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後，唐帝國陷入了了空前的政治危機，其開元盛世最終走向了終結，世人無不惋惜唐帝國的中衰。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上來看，這場危機也給唐王朝帶來了一些有利局面。它迫使唐王朝改革自身冗長臃腫的中央財政系統，提高了其財政收支效率，減少了其在運行過程中的浪費行為。

一·安史之亂前夕粗獷的政府管理

唐代前期實行以戶部為中心的統收統支的財政管理體制，度支掌賦稅的調度，金部掌錢帛出納，倉部掌谷粟出納，國庫按錢帛與粟米，分為二部，其營儲出納，分別由太府寺、司農寺負責。在我看來唐前期的政府物資購買，因為財務機構過多，同時沒有統一的指揮，政出多門，彼此之間權責分工不明，行政效率較低，彼此之間互不統屬，甚至出現了相互干預，互相掣肘的局面。這樣的舉措導致了唐政府大量的資金流向不明，產生了鉅額的財政損失。

戶部中央主要有三個機構主管政府採購。首當其衝的是度支司，作為唐前期最高財務主管機關，它是戶部四曹的核心，也是掌管政府購買政令的核心機關。

《唐六典》度支郎中員外郎職掌條：“度支郎中、員外郎掌支度國用、租賦少多之數，物產豐約之宣，水陸道路之利，每歲計其所出而支其所用。……凡和市、餘皆量其貴賤，均天下之貨，以利於人。

其主要類似於今天統計局的職能，主要負責政府採購的預算。

其二是是金布司，他是唐朝政府負責收入和支出的審計部門，類似於今天的審計局。它主要負責政務採購物資使得資金調撥。金部的管轄範圍很大，兩京市、互市、和市、宮市交易之事，都在其管制內。

最後一個便是倉部，倉部顧名思義就是天下的倉庫的意思。它的主要負責的物資是糧食，天下的租稅和百官的俸祿都由其負責。《舊唐書》記載“倉部郎中、員外郎掌國之倉庾，受納租稅，出給祿廩之事。……凡常平倉所以均貴賤。由此可見只要是和糧食有關的政府採購和支出都離不開倉部。

除此之外，另一個並不是唐朝政府的主要財政管理機構，它的主要方向是唐王朝成熟的驛站系統。唐帝國維持著數量繁多，規模巨大的驛站網絡。其財政支出主要是靠兵部駕部司管理。這個機構獨立在以戶部為中心的唐王朝中央財政管理系統之外，其主官為駕部郎中員外郎。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在安史之亂爆發前的唐王朝中央政府的財政管理機構。雖然其名義上是由戶部主管，但是其結構繁雜冗長，因為由多個細小機構同時管理其國家財政，所以經常出現各個機構分工不明確，彼此之間政務職能交叉，這不僅浪費了許多的官員人力資源，同時也導致政府為了維持其龐大的管理機構承擔了多餘的開支。

2. 其中央政府採購系統的各個部門界限不明

唐王朝的尚書六部與九寺諸監，分別承擔了政府的政務和事務的功能。尚書六部為中央的決策機關，九寺諸監為執行機構，此二者為上下分明的關係。但是由於政治活動的複雜性，導致了其政務機構和執行機構並不是嚴格的單一對應關係。尚書省也可以只會九寺五監，到那時對於度支來說，其上所有部門有應該被其指揮。包括倉部和金部都是這樣的雙重隸屬關係。太府寺、司農寺、少府監這些戶部之外的機構也經常干涉九寺五監的執行。這就導致了經常出現“政出多門”的局面，極大的降低了其財政部門的運行效率。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局面，在我看來，這和初唐時期開放的胸襟和繁榮的社會不無關係。唐王朝初期，實行“藏富於民”的政治舉措，政府不與民爭利。同時因為唐王朝脫胎於北魏鮮卑族政權，其受到的傳統的中原化影響較小，集權化不夠明顯，在多個機構都是是分權的政治理念，在官僚機構上也是是粗獷的大氣的行政管理體制。這都導致了初唐乃至盛唐時期其財政管理制度冗長而又臃腫

二· 安史之亂後的唐帝國經濟改革

安史之亂的爆發衝擊了唐王朝的經濟管理體制。因為戰亂時間持續了整整八年，這給唐王朝的政府造成了極大的財政負擔，唐代前期積累的財富消耗一空，與此同時，安史之亂平定後唐王朝出現了藩鎮割據的局面，唐王朝出現了財政危機。

1. 將中央財政權力集中起來

首當其衝的改革是針對度支司的，安史之亂後，度支司的權力和職能逐漸擴大。它不僅將倉部，金部的職能全部囊括，還逐漸的侵蝕了太常寺等機構的職能。與此同時它開始將政府經濟的決策計劃和執行的功能歸其一身，成為了朝堂之上唯一的，也是其權力最大的經濟管理機構。

度支司政務權力的擴張，使得原本的其他機構成為了閒置，“政出一門”從而使得其財政管理效率極大的增加。度支司管理的主要政府財富來源依舊是農業稅，同時包括部分魚鹽之利。度支司下設機構度支巡院，直接負責組織預算收入。其後度支使設立，成為度支司的最高長官。

鹽鐵轉運使最早設置於開元年間，最開始只是一個臨時的官員，但是在貞元年間其做最終被確定為固定官職，同時成為了在中央財政部門和度支司平分秋色的部門。其主要的稅收來源是以鹽鐵為主的工商業稅，同時還包括政府的漕運收入，以及茶，桑等。甚至其還掌管了政府的鑄幣權力，其地位在政府中舉足輕重。

戶部使的產生主要是經歷了三個階段。其前身為戶部錢設置和戶部司。最終在唐憲宗四年，戶部使官職正式成立，文宗大和四年（八月，“甲子，內出綾銷三十萬匹，付戶部充和朵”，“於關內七州府，及鳳翔府，和朵一百萬石”

由此可見此時的戶部使已經成為了一支唐王朝中央財政集團的重要力量，這代表了大唐帝國的中央財政機構正式進入了度支使，鹽鐵轉運使和戶部使三強並立的局面。

通過上述的介紹我們可以瞭解到，在裁撤了大量的冗長的機構之後，整個官僚體系得到了“瘦身

2.政府的中央購買體系歸劃為一個部門，提高了其精準性

終唐一代，其京師長安的官方物資購買都是由京兆府統一規劃管理的。安史之亂之前，因為名目繁雜的稅務系統，使得京城百姓負擔沉重。但是在安史之亂後，京兆府的職能也開始了巨大的變化。其擴大了自身負責購買的規模和範圍，裁撤了其他的在京師的稅務機構，這就極大的簡化了中央地區的財政環節，使得京兆府專門面向京師地區的政府購買。

如在德宗貞元二年，請於京兆府折明年夏稅錢二十二萬四千貫文，又請度支給錢，添成四十萬貫，令京兆府今年內收朵粟麥五十萬石，以備軍倉。”同時京兆府和度支司通力合作：貞元七年（，司農卿因不能按時供給三宮冬藏菜二千車，“奏司農菜不足，請京兆市之”這極大的提高了京師地區的政府採購效率。

三·總結

通過上述材料我們可以看出，唐代的政府購買以安史之亂為分界線，大致經歷了前後兩個發展階段。前期唐王朝的政府經濟管理體制粗獷而又鬆散，產生了規模龐大，紛雜冗長的管理機構。雖然這給唐王朝造成了很大程度上的財政浪費，但是因為唐帝國初期社會財富的空前積累，加上空前的盛世條件下，唐人恢宏大氣並不注意這個問題。

安史之亂的爆發，以及隨後的藩鎮割據問題，耗盡了唐人前幾代積累的社會財富，也使得政府遭遇了空前的財政危機，在嚴峻的經濟形勢的倒逼下，唐王朝不得不進行中央財政改革，精簡機構，分工明確。

藉以此減少財政損失，維持政府的正常運轉。從某種意義上說，安史之亂的確促進了唐王朝稅收體制，中央財政系統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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