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曾經論證了現代社會是在天主教文明中起源的，金老師認為這還不夠，因為天主教文明是古希臘羅馬文明與基督教文明融合的產物，離開文明融合就講不清楚現代性問題。由此可見，文明比較與文明融合的研究是多麼重要。這種研究需要具有比分析某一個文明長程演化更大的歷史視野，需要檢討文明融合的模式和歷史經驗。

歷史上，中國文明的形成，同樣包含著文明融合的經驗。它對於貫通理解中國傳統思想和社會的進一步演變，乃至對近現代文化的轉型都極為關鍵。大歷史觀是研究不同文明的形成和演化，中國只是這個大歷史的一部分而已。我們是中國人，我們分析這個根，可以產生一種大的歷史感。但這還不夠，還應該站得更高，通過世界各個文明比較來看清我們中國是怎麼回事。

因此世界史也是很重要的。特別是現代性在西方產生、工業革命以後，全人類都受到衝擊，中國文明也被捲入其中。分析現代社會，還需要有更深層的東西，要把中國的歷史演變經驗也放進去。因此，今天能否開拓出更為宏大的歷史視野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的“文革”時期，我和青峰在思考和研究“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原因”時，注意到中國傳統社會的長期延續與週期性的王朝更替是雙面現象。英國控制論學者艾什比(William Ross Ashby，1903~1972)曾提出的超穩定系統(ultra-stable system)概念，指出這種系統是通過振盪回到穩態的。我們受此概念的啟發，來看從漢代奠定的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結構一直延續到清王朝，長達兩千餘年，但這種社會結構並不是靜態延續，而是通過週期性大動亂這種改朝換代機制，即通過振盪回到穩態，一個王朝一個王朝地延續下來，這不是很符合超穩定系統特徵嗎？

由此，我們提出了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超穩定系統的假說。不要誤會，講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超穩定系統，並不是如一些人想象的那樣指社會結構始終不變，社會不變是不可能的。我們發現，中國社會結構的系統穩態具有破壞及重建的機制，這才是中國傳統社會結構長期延續的原因。

1980年年初，《貴陽師範學院學報》發表了我們關於中國封建社會是一個超穩定結構的長篇論文。此後，碰到學界一位朋友，他說不同意我們的觀點。他有兩點批評，第一，中國根本不是封建社會，還講什麼長期延續？第二個是即使是封建社會，為什麼它遲遲不能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早已被韋伯(Max Weber，1864~1920)解決了。根據韋伯的分析，現代社會只能在西方起源，當然不可能在中國產生。這兩點意見差不多可以代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學術界對我們提出的超穩定系統假說的主要批評。

我要問，這兩點批評成立嗎？我認為，第一個批評是沒有看到討論問題的本質。當時，“文革”剛剛結束，中國封建社會為什麼長期延續是最熱門的話題，我們使用的“封建社會”一詞，是當時約定俗成的普遍用法。“封建社會”只是一個代名詞而已，並不能取消我們所討論的秦漢建立的這種社會結構為什麼會長期延續的問題。換一個用法，能用帝制時代嗎？魏晉南北朝幾百年並沒有統一帝國，又如何解釋？我們到香港中文大學後，為了避免用詞造成的誤解，改用“傳統社會”一詞來指涉秦漢至清代那一段歷史時期。

第二個是韋伯命題和中國社會超穩定假說矛盾嗎？我以為並不矛盾。韋伯提出資本主義精神起源於新教，不可能在其他傳統文化中產生，但韋伯並沒講其他社會怎麼樣演變啊。我們認為，只要中國傳統社會不能脫離王朝週期性更替軌道，它不僅不能發展到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也不能轉化到其他形態社會中去。

我上課時經常問同學，要是沒有西方現代社會的興起，沒有鴉片戰爭，諸位今天在幹嗎？我想，很多人仍在讀聖賢書、考舉人準備當個什麼官吧。西方現代社會的衝擊，開啟了近二百年來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中國開始學習現代社會制度和價值，當然，這也是中國文化受到衝擊、花果飄零的歷程。但是，我們要看到西方衝擊有其正面功能，沒有這個衝擊，中國兩千年一治一亂的軌道，能跑得出去嗎？中國社會是不可能離開這個引力場的。

我們在研究社會科學問題時，一定要去思考為什麼要提出這個問題，它背後的問題意識是什麼。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遲遲不能進入資本主義的問題，是在歷史唯物論五種社會形態單線演化模式中提出來的。而我們提出的超穩定系統假說，是用不同於經濟決定論和單向思維模式的系統分析方法，研究在相對與世隔絕條件下，中國傳統社會自身的演化模式和宏觀特徵。

我們在香港、臺灣學界做研究也有二十多年了，一些朋友對我們至今沒放棄大歷史觀有點遺憾，或不以為然。但是，為什麼要放棄大歷史觀和新方法的探索呢？我們認為，在這個專業化分工太精細的潮流中，還是需要有人從大歷史觀去思考問題，去探討人類軸心文明的形成和它們各自演化路徑的。

大歷史觀：軸心文明的形成和演化

從宏觀上來看漢代以來的中國思想與社會。先是漢武帝時儒家經典體系的確立，以及大一統帝國統治及社會組織形態的正當性的形成；其次，這些經典在上、中、下三層組織中發揮著重要的社會整合功能。此外，

我曾指出，一種文明只有發生超越突破，形成某種終極關懷，才會有這種終極關懷所規定的正當性最終標準，這種標準規定了該文明的社會組織基本細胞和組織藍圖。（金觀濤 劉青峰：軸心文明與現代社會的起源）軸心時代產生了四種實現超越突破的文明類型，有不同的終極關懷及其規定的正當性標準，塑造出不同的傳統社會。原則上，分析漢代思想與社會雙向互動的方法，也可以用來研究其他軸心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蘭文明。

遺憾的是，這裡我只能給出大綱，我們沒有能力這麼做。為什麼呢？因為我認為對軸心文明的演化，只有屬於本文化的研究者才能做出深入全面的分析。我們是中國人，熟悉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和社會心理。如果我們要用這套分析方法去研究古希臘的超越突破，研究古希臘、羅馬社會的形成，研究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和印度文明，只能靠看二手資料，就會遇到理解上的困難。同樣，外國人研究中國文化的超越突破及其與社會的雙向互動也會很困難。我覺得，

伊斯蘭文明的形成和演化

舉個例子。在希伯來宗教中，伊斯蘭教對現實社會組織基本細胞和藍圖有明確規定，這就是“烏瑪”。照理說，我們可以用雙向塑造來研究伊斯蘭教經典與社會如何互動的了。但是我們做得到嗎？很難啊。因為，伊斯蘭教經典除了《古蘭經》，還有穆罕默德的《聖訓》和“聖行”。《聖訓》有不同版本，不同的解釋形成了不同的伊斯蘭教派，如果不瞭解這些很細微的差別，就無法理解伊斯蘭的各個社群。只有生活在伊斯蘭文明大傳統中、使用本土語言文字的人，才能最清楚地瞭解和體驗本土文明的歷史。你們知道嗎？“9·11”事件以前，這些《聖訓》研究的眾多著作，據說沒有一本被翻譯成英文，西方人對伊斯蘭文明的瞭解又能深入到哪裡去呢？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時候，有一個印度尼西亞的伊斯蘭長老來找我，說他們可以出錢，派幾個伊斯蘭教的研究生來中文大學讀博士，跟我學中國文化。我說，很好啊。我當時想，如果他們能來中大的話，我可以通過他們去了解伊斯蘭教的意義世界。但是中大體制是這樣的，學生要經過考試、香港政府給錢才能來讀博士，別人給錢是不行的。所以這件事沒辦成。很遺憾，我失去了一次較為直接地瞭解伊斯蘭文化的機會。

雖然如此，我們仍然可以思考伊斯蘭文明中雙向塑造的問題，當然做不到分析中國文明這樣細微。我在《 》一文中曾分析過，伊斯蘭教與猶太教、基督教同屬於希伯來宗教，但不同的是，其具有明確的社會組織藍圖。伊斯蘭教的入世性質導致其社會組織藍圖把建立不斷擴張的大政治共同體作為自己的目標，但教義的單純性使其缺乏來自終極關懷的組織原則，故社會組織藍圖不得不借助其他政治傳統。

當伊斯蘭教承認比自己地位低的宗教時，其他宗教的社會組織原則作為工具就有可能吸納到統治意識形態之中。這使得伊斯蘭教具有巨大的包容其他宗教的能力，特別是將異質政治文化吸收進來以補充來自終極關懷的社會組織藍圖。但這種吸收只是工具性的，一旦它不能應付社會面臨的新挑戰，烏瑪立即會對其表示排斥，要求回到純粹的伊斯蘭教義。這種雙向互動形成了伊斯蘭社會獨有的帝國飄變模式。

古希臘文明的形成和演化

古希臘的超越視野是求知，表現為理性主義，它們被包含在古希臘神人同形的宗教中。在這種以求知為終極關懷的理性主義規定下，社會組織的基本細胞是城邦。我們看希臘史，看羅馬史，好像從開天闢地起，城邦就出現了。城邦一個一個地產生，密集遍佈整個地中海地區。為什麼是城邦而不是其他形態？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有一個解釋，說城邦是政治人的理性活動的最小單位。這是亞里士多德講的。為什麼這麼講？我們通常不知道，城邦是古希臘地中海文明終極關懷規定的社會組織基本細胞啊。

你們去看過古希臘、羅馬文明的遺址嗎？有沒有注意到城邦建築物最有趣的地方？你們會看到城邦似乎是為了維繫公共理性而設計出來的。它有一個宗教祭祀場所，有一個體育場或鬥獸場，還有進行辯論的地方，旁邊是圖書館。公共廁所也在旁邊，人們解大便的時候都可以互相聊天溝通。所有東西都離不開公共理性，及包容著理性的神人同形宗教。這也反映在城邦規模的大小上面。柏拉圖寫《理想國》時講過，理想國的人員最好不超過五千人。

為什麼是五千人？這是一個實現理性溝通的最小單位。你們知道城邦實際有多大？大城邦如雅典，參與政治的公民也就在兩三萬人。為什麼是這樣呢？因為很簡單，城邦是由古希臘文明的求知理性所規定的社會組織方式，不能太大。一個城邦人口增加的後果是到另外的地方建城邦，即母邦產生子邦。城邦多到一定程度，為什麼合併不起來呢？你們看一看古希臘一連串戰爭，斯巴達的征戰也好，馬其頓想統一希臘也好，都以失敗而告終。沒有新的社會組織藍圖，就不可能把眾多城邦統合成一個國家。關鍵是統一需要把社會組織基本細胞整合起來的社會組織藍圖。

最後把城邦統一起來的是什麼呢？是羅馬，羅馬叫共和國。為什麼羅馬可以把希臘城邦統一起來？如果我們去研究思想史，就會發現這涉及公民權的界定問題。古希臘城邦的公民，只在本城邦有權利，到另外一個城邦就沒有權利了。古羅馬對公民權來了個重新界定，某一個城邦可以代表所有的城邦，其他城邦的公民可以成為這個城邦的虛擬公民，而且原則上其他城邦的公民跑到羅馬是可以投票的。這樣就可以建立以羅馬城為中心的一個國家了。

而且，即使羅馬最後變成了帝國，但名字從來沒改過。為什麼？跟中國的儒學是一樣的，它代表著正當性。中國文明講儒家道德正當性，也是不變的啊。所以羅馬雖然是帝國，但名字始終是共和國。與我們對中國家族的瞭解相比，我們對古希臘城邦和終極關懷之間關係的知識就差多了。因為我的西學太差，不可能像講儒學那樣清楚。但從古希臘城邦到羅馬共和國，同樣存在社會組織藍圖如何將社會組織基本細胞整合的原則。這和中國傳統社會的社會組織藍圖異曲同工。

印度文明的形成和演化

印度的超越視野是尋求解脫、舍離此世的意志，它最早出現在印度古代宗教中，和古希臘人神同形宗教差不多同時出現。我們也不太清楚印程，但可以看到雙向塑造的結果，這就是婆羅門教和種姓制度的形成。種姓制度規定了印度不同種姓的解脫等級，它是宇宙等級秩序的一部分；每個種姓的人只要遵守本種姓的戒律去修煉，來世就可以進入更高的種姓，種姓也是解脫宗教規定的社會組織基本細胞。我們都知道印度是有四大種姓，但是你們知道嗎？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印度有多少個種姓和亞種姓？印度有數千個種姓和數以萬計的亞種姓，不同種姓從事不同行業。韋伯的《印度宗教》這本書裡，也講到印度種姓的分裂。

為什麼印度的種姓會越分越多呢？從思想史角度來看，就不難理解。印度種姓有高低之分，高級種姓從事祭祀等高尚行業，低級種姓從事較低的或不潔的行業。如果某一種姓中一部分人覺得其餘人比自己不潔，或自己比他人更優越，就會分裂出去，或遷徏他處。例如，從事某一行業的一個種姓，如從事殯葬業的種姓，搬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其他種姓又不能從事這一行業，那怎麼辦？只有靠原有種姓的分裂，印度宗教是承認這種分裂的。至於分裂的細節，我們就不知道了。但社會組織基本細胞不斷分裂表明它們很難整合成大一統帝國。

印度種姓制雖不能形成大一統國家，但對分工和商品經濟很有利，印度傳統社會商品經濟的發達和人口的密集都和種姓制度有關係。印度和中國一樣，在古代就有高度密集的人口內卷化現象。有一本書你們可以讀讀，是印裔經濟學家拉爾(Deepak Lal)寫的《印度均衡》，講到種姓與行業分工這些內容。與印度相比，我們中國傳統社會是通過週期性的王朝更替，兩千年間保持了社會基本結構，如果可以叫做動態停滯，那麼我想，印度是透過種姓的越來越細化，保持了社會結構的不變，可以叫靜態停滯吧。

希伯來宗教中伊斯蘭教最為入世，伊斯蘭教的社會組織基本細胞是烏瑪。烏瑪可以是一個社群，也可以是一個帝國，也可以是全世界。歷史上，伊斯蘭教組建了好幾個大帝國。而印度的社會組織基本細胞是種姓，種姓之間互相排斥，不能形成大帝國。印度歷史上那幾個帝國的建立，是佛教興起或種姓制受到抑制的時候建立的，但佛教帝國並不能長久延續；由伊斯蘭教建立的蒙兀爾帝國時間才比較長點。此外，我們還可以看到基督教和佛教，它們亦存在和社會的雙向塑造，但和我前面講的不同，這是因為這兩種宗教所關心的只是靈魂的救贖和解脫，對此世沒有興趣，其社會組織藍圖的形成及和現實社會的互動更為複雜有趣。

大歷史研究的意義

中國超越突破文明可以通過家國同構，建立起延續兩千多年的大一統帝國，我做過比較細的研究，但對印度和西方講得很簡單抽象，可能還有不少錯，我之所以還要講，是想說明大歷史觀的意義。大歷史觀是研究不同文明的形成和演化，中國只是這個大歷史的一部分而已。我們是中國人，我們分析這個根，可以產生一種大的歷史感。但這還不夠，還應該站得更高，通過世界各個文明比較來看清我們中國是怎麼回事。因此世界史也是很重要的。特別是現代性在西方產生、工業革命以後，全人類都受到衝擊，中國文明也被捲進去了。我覺得，分析現代社會，還需要有更深層的東西，要把中國的歷史演變經驗也放進去。因此，今天能否開拓出更為宏大的歷史視野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韋伯曾經論證了現代社會是在天主教文明中起源的，這很有道理；但還不夠。為什麼？因為天主教文明是古希臘羅馬文明與基督教文明融合的產物，離開文明融合就講不清楚現代性問題，由此可見，文明比較與文明融合的研究是多麼重要。這種研究需要具有比分析某一個文明長程演化更大的歷史視野，需要檢討文明融合的模式和歷史經驗。歷史上，中國文明的形成，同樣包含著文明融合的經驗。它對於貫通理解中國傳統思想和社會的進一步演變，乃至對近現代文化的轉型都極為關鍵。

本文編輯、改寫自金觀濤、劉青峰《中國思想史十講（上卷）》一書的部分章節，學術討論請以原書為準。配圖源於網絡，如有侵權還請聯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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