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而古老的鄭州，一向被譽為華夏文明的發祥地，中華民族的搖籃。其歷史悠久，文化薈萃，我們的祖先很早就勞動、繁衍、生息在了這片熱土上。
古代中原地區，橫跨黃淮兩大流域，大小河流縱橫交錯，湖沼密佈，植被茂盛，土壤肥沃，極適宜人類的生息與繁衍。但是每逢汛期，黃河縱翻橫出，如脫韁的野馬不受控制，可瞬間將兩岸平原變成一片澤國水鄉。
《史記·河渠書》說：大禹治理黃河十三年，過家門而不入。他因勢利導，開鑿溝渠，涸出浸溢的土地，然後把大小溝渠與自然河道連通起來，使之順流入海。
孔子在《論語·泰伯》中說：“禹盡力乎溝洫。”大禹治水首先為了免除人民的水患之苦，其次為了原始的農業灌溉。同時他開鑿的鴻溝，也是中國大運河史的發端。
《史記·河渠書》說：“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於三代。”意思是說大禹疏浚九河，隨著山勢疏通河流，功利惠澤及夏商周三代。大禹治水以前，黃河故道“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洛汭，至大邳”，自鄭州西北的大邳山出，進入豫中平原，形成中原巨澤——圃田澤和滎澤。
這一段水流無常道，肆虐的洪水常常危害兩岸居民的生活。司馬遷在《史記·河渠書》中說：“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大禹治水時，在圃田澤東面開挖了一條鴻溝，把澤水經開封引入了淮河。這是歷史文獻最早對鴻溝的記載。
大禹治水以後，從滎陽城下引黃河水向東南流，通過宋、鄭、陳、蔡、曹、衛各國，和濟水、汝水、淮水、泗水會合。這樣圃田澤可北通黃河，東連濟水和鴻溝，成為黃河和鴻溝水系之間調節流量的一個水庫。
《周禮·職方》說：“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輿地通考》說，圃田澤在中牟縣西。因此可以說，故澤在今河南鄭州、中牟之間。
相傳大禹在治水勘察地形時，為其命名為圃田澤，並列為天下九澤之一。
公元前十七世紀，商湯繼夏王朝之後建立的第二個王朝——商王朝，建都鄭州，距今已有3600年。目前，考古鑽探證明，鄭州商城東城牆下有湖泊沼澤。有學者認為，3600年前此處確為湖泊和沼澤地帶，應該與列子故里圃田澤一脈相承，同為鴻溝水系。
此後，楚國相孫叔敖再次開鑿鴻溝，用以溝通長江、漢水及長江、淮河間的運河。因此說鴻溝即是中國大運河的發祥地，也是中國漕運建設的伊始。
鴻溝之所以久負盛名，完全與秦末那場著名的戰爭相關。金戈鐵馬、蜂起八荒、群雄逐鹿中原的楚漢之爭，至今仍然被人們津津稱道。隨著時間的流逝，血腥而殘酷的戰爭雖然已經被淡忘，但是世世代代流傳下來的關於戰爭的記憶碎片，仍然鮮活和令人深感驚悚。
公元前203年，劉邦、項羽連番征戰，兩軍在廣武相持對壘。最終項羽被迫與劉邦約和，劃鴻溝為界，“中分天下”，東屬楚，西屬漢。中國象棋盤上的“楚河漢界”即指“鴻溝”。
到了戰國時期，由於圃田澤水面收縮，從而致使河道淤積，水流不暢。戰國時期，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1年），重新疏通改造了鴻溝，加寬了河道，自黃河引水經滎澤、圃田澤至大梁，並且把圃田澤變成一個巨大的滯洪區，其“水盛則北注，渠溢則南播”，從此圃田澤水患大為減輕。
然後再從圃田鑿挖運河，到國都大梁（今開封）城北，隨後由大梁向東南開鑿，分成兩條支流：一條向南進入潁河，一條向東進入沙河，它們又分別匯入淮河，形成黃淮間的水運交通網。由此，鴻溝接通了黃、淮兩大水系，既可通航，亦可灌溉田地。因此說，鴻溝是中國古代最早溝通黃河和淮河的人工運河。
《中牟縣誌》記載說，隋唐時代，圃田地區原是一片湖水，稱為圃田澤。《清嘉慶一統志》載：“圃田澤東西四十里，南北二百里許，中游二十四浦、八澤、九溝、二池、三固，津流澤通，淵潭相接，”是名副其實的中原巨澤。
鄭州水運，東有圃田澤，北有滎澤，其實這兩片水域原本是相連的。滎陽故城因位於滎澤北岸而得名，並與中國大運河密切相關。滎澤及其上游的濟水、索水、須水、京水、枯河等河流，均為鴻溝的重要補給水源。隨著鴻溝成為水陸交通的大動脈，滎陽故城作為鴻溝水系的起始點，自然而然成為了八方物資的集散地。
漢代時的鴻溝叫做狼湯渠，亦作“蒗蕩渠”。蒗蕩渠顧名思義，形容河床搖擺不定，不受約束，時常改道，但仍為溝通南北水運的一條重要運道，而滎澤西岸則為其水旱碼頭。
鴻溝從戰國開始已成為黃河、淮河間的水運要道，運輸能力強盛。西漢時仍可通航，但逐漸為汴河所取代。
隋大業元年至六年(公元605年)，隋煬帝動用百姓數百萬修築的大運河，可謂曠世神作。大運河的主線分為四條:通濟渠、邗溝、永濟渠和江南運河。通濟渠是在鴻溝的基礎上大規模的治理工程，直接溝通了黃河、淮河、長江三大水系，成為隋朝大運河的主體部分，被稱為“地管御河”。
通濟渠是大運河上價值最高的一段，成為縱貫南北大運河的中心段。如果從地圖上的走勢看大運河，那便是一個巨大的“人”字，而鄭州恰好處於其中心地位。
通濟渠自河南滎陽板渚（今汜水鎮）出黃河，經鴻溝、睢水溝通了江蘇盱眙境內的淮河，全長650公里。通濟渠西連洛陽以通長安，東接淮河抵達杭州，一路浩浩蕩蕩，波湧奔騰。通濟渠的開鑿僅用了不到六個月的時間，其長度舉世無雙，而且河道的水深和寬度及通航能力也史無前例。
渠寬四十步，煙波浩渺、宏偉莊嚴，沿渠築有寬闊的御道。隋堤之上盛植楊柳，疊翠成行，風吹柳絮似玉花飛濺，蒙目如眯。白居易在《隋堤柳》一詩中寫道：“西至黃河東至淮，綠影一千三百里，大業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煙絮如雪。”以此讚美汴河隋堤的勝景。大運河上曾一度出現“商路往返，船乘不絕”的繁忙景象。
公元605年秋天，楊廣率領后妃、王公、百官二十餘萬人，於從洛陽登上裝飾豪華的“龍舟”——堪稱浮景的“水殿”九艘，開始南巡江都揚州。江面上舳艫千里，旌旗蔽空、巍巍凜凜，甚為壯觀。船隻相銜長達三百餘里，僅挽大船的船伕就幾萬人，均著彩服，可照亮水陸，正所謂“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其奢侈糜費實為罕聞。
隋大業十二年(公元616年)，楊廣決定三遊江都。當時，全國已經是烽煙四起、怨聲載道、餓殍遍野。一些耿直之臣上書勸諫，結果難逃被誅殺的噩運。正是在那次巡遊到達目的地江都後，窮奢極欲的楊廣被“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勒死在了江都行宮。
唐《元和郡圖志》說：“隋氏作之雖勞，後代實受其利焉。”唐代把通濟渠改稱廣濟渠，又稱汴渠或汴河。汴河一直是唐代經國賦稅，漕輓所出的大動脈 。
北宋建國後，定都汴京（今開封），改變了長期以陝、洛為全國中心的政治格局。而開封地處中原，平壤千里，又無名山大川相阻，無險可守，一旦發生危機，都城東京就會赤裸裸地暴露在強敵面前，陷入重圍之中。但是宋太祖趙匡胤執意選擇汴京作為都城，主要是因為開封漕運發達，水利交通便利，為當時“天下之樞”“萬國鹹通”的中心城市。
北宋統治者為彌補先天條件不足，處心積慮地在城外駐守重兵嚴防，再就是大規模地進行東京城的營建。大量軍隊駐紮在京師，必然會給京師的糧食供給造成巨大壓力。汴河運道便成為北宋政府的生命線，也是其仰賴最深的一條水上動脈。
為了鞏固和維護皇朝的政治統治，北宋政權環繞京畿逐步構建起輻射四方運河網。這個運河網以汴河為中心，包括黃河、惠民河、廣濟渠、濟水、淮水等等。當時開封以上河段稱汴水，自開封以下河段改稱蔡水，而鄭州段運河作為汴河的上游，在國家漕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汴河上共有十三座橋樑，東水門外的虹橋最為著名。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就是以虹橋附近的生活場景為背景繪成的，反映了東京城當時的繁華與市井人情。
北宋末年，由於社會動盪，戰爭頻繁和黃河氾濫等因素，汴河逐漸淤廢。“隋堤望遠人煙少，汴水流乾轍跡深”的詩句，正是當時汴河沿岸的淒涼寫照。北宋滅亡後，東京城很快被大水所吞沒，消失在人們的記憶中。
元順帝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黃河南侵奪汴，一時間汴堤成為黃河大堤，堤內汪洋一片。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傾盆大雨一連下了二十多天，造成黃河暴溢，又在山東曹縣白茅決堤改道，淹沒了河南、山東、安徽、江蘇十多個州縣。黃水吞沒兩岸的農田莊家，然後繼續向北漫，大有威脅會通運河和沖垮山東鹽場之勢。
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賈魯在危難之際出任工部尚書兼總治河防使，率汴梁、大名等民夫十五萬，廬州等地駐軍二萬，開始了浩大的治河工程。賈魯在總結前人治河經驗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採取沉船法和疏、浚、塞並舉的方式。將數十艘大船捆綁在一起，裝滿石頭固定於決口處，再將船體鑿漏使之沉沒，最終堵住了決口。
為了銘記賈魯的治河功德，遂將汴河更名為“賈魯河”。
明清兩代賈魯河水運暢通，有運糧河之美譽。隨著京都人口的迅猛增長與日益繁華，江浙一帶的物資均由運河入淮河到周家口（今周口市），再經賈魯河過黃河達山東、京津和西北地區，成為維繫中華文明血脈的重要支撐。河南每遇災荒，賑災物資就順淮河、賈魯河轉運，“每歲荒江淮之粟藉以轉輸，百姓賴之”。
明代初年，賈魯河上建起了一座三孔拱橋——惠濟橋，有明代碑刻為證，惠濟橋所在地在鄭州滎澤縣惠濟鎮。觀《乾隆滎陽縣誌》所載的《惠濟長橋》圖示可知，初建時的惠濟橋橫跨河間，勢若長虹臥波。沿河兩岸屋宇樓閣連綿不斷，參差錯落，繁華無限。
2014年6月，中國大運河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鄭州大運河申遺辦，對運河遺址進行了全線調查和考古發掘，基本摸廓清了大運河通濟渠鄭州段的走向，確定了黃河南岸引水入賈魯河（汴河）的渡口在惠濟區大王廟附近。通濟渠鄭州段故道，北自黃河大堤下的大王廟西側，向東南穿過惠濟橋，在豐碩橋下與索須河交匯，又折轉向東在堤彎村東部流向東北，至祥雲寺村東與賈魯河匯流。現存包括索須河運河故道和一段汴河遺址。其中索須河段是隋唐大運河通濟渠現存最完整的遺存，它西起豐碩街，向東匯入賈魯河，全長約十六公里。
根據考古發掘可知，惠濟橋始建於隋唐，與通濟渠的建築時間相同。現存的惠濟橋，屬於元末明初重修建之遺存，是明清時期鄭州運河的重要附屬設施。三孔拱券的惠濟橋，呈東北走向，橋面長14.44米，寬5.08米，青石橋面上清晰可見車輪輾軋的痕跡。如今兩端的橋樓已蕩然無存，在漫長歲月的磨礪後，它已被鍛造成了一座永恆的豐碑。
星辰，光芒與苦難，人類與河流的精神滾滾向前，永不停息。
蘇湲，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河南博物院研究員，考古學者，三毛平臺作家，2019年度輪值主編。2005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大型考古紀實報告《中原考古大發現》（一至四冊）：《叩醒商城》《殷墟之謎》《楚墓疑雲》《龍門佛光》。2007年在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黃帝時代——探索中華文明起源之謎》《華夏城邦——追蹤夏商文化探索者的足跡》。1998年主編的《蘇金傘詩文集》，獲河南省優秀圖書一等獎。
中央電視臺《探索.發現》拍攝的三十集大型紀錄片《中原大發現》、六集大型紀錄片《商之都》的總撰稿人。2018年1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科幻考古小說《太陽部落兩萬年》。作品是一個關乎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故事。
在《中國國家地理》、《中華遺產》、《中原文物》、《河南文史資料》《河南日報》《作家報》《印華日報》等報刊雜誌發表各類文章百餘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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