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年间，神宗年幼，朝堂大小事务由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在张居正的改革下，吏治得到改善，社会经济发展，府库殷实，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开始荒废朝政，庙堂之上党争四起，大明朝开始步入泥潭。得益于张居正改革，万历中期明朝的实力依然不容小觑，壬辰战争爆发后，明朝派大军支援朝鲜，对于巩固藩篱，保卫疆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场战争的作用远不止挫败日本侵略野心那么简单，它在战争之后的十余年间，影响了东北亚地缘格局的演变与重构。
万历援朝战争之后，日本经历了从丰臣秀吉到德川幕府的改朝换代，萨摩藩出兵琉球造成琉球的“两属”局面，改变了琉球的国际地位；明朝、朝鲜国力受损，原来受制于两大国的满洲因失去失衡而迅速发展，最终导致皇太极征服朝鲜，以武力使朝鲜成为后金的朝贡国，从而彻底改变了东北亚世界的地缘格局。此后，后金以清代明，导致中国的改朝换代，都和万历援朝战争有着莫大的关联。
一、万历朝鲜战争前的东北亚朝贡体系
万历援朝战争之前，东北亚区域一直存在着以中国为主导的地缘格局体制——朝贡体系，朝鲜是这一体制的积极参与者和维护者，日本也曾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以对明朝勘合贸易的形式进入该体制。
1、明朝与朝鲜之间确立封贡体制
1368年朱元璋称帝，明朝正式建立，高丽恭愍王于当年立即派遣张子温赴明朝朝贡。次年四月，朱元璋派遣锲斯出使高丽，明与高丽之间建立起正式的遣使往来。但至洪武七年，权臣李仁任立辛禑为高丽王，一改原先的亲明政策，转而亲近北元。洪武二十一年，辛禑派兵10万进攻辽东，反对与明朝交恶的李成桂率部队返回王京，迫使辛禑退位，重新采用明洪武年号。1392年，李成桂征得朱元璋的同意后，代高丽自立，朝鲜王朝正式成立。
此后，朝鲜李氏王朝一直秉承“事大”主义的外交路线，成为东亚世界与明朝联系最为密切的国家。无论是遣使明朝的次数、频率，还是使团的规模、贡物的价值，朝鲜都居于明朝所有朝贡国之首。至壬辰战争爆发前，朝鲜与明朝的这种关系己经维持了两百年之久，堪称东亚朝贡贸易体制的典范。
2、明日勘合贸易与倭患
朱元璋非常注重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在其即位之初，便“遣使颁诏谕安南、占城、高丽、日本四夷君长”，此时的日本正处于南北朝时期。由于日本国内战争频仍，因此对与明朝外交的积极性不高，后明朝历经曲折，才与日本南北双方都建立起官方联系。
但是，朱元璋借与日本南北方建立外交关系以杜绝倭寇海盗的目的却未能实现，因此，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决定彻底断绝与日本的往来，加强海防力量，并禁止与日本间的贸易。应永初，足利义满以武力结束南北对峙、统一日本，几经波折，在明朝“靖难之役”结束的当年，与明朝签订贸易条约，明与日本之间的勘合贸易正式确立。但是日本自“应仁之乱”以后，室町幕府的权威每况愈下，对明勘合贸易的主导权逐渐落入大内氏与细川氏掌握。为独占贸易权，大内氏与细川氏明争暗斗，明日勘和贸易失去了支持，遂告断绝。
勘合贸易中止之后，尽管足利义满仍旧对明朝称臣，但其与手下大名不再对倭寇的劫掠活动进行约束，参与内战的大武士、大名守护急需铜钱，因此甚至组织亦寇亦商的走私贸易，由于这些原因，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倭乱变得越来越严重。
二、战后的中日朝三国局势
援朝战争之后，明、朝、日三方都明显受到战争的影响。对于明朝而言，主要是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加重了明朝的财政困难；而作为主战场的朝鲜，各个方面的破坏尤其严重。日本在战后逐渐确立起德川幕府的统治，东北亚三个主要国家内部皆出现微妙的变化。
1、积重难返的明朝
《明史•日本传》在谈到壬辰战争对明朝的影响时提到，“自关白丰臣秀吉侵东国，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迄无胜算。”丧师数十万虽然有夸大的嫌疑，但是明朝为救援朝鲜的确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援朝明军前后总兵力仅为14万多人，而阵亡人数绝不少于３万人，阵亡比例高达三成，明朝付出了惨重的人力代价。此外，唐宋以后我国的北部边患从西北转移到东北，牺牲的士兵多为东北边军，兵力的减少影响了明朝辽东的安定。不仅如此，从全国各地抽调的驻军减少了各地的防御力量，引起了播州之乱的连环反应。
明朝为救援藩属朝鲜，巨额财政的支出更是让原本恶化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明朝工科给事中的奏疏中记载：“约费饷银五百八十二万二千余两，又地亩米豆援兵等饷约费银二百余万两”。而此时明朝的收入仅折合白银400万两，明朝出兵朝鲜，花掉了两年的财政收入，可以说其巨大的财政赤字是由壬辰战争直接造成的。
2、逐渐衰退的朝鲜
朝鲜立国初期，国力强盛，尚能够对南方的对马岛和北方的女真人的势力构成威慑，“日本、女真，乍臣乍叛之俗，今皆投诚款附，周旋一庭。”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朝鲜王朝才有实力去构建以其自身为宗主国的“南蛮北狄”的封贡国体系，其所谓“北狄”指的是女真人各部落，其所谓“南蛮”指的是日本的对马岛。
壬辰战争期间，朝鲜半岛几乎全境皆沦为战场，社会经济遭受重创，由此导致了朝鲜王朝的由盛转衰。壬辰战争造成的人口减员，直接影响到朝鲜人口的增长幅度，战争刚刚结束的1601年，李恒福曾经说：
下及壬辰之初，所储仅五十余万石，则已缩三分之二矣。人口数，则比平时仅十分之一，而平时则士族只有田庄，民皆无之，皆并耕而食。乱后，人皆自耕，故所垦者不至大减于平时，而田制如此，残民独受其苦矣。
除人口的大量减员之外，朝鲜的国家粮食储备从战前的最高值203万石，至壬辰战争初期就已经降至50余万石，可以想像，随着战争的进行，肯定会进一步下降。战争之后，全国八道的垦田数，“田结仅三十余万结，则不及平时全罗一道矣”。人口减员导致农业萎缩，直接的后果就是国家税收的下降，“税入仅二十余万石，比于国初则减半”。
3、渴望融入东亚地缘格局的德川幕府
日本庆长三年七月十七日，丰臣秀吉去世，丰臣氏“五大老”命令结束侵朝战争，召在朝鲜半岛的日军归国。在壬辰战争期间，丰臣秀吉的部将己经分裂为以加藤清正为代表的“武人派”，和以小西行长为代表的“文人派”，德川家康倾向于“武人派”。丰臣秀吉去世后，德川家康总揽政务，引起其他势力的不满，由此爆发“关原之役”，但德川家康最终控制了局势，德川幕府时代正式开启。
1614年之前，德川家康虽然己经实际上掌控了权力，但由于丰臣秀赖以及丰臣一系势力的存在，德川家康极需得到来自国内外的对其权力的认可，幕府积极与各国展开贸易振兴，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努力向国内外展示统一政权的威信。因此，作为壬辰战争的发动者，日本方面在战后竟然成为最积极推进和谈的一方。
为推进对朝鲜和明朝的和谈，德川家康强调，“我于壬辰在关东，不曾干于兵事，朝鲜与我无怨”，但从朝鲜方面的反映来看，德川家康迫切地希望得到国际社会对其统治的认可，因而积极谋求与朝鲜议和，正是他的这种积极主动的态度，反而引起朝鲜方面颇多猜测和疑虑，对双方和谈的进展起到了负面的作用。
三、东北亚其他政治势力的诉求
1、女真的强势崛起
壬辰战争爆发前，朝鲜半岛北部的女真各部落基本上处于明朝和朝鲜的双重压制之下，在确认对明朝的隶属关系的同时，也不得不向朝鲜王朝表示臣服。不仅明朝在东北边疆驻有大量的部队以防备女真人，朝鲜方面也在其北部边境设节度使，统领重兵镇抚女真各部落。
明朝经常动用镇守辽东的部队遏制和打击建州女真，使得努尔哈赤不得不谨慎地处理与明朝中央政权的关系，保持对明廷的“恭顺”态度。壬辰战争爆发后，辽东明军主力开赴朝鲜战场，努尔哈赤乘机打败以叶赫为首的九部联军，夺取长白山三部，在征服海西女真之后，开始征服东海女真。万历援朝战争结束后，辽东明军损失惨重。据户科都给事中李应策统计，辽东原有兵额9万多人，至万历二十八年仅有4万人，明朝在辽东的部队己不再具备压制建州女真的实力。
在壬辰战争中国力严重受损的朝鲜自然更不具备镇抚女真的实力。在壬辰战争结束10年之后，光海君即位的1608年，朝鲜与建州女真的关系就已经攻守易位，朝鲜变成消极防守自己疆域的一方。朝鲜备边司不仅认为建州女真是“难当之虏”，甚至认为，明朝的“辽、广各衙门，亦皆忧之，虽以天下之兵，恐难剿灭”。由此可以看出，壬辰战争给建州女真带来了意外的发展契机，努尔哈赤的兴起己成必然之势。
2、急于恢复朝日贸易的对马藩
对马岛位于日本、韩国之间的朝鲜海峡中部，虽然隶属于日本，但距朝鲜更近。自12世纪起，对马岛成为宗氏家族的封地，在朝鲜与日本的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朝鲜方面每年允许对马宗氏向朝鲜派出50艘商船进行贸易。由于对马岛自然条件较差，不适宜发展农业，因此，对马岛的经济支柱是朝鲜与日本间的贸易，对马岛一直在其中发挥着贸易中转站的作用。壬辰战争发后，对马与朝鲜之间的贸易中断。
对马岛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于对朝鲜的贸易，所以，在壬辰战争结束后，对马方面极欲恢复对朝鲜的贸易，因此积极推进德川家康与朝鲜讲和的外交策略。对马岛从自身利益出发推动朝鲜与日本议和，客观上成为朝日本议和的催化剂，这一支催化剂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是朝鲜、日本双方皆有议和的倾向。
3、在“利益”和“道义”之间摇摆的琉球
琉球自洪武五年正式成为明朝的属国。确立对明朝的朝贡关系之后，在开展对明的朝贡贸易的同时，以此为中介，琉球与东亚各国展开广泛的贸易联系：
“地窄人多，以海舶行商为业，西通南蛮、中国，东通日本、我国，日本、南亦商舶亦集其国都海浦，国人为置肆，浦边互市。”
琉球与日本之间己经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贸易关系，镰仓幕府当时设有“琉球奉行”一职，负责管理对琉球的贸易。壬辰战争爆发后，日本将琉球看作属国，丰臣秀吉还威胁琉球：“我将明春先伐朝鲜，尔宜率兵来会。若不用命，先屠乃国，玉石俱焚之。”在丰臣秀吉的威胁下，琉球国王最终按日本方面规定的一半数量交纳了粮食。
壬辰战争期间，琉球的立场虽然摇摆不定，但总体来讲，还是站在明朝与朝鲜一边的，因此，当琉球王尚宁得知丰臣秀吉去世的消息之后，立即向明朝以及朝鲜通报此事。但是在两份文件中，琉球方面都没有说明其消息来源，但由其能探知丰臣秀吉去世的消息不难判断，琉球与日本实际仍旧存在往来。琉球这种摇摆的态度不能不说是后来其悲剧的原因之一。
四、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与重构
万历援朝战争结束后，东北亚地缘秩序的重建就成为困扰东北亚诸国的一个首要问题。最积极恢复和平外交的反而是发动战争的日本，经历一番波折，朝鲜终于对日本方面做出回应。朝、日复交是东北亚地缘秩序重建的关键一步。但是与此同时，部分地缘势力的崛起以及局部战争的爆发成为改变地缘格局的幕后推手。
1609年3月，萨摩藩的军队自山川港出发，几乎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就于4月5日接管了琉球首都首里城。琉球国王尚宁投降，从此琉球历史进入了“两属”时代，既向中国朝贡，也向日本的萨摩藩朝贡。
但是对于明朝来说，在册封尚宁3年之后，日本出兵琉球将尚宁掳回日本，明显是对明朝构建的朝贡体系的又一次挑战。明朝君臣也深深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日本“先年破朝鲜，近又俘琉球，残我属国，目中无天朝也。”但已经被壬辰战争耗竭国力的明朝却实在是有心无力，没有力量干预琉球事务了，对萨摩藩入侵琉球只能是无奈地默认。
萨摩藩入侵琉球，不仅改变了明朝与琉球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朝鲜与琉球间的关系。1612年，刚刚回国的琉球王尚宁致信朝鲜国王，通报倭乱之事，并称：“吾与阁下同受天朝册封，国家蒙受外国侵略，生灵涂炭，痛苦不堪，被迫离国三年，今后倭贼可能随时来袭，理应加固防备，为防不测”。可以看出，尚宁不甘心接受日本统治，在向宗主国明朝申诉的同时，还在积极联络友邦，以期对抗日本。但在朝鲜恢复对日本的外交关系之后，琉球与朝鲜的关系趋于冷谈，1638年以后两国彻底断绝了来往。
壬辰战争之后，后金成为打破东北亚地缘格局的力量。当明朝与朝鲜皆忙于壬辰战争的时候，努尔哈赤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在壬辰战争结束后的第四年，努尔哈赤建筑了其第一个都城赫图阿拉，至1616年，努尔哈赤自称为汗，国号“后金”，两年后以“七大恨”为由，誓师伐明。1619年，明军兵分四路讨伐后金，朝鲜出兵助战，接下来的萨尔浒之战明朝联军惨败，东北亚的地缘格局开始改写。
1627年，皇太极即位伊始便决定征朝鲜，朝鲜战败投降，与后金订立城下之盟，自此之后，后金与朝鲜约为兄弟之国，实际上己经是主从关系。1636年，皇太极称帝，国号为清，遣使赴朝鲜，要求朝鲜国王向清朝称臣，否则兵戎相见。而朝鲜坚持以明朝为正统，拒绝承认清朝为自己的宗主国，因此皇太极再次以武力迫使朝鲜就范，朝鲜与清朝订下更为苛刻的条约。
“将明朝所与之诰命册印献纳，绝其交好，去其年号，一应文移奉我正朔。尔以长子及再一子为质，诸大臣有子者以子、无子者以弟为质。万一尔有不虞，朕立质子嗣位。”
清不仅要求与朝鲜确立“君臣世守之信义”，而且要求朝鲜国王以及重要的大臣送儿子做人质，要求朝鲜对待后金一切遵守“明朝旧例”，可见朝鲜已经由明朝的属国转而成为清朝的属国。
小结
万历援朝战争前，明朝是东北亚朝贡体系内的宗主国，朝鲜、琉球都向明朝朝贡，并在此基础上开始朝贡贸易；日本虽然在勘合贸易之后退出了朝贡体系，但因忙于内部事务，听任对马藩开展对朝鲜的贸易。此时的东北亚地缘格局处于一种稳态结构，女真人处在这种稳态结构的结构性压力制约之下。
但万历援朝战争之后，东北亚的地缘格局在和平的表层之下暗流涌动。朝鲜在1607年就恢复了对日本的官方遣使往来，显然，朝鲜对日本的恐惧程度超出了对明朝的感恩程度。日本在1609年侵略琉球，赤裸裸地表现出“目中无天朝”，公开挑战宗主国的地位，而明朝对此却无可奈何，可以说，作为宗主国的明朝看似赢得了战争，但是其积重难返，自顾不暇的窘境已经失去了对朝贡国的威慑力。最后，女真人的兴起，清朝的建立，彻底打破了这种表面上的稳态结构，东北亚地缘格局被彻底改写。
相关参考文献：《明神宗实录》、《两朝平攘录》、《朝贡体系的建构与解构：另眼相看中日关系史》、《明代中国日本琉球三国关系与东北亚国际秩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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