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乱后，门阀士族衣冠南渡，北方地区在各派势力中反复拉扯争夺，最终形成北齐与北周的对峙。在北周崛起的过程中，关陇集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杨坚家族的崛起也与关陇勋贵息息相关，杨隋家族与关陇集团形成了特殊的共生关系。

开皇前期，统治集团的上层斗争主要在关陇集团内部派系进行，平陈战争结束后，南方地域集团开始介入中枢权力调整。晋王杨广一方面召纳南方士人扩充本身势力，一方面与关陇集团中杨素一系势力交结，在两方面势力支持下迅速幵展夺储计划。而太子杨勇则在婚姻问题上与坚持关陇价值本位的文帝夫妇发生矛盾失宠。易储斗争的背后，显示出统一后不同地域集团之间磨合斗争的新景象。

隋朝末年，“关中盗贼”和郡县官吏这两种关陇集团中的政治失意力量不满隋炀帝大业年间政治改革，因此支持出身八柱国的李渊作为本集团新的政治代理人，因此晋阳起兵后李渊之能够迅速占据关中。在某种程度上来看，李渊速取大兴城更像是一场早已预演好的政变，操纵其演出的就是当时势力依然强大的关陇集团。

一、关陇集团的形成以及杨坚家族的崛起

杨氏与宇文氏、李氏同出自关陇集团——具有共同命运的地域性社会集团，这个集团所奉行的“关中本位政策”，对内凝聚自身，对外抗衡东魏北齐和南方的梁陈政权，是其得以自立发展的根本性政策。

杨坚家族和关陇集团发生联系，取决于其父杨忠，他在元颢溃败之后，降顺并进入了独孤信的军中，又因为独孤信与当时的权势将领贺拔胜之间的特殊的从属关系，从而成为贺拔胜军团中一名将领。这种双重从属关系的确立为杨忠及其子杨坚，在未来关陇集团中的政治命运打上了最为深刻的派系烙印。

西魏后期，关陇集团在荆州地区的经营成果十分丰硕，通过数次战争不仅灭亡了梁元帝萧绎的江陵政权，还扶持了后梁政权作为自己的政治附庸。在经营过程中，杨忠的表现无疑最为突出。凭借这一系列军功，杨忠在关陇集团中的地位和声望得到了巨大提升，并成功进入代表北魏最高军事力量的上层。

府兵制形成初期，可以看做是宇文泰在承认非嫡系各派系力量相对独立的前提下，对西魏主要军事力量的一次调整与统合。各派别力量还是借这个机会来维持自身的固有利益，其中作为贺拔胜军团首领的独孤信和杨忠就是这种新制度的受益者。在关陇集团内部，政治地位相近的家族之间的联姻，大多数是为了强化各自家族的利益，同时这是借机来加强关陳集团内部的团结。魏恭帝三年，独孤信与宇文泰的矛盾彻底公开，危险重重之下，杨忠依然选择在次年与独孤氏联姻，两个家族在政治危难时刻所显示出来的同舟共济的决心不言自喻。

独孤信被迫自杀之后，其家属受到了宇文护的惩罚，刚刚与独孤氏联姻的杨忠家族也在意料之内受到宇文护的打压。杨忠父子在宇文护专政时期在政治上所遭受的长期打压，为其家族的北周后期政坛上的异军突起暗伏下了未曾预料的良机。

宇文护专权时期，力图将权力从关陇集团不同派系手中收拢集中，大批非宇文氏亲信势力继续被排挤出核心权力层，因此亲宇文护的一系势力和亲周帝的一系势力，围绕着最高统治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北周武帝诛杀宇文护后，杨坚成为了优先政治招抚对象并将其女嫁给太子宇文赟。当其女婿宇文赞即位后，杨坚的政治地位开始迅速提升，此后一系列急速升迁莫不得益于杨氏家族与宇文氏的联姻。杨坚入宫主政，是他获得掌控北周中央政权并结合不满宇文氏的各派力量短时间内击馈三方叛乱的关键点，也是杨氏家族政治发展史上的转折点。

二、开皇前期中央集权强化和关陇集团内部斗争

北周大定元年，隋王杨坚建立新朝，成功完成代周建隋，实现了关陇集团内部最高政治家族和政治代理人的更替，但是以武川镇军事贵族为主体的关陇集团一如其旧地占据着统治核心层。开皇前期，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关陇集团内部斗争激烈，一批杨坚革命集团的文武重臣远离核心，以高颖为核心的“四贵”开始形成。

北周末年宣帝的宠臣的刘昉、郑译，在杨坚入宫夺取北周中央军政大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这一点，二人在尚未建立隋朝时就与杨坚发生矛盾。这二人进入隋朝之后未能获得预期的政治收益，所以都对杨坚心怀不满，但是因为索求利益的方式不同，其结局也迥然相异。郑译较为明智，遭到文帝贬斥后迅速淡出核心管理层，而郑译却因为结党而争，下场颇为惨烈。刘昉不甘心像郑译一样淡然退出权力高层，他开始积极寻求政治上的同道中人，与高颎、苏威为代表的“四贵”集团争夺朝政参与权，揭开了开皇前期中央政治斗争的序幕。

关陇贵族的二代子弟，之所以选择支持杨坚执掌北周朝政，其出发点是为了巩固扩大各自家族的既有利益，无论是其后的参与出兵镇压三方之乱还是协助杨坚清除宇文氏诸王，都是基于这个预期利益而出发。所以当入隋之后，他们发现不但这种预期收益根本无法实现，相反他们原有利益却遭到了削弱，他们个人被迅速清理出政治核心层，所以刚刚平息的政治骚动在这些動贵的不满中又重新活跃起来。

开皇九年，元谐、元滂等人以谋反罪名被诛杀，这是最后一宗因为涉及反对以高颖为首的“四贵”主政而遭到处理的政治大案。随着当年八月广平王杨雄被迁为司空，“外示优崇，实夺其权也”，自幵皇元年以来以高颖为核心的“四贵”主政集团开始迅速瓦解，隋朝的中枢政局随着南北统一战争的结束开始了全面的调整。

刚刚统一北方的北周政权之所以在数年后就被杨隋取代，根源于宇文氏自西魏以来不断进行的中央集权，将关陇集团中各系反对势力逐次排挤出政权核心层，北周的统治基础不断窄化；又因为在宇文氏家族的内部的斗争中皇权的不断强化，致使中央权力出现了高度的集中。杨坚正是利用北周政权的这两个特点，及时整合自身实力，从而顺利掌握了军国大政。

杨坚在取代了宇文氏的北周政权的同时，继承了自宇文泰以来的加强中央集权并强化皇权的路线，进一步向中国传统的皇权政治回归。满怀期望的关隗新贵迅速触壁受伤并始酝酿发动各种政治攻势，在粉碎这些关陇勋贵的激烈反应中，隋朝完成了统一南北的大业，同时中央集权程度得到进一步加强。

三、门地与嫡庶：关陇集团婚姻观念与杨勇失宠

隋开皇二十年，隋文帝废點久居储位达二十年的太子杨勇，改立次子晋王杨广。这一隋王朝内部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不但引发了杨隋家族内部激烈的斗争，朝廷中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也受其拉扯、牵制，从而导致隋朝中枢政治结构进行了重新调整。

易储事件中太子杨勇之所以失宠，表面上看在于他一味宠爱昭训雲氏，破坏了文帝夫妇钦定的婚姻，引发了他与独孤后之间的矛盾，从而动摇了自己的储君地位。实际上是雲氏家族与当时太子正妃元氏的家族相比相形见绌，杨隋家族内部“关陇”本位的婚姻观念以及其母对于一夫一妻观念的极度推崇把杨勇推离帝位。

西魏时期的关陇集团对门阀地位的判定是以现实政治地位高低为依归，其所崇尚的门第婚姻无疑也是以此为准的。隋文帝夫妇的结合就是这种婚姻观念的产物，而他们也以此价值标准来经营其子女的婚姻。

隋朝建立后，身为皇太子的杨勇与元孝矩之女的婚姻状况，不但关乎着关陇集团内部政治派别平衡，更影响着这个地域性政治集团婚姻价值取向的稳定。

建隋之初，元孝矩代替杨勇镇守东方重镇洛阳，既而立其女为皇太子妃，亲礼弥厚，但不久太子杨勇就幵始偏宠雲昭训，“元氏无宠，尝遇心疾，二日而薨”，独孤后对杨勇婚姻状况的不满升至顶点。但是母仪天下的独孤后却无法以杨勇婚姻状况为由来动摇其储位，在儒家礼教中妇女基本美德之一就是“不妒”。

元妃去世不久，对储位已有谋划的晋王杨广借机向独孤后控诉杨勇，独孤后已经将矛头转移到雲昭训所生的诸子身上，她通过强调嫡庶之分对杨隋家族的重要性来遗责杨勇贱妃重妾的错误行为，从而成功地把自己对杨勇婚姻状况的不满转化为对杨勇子嗣无嫡的遗责。弥漫于北朝社会这种重妻贱妾、重嫡贱庶的风气，实际上是门第婚姻流行的自然反映，其本质都是为了维护门第等级的巩固性。

杨勇与独孤后之间围绕着嫡庶问题逐渐激化的矛盾，不可遏制地延伸到隋朝政治中，固然是独孤后个人强烈的干政能力使然，但更与西魏北周以来关陇集团中倡导流行的关陇文化本位政策有关。就婚姻价值取向而言，这个地域集团以家族现实政治地位为依归的门第婚姻观念一直持续到隋朝，太子杨勇正是因为与文帝夫妇在此价值取向上发生矛盾，才诱发自己政治上失宠。

四、开皇末年易储斗争及关陇集团分裂

隋文帝在开皇初年就完善了东宫各项制度建设，同时又选拔了一批文武干练的东宫僚属，对太子杨勇进行辅弼教导，这些僚属中的一部分人成为了杨勇的个人势力。杨勇东宫势力与不同地域集团存在明显的亲疏关系，即在东宫僚属中出身关陇集团的占据大多数。开皇九年之前的东宫僚属中这种姻亲错杂的人际关系，从一个方面显示着杨勇势力的旺盛。

开皇九年，随着杨勇的失宠和杨广势力的扩张，东宫僚属基于不同的家族利益和个人判断取向，渐渐开始分化瓦解，如河东柳氏基于家族背景更加坚定的支持杨勇，而弘农杨氏在杨广结交杨素之后则产生不同分化，更多的东宫僚属则在文帝削弱东宫力量过程中逐渐离去，太子杨勇势力显示出无可奈何的颓势。

相较太子杨勇的势力的日渐颓势，晋王杨广在出镇扬州后却是如鱼得水，羽翼渐丰，这自然与文帝对他的庇护与纵容密不可分，而杨广本人渐成熟的政治斗争能力也不可忽视。他紧密依靠宇文述等亲信，在大力聚拢江南文士的同时，又不失时机地结交上朝中新贵杨素杨约兄弟，在地方与中央两端齐头并进，迅速扩展个人势力。

九年平陈之后，文帝在旧陈境内釆取了一系列过激政策，从而导致次年大规模的变乱，杨广到任之后立即改弦更张，全面缓和与江南人士的关系，其中与发展个人势力有关的一个政策就是，大力招纳江南文士进入总管府，充当晋王学士。这些文士的活动毕竟在杨广制造良好的社会声誉的同时，也为其夺取储位的活动提供了诸多支持。

然而，当时对杨广夺储行动更为关键的是他与朝中实力派大臣的关系如何。作为一位离京千里之外的藩王，要对朝中瞬息万变的政情进行准确把握，要在更高层次来发展势力，杨广夺储之计的第一步就是与朝中的新贵杨素杨约兄弟结交。杨素杨约兄弟也认识到其家族势力之显赫己经遭到不少人妒忌，如果帮助杨广夺储成功，则能收到“去累卵之危，成泰山之安”的成效，这应该就是杨广能与杨素结合成功的直接原因。

其后杨素兄弟并未在朝中大肆网罗同党，而是选择走高端路线，即竭力争取独孤皇后的支持，通过独孤后再对文帝施加影响，触发并坚定其易储之心。晋王杨广广揽江南文士制造声誉的同时，依靠南方和关賊两个地域集团的势力，政治声望持续高涨。从整体上来看，在全国统一之后，积极聚拢利用南北不同地域集团的政治资源，是杨广在斗争中得势的关键所在。

五、地域势力混杂、博弈——隋灭唐兴

开皇二十年隋文帝废馳太子杨勇改立次子杨广，这是隋朝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身经这一事件的魏徵认为杨勇被废黜是“隋室将亡之效”，经历过玄武门之变登上帝位的唐太宗也认为杨勇被废“使父子之道灭于天性，逆乱之源，自此开矣”。

开皇年间的易储斗争的另一个重大影响就是使隋朝统治阶级内部力量大受损失，尤其严重地削弱了关陇集团中各派系的政治能量。杨坚原本希望通过分封诸王出镇重地来巩固政权，结果势力渐大的诸子在围绕储位的斗争中反而极大地削弱了本家族的力量。此外，隋朝的文武官员尤其是出身关陇集团者在易储斗争及后续政治斗争中，大批遭到废馳乃至杀戮。

与之相较则是江南人士在大业年间政治地位的迅速提高，这集中表现在大批江南人士入居朝中显要位置，这既是杨广在夺储过程中结交储备江南人士的自然结果，也是南北统一之后统治阶级扩大统治基础的客观需要。但江南人士大举进入政坛必然触动自西魏北周以来就居于统治核心的关陇贵族的固有政治利益，也就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大业年间的中央政坛中，不仅存在关陇集团内部的斗争，更存在因出身地域不同的南北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

通过长期斗争而获得储位的隋炀帝，较之其父文帝更加注意加强皇权，对于臣下的猜忌与提防也是更胜一筹，其君主独裁倾向更为明显。同时他又在削弱关陇集团势力的背景下，大力援引易储斗争中所聚集的江南人士进入中央权力核心，这就使关陇集团尤其是关陇土著势力受到上下夹击的空前危机。

长期的政治优越地位使关陇集团形成了强烈的保守性格，这突如其来的夹击使他们一时无所适足，但很快便稳住阵脚，以韬光养晦的方式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到大业中期隋炀帝帝一系列过激政策使社会出现剧烈动荡时，久已不满的关陇集团便审时度势地起来反抗，这以大业九年杨玄感黎阳起兵为开始，继之以李渊晋阳起兵，轻松获取关中，最后以江都兵变场帝被杀为结束。

三次直接关系隋朝存亡的事件都是由关陇集团离心势力组织发动，无不是以反对隋炀帝的专断政治，标榜恢复旧制为号召，其中所隐含对失去利益的诉求的迹象十分明显。而李渊之所以能迅速进入关中，并以此为基，兼并群雄统一天下，也即在于成功获得关晚集团的支持与拥护，乃至于到太宗时期也无不竭力维护此集团久已动摇的的政治和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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