣。對那些持懷疑態度的學者,他們會反駁說:“如果你認為這是不可能的,該如何解釋,為什麼會有我們這215個人呢?”

但是,有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假如讓2.25億隻猩猩參加這場比賽,結果大致上也是如此——會有215只猩猩連續贏得20次的投擲。

大夥兒知道這篇文章的作者是誰嗎?作者就是被譽為“股神”的巴菲特。(1984年,為了紀念《證券分析》出版50週年,哥倫比亞大學搞了一次隆重的紀念活動,邀請到巴菲特作主題演講。這篇文章就是當年的演講稿)

大夥兒可能會覺得奇怪——難道巴菲特想要說明:“自己是運氣好的猩猩”?當然不是啦。在那篇演講的後續部分,巴菲特分析了——為啥他本人【不是】運氣好的猩猩。在本文的結尾部分,俺還會再次提到這個演講,以及巴菲特對“倖存者偏差”的分析。

雖然巴菲特不是“運氣好的猩猩”,但俺敢肯定,

某些所謂的“炒股高手”,只不過是“運氣好的猩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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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領域——莎草紙的誤導

歷史這個領域,簡直可以說是“倖存者偏差”的重災區。因為歷史研究的是“過去發生的事情”。如果“過去的事情”距離現在比較遙遠,很多相關的東西可能已經被時間消磨殆盡——淪為沉默的證據。下面,俺以“莎草紙”來說明“倖存者偏見”的誤導性。

在地中海周邊的古代文明(古埃及、腓尼基、古希臘、古羅馬)都曾經使用莎草紙作為書寫文字的載體。在保存至今的文物中,埃及的莎草紙文物比另外那三個地方要多。於是就很容易給人一種誤解——似乎莎草紙在埃及用的比較廣泛,而在另外三個地方使用不夠廣泛。但真實的原因是——莎草紙在潮溼環境中非常容易發黴腐爛,而埃及的氣候比較乾燥,於是保存下來的就比較多。

另一個例子是:曾經有一種學術觀點認為腓尼基民族是“只擅長於經商而缺乏文藝細胞”。因為腓尼基留存至今的【少量】莎草紙都跟經商有關,並沒有發現跟文學藝術相關的莎草紙文物。真的是這樣嗎?

俺個人認為,更大的可能性是:腓尼基人也有自己的文學藝術並且也保存在莎草紙上。但是那些腓尼基城市的氣候非常不利於保存莎草紙,於是當地的莎草紙文物都腐爛了。至於少量涉及經商的莎草紙文件能保存至今,有可能是被經商船隊帶到其它地區(比如埃及這種乾燥的地區),從而在其它地區保存了下來。

其它領域

在前面俺說了,幾乎所有的領域,都可以看到“倖存者偏差”。限於篇幅,俺只列舉前面這幾個。對這個話題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在評論中補充。

“倖存者偏差”導致的問題

接下來,俺總結一下“倖存者偏差”可能導致的問題——分三個方面。

錯誤的認知這個最好理解了——由於“錯誤的認知”會導致你對“沉默證據”的忽視,所以你對該領域的認知是不完全的。

錯誤的歸因在【只看到】“顯式樣本”的情況下,你可能會產生一些錯誤的歸因。“倖存者偏見”導致的“錯誤歸因”會有很多種。俺這裡僅舉幾個例子。

因果倒置想必大夥兒都看過舉重比賽。對於舉重運動員,很多人都有一個錯誤的觀點——以為這些運動員是在練習舉重之後,才導致身材變得矮壯。

但實際上,舉重隊在一開始篩選運動員的時候,就把那些身材細長的忽略掉了(這些身材細長的候選人,就是“沉默的樣本”)。

換句話說,是因為他們身材矮壯,才有可能被選中去參加舉重培訓,而不是因為參加舉重培訓導致身材如此——這就是【因果倒置】。

牽強的歸因(無中生有)假設某個賭徒去賭場玩“押大小”(此遊戲的勝負概率皆為 50%),連續贏了10次。對於大型賭場,每天來玩的人足夠多,那麼一段時間之後,總會出現某個賭徒玩“押大小”連續贏10次(甚至更多次)。從概率學的角度講,這是很普通的。但是對該賭徒而言,如果他陷入了“倖存者偏見”這個誤區,他就會企圖給這個現象找到一個解釋(進行“歸因”)。假如此人是個宗教信徒,他/她可能會斷言——有神明相助。

這就屬於“牽強的歸因”——把【隨機事件】看作是有其它原因,並企圖在隨機性之外尋找一個解釋。

錯誤的決策 還以剛才賭徒的例子來說事兒。

假設這個賭徒是宗教信徒,並且誤以為自己連續贏10次是神明相助,那麼他/她就會獲得一種【虛假的信心】,並在這個“虛假信心”的支持下繼續玩,甚至還會加大賭注/籌碼。最後的結局很可能是——徹底輸光。

這就是“倖存者偏差”導致的“錯誤決策”。如果你比較喜歡琢磨,可以把這個賭場的例子替換成天朝的牛市,你會發現其中有某些相通之處。

倖存者偏差:反成功學雞湯、反顯式因果


如何對付“倖存者偏差”?

在本文的最後部分,大致說一下:如何對付“倖存者偏差”?以下幾個步驟,來自於俺粗糙的想法。

1、意識到“沉默證據”的存在

這是最起碼的一點——你首先要能意識到“沉默證據”的存在。

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你需要形成這樣一種思維習慣:每當看到“顯式的證據”,你都要在內心反問:是否存在與之對應的“隱式證據”?

2、找到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沉默證據”

在前一條的基礎上,你如果能找到“沉默的證據/隱式的證據”,自然就會獲得更全面的認知。

有必要提醒一下:“隱式的證據”有時候不止一種類型。碰到這種情況,不是每個人都能想到所有的類型。

前面提到的“天朝輿論”的例子。那些思考問題不夠深入的同學,通常只意識到“網管審查/刪貼”導致的“沉默證據”,而忽略了更隱蔽的“沉默證據”——那些連上網條件都沒有的人,是無法在網上表達不滿的。

3、嘗試排除“隨機性”

決定一個樣本會成為“隱式樣本”or“顯式樣本”,有兩種可能:

  • 情況A 至少有一個原因在起作用(比如前面提到“莎草紙的例子”,氣候是原因之一)
  • 情況B 根本就【沒有任何原因】(比如前面提到的“拋硬幣的猩猩”),僅僅是隨機性決定了某個樣本會成為“顯式” or “隱式”。對此種情況,如果你非要去找出一個原因,就會出現前面提到的“牽強的歸因”。

如果你在分析某個案例時,不清楚屬於上述哪一種情況,那麼你需要嘗試去排除“隨機性”。如果無法排除,那麼你就只好認可該案例是“隨機性”驅動的。具體該如何排除捏?在本文的最後,咱們重新回到本文開頭提到的那篇巴菲特演講。在說完“猩猩拋硬幣”的遊戲之後,巴菲特又說了如下一段話。通過這段話,你可以借鑑一下——如何規避“隨機因素”的干擾。

然而,我必須說明,前述事例和我即將提出的案例,兩者之間存在著若干重大差異。首先,

(a)如果你所選擇的2.25億隻猩猩的分佈狀況大致上和美國的人口分佈相同;

(b)如果經過20天的競賽,只剩下215只贏家;

(c)如果你發現其中有40只猩猩來自於奧馬哈的某個動物園,則其中必有蹊蹺。

於是,你會詢問該動物園的猩猩管理員,問此人各種問題。比如給這些猩猩吃什麼飼料?這些猩猩是否做某些特殊的運動?是否看了什麼書籍?……換言之,如果你發現成功案例有非比尋常的集中現象,則你希望判定此異常的特色是否是成功的原因。

科學的調查也遵循此一形態。如果你試圖分析某種罕見癌症的原因——例如,美國每年只有1500個病例——而你發現蒙大拿州的某個礦區小鎮便產生400個病例,則你必然對當地的飲水、病患的職業或其他種種變數產生興趣。你知道,在一個小鎮中發生400個病例,絕不是隨機因素所造成。雖然你未必瞭解病因,但你知道從哪裡著手調查。

除了地理,還有其他方式可以界定起源。除了地理的起源,還有我所謂“智力的起源”。我認為各位將會在投資領域中發現——不成比例的拋硬幣贏家來自於一個極小的智力村莊.它可以稱為“格雷厄姆一多德都市”。這個特殊智力村存在著許多贏家.這種集中現象絕非巧合所能夠解釋。

在某些情況下,即使非比尋常的集中現象也可能不重要。或許有100個只是模仿某一位極具說服力的領導者,而依其主張來猜測硬幣的投擲結果。當他猜正面,這100個追隨者也會自動地做相同的猜測。如果這一位領導者是屬於最後215位贏家之一,則這100也便屬於同一個智力起源,這項事實便不具有任何意義,因為100個案例實際上只代表一個案例。同理,假定你生活在一個父權結構極為嚴密的社會,而美國每一個家庭都恰好以父親馬首是瞻。20天之後,你將發現215位贏家是來自於21.5個家庭。若干天真的分析師可能因此而認為,成功地猜測硬幣投擲的結果,其中具有高度的遺傳因素。當然,這實際上不具有任何意義,因為你所擁有的不是215個獨立的贏家,而只是21.5個隨機分佈的家庭。

我所要考慮的這一群成功投資者,擁有一位共同的智力族長——本傑明·格雷厄姆。但是,這些離開此智力家族的孩童,都是依據非常不同的方法猜測他們自己的“硬幣”。他們各自前往不同的地方,買賣不同的股票和企業,但他們的綜合績效絕對無法用隨機因素加以解釋。他們做相同的猜測,並不是因為領導者下達某一項指令,因此也無法用這種方式解釋他們的表現。族長只提供了猜測硬幣的智力理論,每位學生都必須自行決定如何運用這項理論。

......

整個演講很長,限於篇幅,就不全文轉述了。

巴菲特那篇演講的題目是《格雷厄姆-多德都市的超級投資者們》。“本傑明·格雷厄姆 和 大衛·多德”兩人合著了《證券分析》一書(洋文叫“Security Analysis”)。此書被譽為“價值投資領域的聖經”,格雷厄姆本人被譽為“價值投資之父”。

上世紀50年代,巴菲特曾經在哥倫比亞大學選修了格雷厄姆開設的“證券分析課程”,並得了 A+ 的成績。據傳聞:格雷厄姆在哥倫比亞大學開設這門課程22年之後,才首次有學生(巴菲特)得到 A+ 的成績。

所以,忘記雞湯吧,不要執著於因果,而是在不確定中找到最大可能的路徑,輸了不要氣餒,贏了不要得意,你恰好運氣差了點兒或者好了點兒。

當然,把握機會需的能力基於你之前付出的辛苦努力,這個道理,大家也不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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