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中國古代進入戰國以來，由於戰爭規模的擴大和頻繁，尤其是作戰樣式的增多，除了對軍隊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外，對軍事指揮人員的要求也更為提高。吳起一手打造出無敵的魏武卒，並在一生中打造出征戰76場，64勝餘平的輝煌戰績。那麼，吳起用人之道是什麼，或者說他對軍事人才的標準是什麼？下面筆者重點聊聊。
吳起認為：作為一個統率千軍萬馬的將領，應該“總文武（政治、軍事兼備）”，“兼剛柔（勇敢、智謀俱全）”，“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眾，怖敵決疑”。他批判那種“論將常觀於勇”的片面觀點。據說一次戰鬥前，吳起的“左右進劍”，他說：“將，專主旗鼓爾（專司指揮），臨難決疑，揮兵指刃。一劍之任（持劍戰鬥），非將事也。”這很能說明他的軍事人才思想。
吳起對將帥品質才能的要求，比過去更高。他認為首先必須具備理、備、果、戒、約五項基本條件。這就是說具備“治眾如治寡”的指揮能力，“出門如見敵”的敵情觀念，“臨敵不懷生（不作苟活考慮）”的獻身精神，“雖克（戰勝）如始戰”的謹慎態度，“法令省而不煩”的簡練作風。他特別強調將帥必須有“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的高貴政治品德，並要求將帥必須以“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作為自己的行為規範。
吳起還認為，將帥在作戰指揮方面，要能掌握“四機”：氣機、地機、事機和力機。也就是要善於控制軍隊士氣，善於利用地理條件，善於運用戰略戰術，善於保持和加強軍隊戰鬥力。他認為符合上述基本條件的指揮才能，才算得上“良將”；這樣的良將，“得之國強，去之國亡”。
吳起的戰爭指導和《吳子》所闡述的戰爭理論，是繼承前代、特別是孫武戰爭理論，並吸收和總結同時代的戰爭經驗，以及自己的戰爭實踐經驗而形成的。他的許多理論原則，都來源於《孫子兵法》。總的來說，雖然並未超出《孫子兵法》多少，但隨著社會的前進和戰爭的發展，理所當然地也有所豐富和提高。
主要有以下幾點：
（1）在戰爭觀上有新認識，將戰爭區分為正義性質的“義兵”和非正義性質的“強兵”、“剛兵”、“暴兵”、“逆兵”兩種類型。這雖未真正揭示戰爭的本質，但已超過了前人的見解。
（2）在思想工作和訓練工作上有新的創造。
（3）在戰略戰術思想、軍事人才思想和地形利用等方面，也有相當的發展。
例如孫武曾列舉了“相敵（觀察判斷敵情）”的三十二種徵侯，但他沒有進行歸納。吳起將這些現象進行了分類、概括，並總結出在何種情況下應“急擊”或“擊之”，在何情況下應“避之”等，這就更加明確和條理化了。
又如孫武要求將帥具備“智、信、仁、勇、嚴”五個條件，吳起則要求得更高、更全面，不僅要求具備“威、德、仁、勇”和“理、備、果、戒、約”等基本條件，而且要求在作戰指揮上能掌握“四機”。“四機”的內容都是孫武提到過的，但將它們概括為四個關鍵問題並聯系起來進行研究，則應視為是一個不小的進步。
再如孫武雖然極為重視地形對戰爭的影響，但由於春秋時期仍以車戰為主，受地形條件的限制較大，所以他的論述，在對地形的利用方面稍有消極成分，對複雜的地形往往主張“必亟去之，勿近也”；或者要求迅速通過離開（如圮地）。
吳起則較為積極，他認為兵力少時要戰勝敵人，一定要利用險隘的地形條件。他說：“用少者務隘”；還說：“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吳起論兵甚至還涉及水戰。這些理論比孫武時代又前進了一步。總之，《吳子》的戰爭理論，可以代表戰國初期中國戰爭理論發展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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