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对祖国的日常称呼中，“母亲”是与之关联最高的一个词，“祖国母亲” 表达了我们对于祖国最深沉的热爱。这一形象化的称呼，出现在文学作品、歌曲等各个领域，广为传诵。
歌曲《我爱你，中国》这样唱道：“我要把最美的歌儿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闻一多在诗歌《七子之歌》中这样对祖国写道：“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
似乎在“祖国”后面缀以“母亲”，已经成为大家惯用的语言习惯。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祖国母亲”而不是“祖国父亲”呢？为什么对祖国的称谓一定要是“母亲”这样的长辈，而不是妻子、情人呢？爱人不是更显亲近么？
“祖国母亲”的话语建构，有其深刻的政治、历史、文化、性别内涵。
“祖国”和“祖国母亲”出现的历史语境
在中国古代的语言习惯中，“祖”和“国”一般是不会并列使用的。因为“祖”指的是“乃祀奉始祖神主之庙”，“国”指的是“邦也”。“祖国”一词，并不是古已有之。因为只有知道了有其他国家的存在，才能在“他者”中认识自我，命名“祖国”。
中国人称呼自己的国家为“祖国”是从清末的一批留日学生中开始的。1903年，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志学说》、邹容在《革命军》开始以“祖国”来称呼中国。秋瑾《柬某君》中也有“头颅肯使闲中老，祖国宁甘劫后灰”的诗句出现。这是现代意义上的“祖国”出现的最早源头。
而将“祖国”比喻为“母亲”并形成一个固定的语言结构，则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了。闻一多在1925年创作的《七子之歌》，在这一说法的形成和广泛流传中居功至伟。他在诗歌的引言中这样说道：
邶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七子自怨自艾，冀以回其母心。诗人作《凯风》以愍之。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盖有甚于《凯风》之七子，因择其中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斗云尔。
诗中将祖国比喻为“母亲”，将澳门、香港等被割让的七地比喻为“子女”，深情地呼唤“母亲！我要回来，母亲！”而《七子之歌》的广为流传，也使“祖国母亲”一词的使用定型下来，并且得到广泛传播。
“祖国母亲”一词形成时的历史现状，使得它带上了一层苦情色彩。在列强侵占、割地赔款、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语境下，“祖国母亲”是柔弱的、苦难的、饱受屈辱的。七月派时人胡风在《为祖国而歌》一诗中用了“侮辱”、“苦难”、“眼泪”、“呻吟”、“挣扎”等词来形容“祖国母亲”的遭遇。这时的祖国母亲，是需要国民去保护的。
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经济发展、国力强盛之后,"祖国母亲"的隐喻含义便从“苦难的母亲”转变为“强大的母亲”了。
是“母亲”而非“父亲”：国族身份的女性化象征隐喻
在梳理了“祖国”一词出现的历史语境之后，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偏偏是“祖国母亲”而不是“祖国父亲”呢？难道闻一多这么写只是巧合，而后万千国民也就将这巧合给延续下去了？
实际上，这与一种性别文化相关。
早在1914年，胡适就曾在《睡美人歌》中将中国比喻成女子，将西方列强比喻为男子，两者进行联姻：
东方绝代姿，百年久浓睡。一朝西风起，穿伟侵玉臂。碧海扬洪波,红楼醒佳丽。昔年时世装,长袖高螺髻。可怜梦回日,一一与世庆。画眉异深浅,出门受仙刺。殷勤遣群侍,买珠入城市;东市易宫衣,西市问新制。归来奉佳人,百倍旧妹媚。装成齐起舞,“主君寿百岁”。
这位长眠的东方“睡美人”被西方武士唤醒后，发现自己的衣着打扮已经脱离世俗了，便赶紧购置衣物打扮装点，与西方武士结婚贺寿。也就是隐喻中国在被西方列强唤醒之后，努力学习西方的器物，希望两者结合得以存续文明。
在中国的父权制性别文化中，“男强女弱”的性别本质主义逻辑决定了男性是勇武阳刚的象征，而女性是柔弱可欺的象征。而20世纪中国饱受列强欺凌的处境与父权社会中女性被侮辱、被伤害的境遇相似，故而，灾难深重的“祖国”只能是母亲，而不能是父亲。
受侵略的祖国与被欺凌的女性之间画上等号，是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本质定位。民族身份的女性化象征隐喻，实际上遵循的还是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的性别文化逻辑。
是“母亲”而非“妻子”：国族身份的道德化象征隐喻
明确了中国性别文化逻辑下“祖国”的性别象征只能是女性之后，摆在面前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定是母亲？诸如妻子、情人的比喻不行吗？
实际上，在中国近代，确实有作家将“祖国”隐喻为恋人。郁达夫在其代表作《沉沦》中这样写道：
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了情人吧！
郭沫若在诗歌《炉中煤》中也以拟人化的手法，用“炉中煤”的口吻向“我年青的女郎”表达爱意。诗人自己也说：
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心目中就像一位聪俊的有进取心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
这也就说明了，“母亲”并不是“祖国”唯一的喻体。而“祖国爱人”、“祖国妻子”的隐喻无法在中国得到广泛的认可和传播，则是与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相关。
一方面，孝道始终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儿女孝敬母亲，是血缘关系下的道德义务。将儿女对母亲的爱与敬这种情感体验投射到国民对国家的热爱上，从而使得国民与国家的关系变得更加具体可感。“祖国母亲”的道德化隐喻增强了国民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且自觉地作为儿女，去为祖国的富强而奋斗。
另一方面，中国人对于情感表达是偏保守的，尤其是爱情这样私人化的感情，更加难以宣之于口。所以，将“祖国”隐喻为“妻子”、“情人”，反倒显得这份感情不够纯粹，不够持久。而且，爱情是相互并且平等的，而国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却不能以此类比。
“祖国母亲”的道德化隐喻使之被大家顺利接受，并且从文学领域进入到了政治领域。
正是通过对“祖国”的女性化和道德化隐喻，“祖国母亲”的形象才得以亲切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对“祖国母亲”这一国族身份的解码，也让我们顺利进入历史语境，洞悉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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