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屍房成了整座城市最擁擠的地方，想佔據一席之地，讓人生有個體面的句點，是一件難上加難的事情；
一家肉食公司的老闆伸出了援手，提供冷藏車隊來暫時存放屍體。三天內，9輛15米長的冷凍車就裝滿了屍體，東倒西歪地停在停屍房前的小廣場上。
這些場景發生在1995年7月的美國芝加哥，短短一週內，739名市民去世。引起這一切的，是持續多日的高溫——那幾天，芝加哥的最高溫度達到了華氏106度（攝氏41.1度）。
事情過去幾年後，相關的機構給出了調查結果。美國海洋和大氣管理署說，“造成1995年7月熱浪的主要原因，在於一個異常的高壓氣旋和一個異常潮溼的地面環境同時出現，由此產生了一個緩慢移動的溼熱空氣團。”
但是，這麼慘痛的代價，僅僅是因為高溫嗎？其他地方也有過類似的高溫天氣，為什麼沒有造成這麼多人死亡呢？
社會學家埃裡克·克里納伯格決定找到災難背後更深層的原因，他通過大量的訪談、調查、計量統計等社會學研究方法，進行了一次社會剖析。
《熱浪》| [美] 埃裡克·克里納伯格 著商務印書館 | 2014年1月 出版
在他看來，這次的高溫更像是一個引線，讓存在美國社會中的諸多問題袒露出來。這不只是天災，更是人禍，才造成了這場人間慘劇。
01 在孤獨中死去
在這次高溫中，遇難的主要人群是老年人，去世的700人中，有73%的人都超過了65歲。
正常來說，老人身體本來就不如年輕人，在同樣的危機來臨時，抵抗風險的能力低，確實是更容易出問題的群體。
但是，克里納伯格發現，問題並不出在這裡。最終導致老人們在高溫中離世的原因，並不是他們身體不好——很多老人寧願在自己的房間裡活活熱死，也不願意離開房間，他們不願意去尋找街坊鄰居的幫助。在這次熱浪中離世的老人，大多是孤獨地離開這個世界，警察和社會福利人員最終只能靠大力破門，來處理他們的後事。
一位101歲老人被轉移至避暑中心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一方面是美國社會普遍的老齡化趨勢。在1988年，美國聯邦基金會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稱85歲以上的高齡老人極速增長，並提出一個說法，叫“獨自變老”，因為這些老年人，往往都是獨自居住的，很有可能變得孤獨、脆弱，不能也不願意離開家門、出去活動。
一位差點在熱浪中死去的老人就說，她一個人生活在芝加哥，一年中只離開自己的公寓6次，其中的3次是在生日、感恩節和聖誕節，參加一個社會福利團體組織的關懷老人的活動。
而芝加哥之前是重工業區，因為能源的枯竭而衰落，在人口的構成上，老年人比例就更高了。
另一方面，當熱浪來襲，如果家裡沒有空調，只要去尋找社區的幫助，或者到政府設立的臨時降溫場所，就可以避免慘劇發生，但是很多老人沒有這麼做。
每十萬人口的兇殺案數量對比（芝加哥、紐約和洛杉磯）
因為社會的犯罪率上升，讓人們變得更閉門自守，在靠著固定養老金生活的老人心中，敲門的很可能是覬覦他們手裡那點養老金的騙子，或許是匪徒。
在擔驚受怕中，老人們可能會拒絕送上門的協助，退守家中以求自保，但正是這種自保意識，帶來了更大的災難。
02 萎縮的社區
人是社會動物，這是社會學思考問題的重要視角。老人在高溫中喪命，不僅僅是個體的問題，當然也是群體問題。
我們都生活在社區中，就像這次新冠疫情，小區、社區成了防疫的第一線，無論是在小區門口測體溫、查出入證的大媽，還是通過社區來購買生活物資，都表明社區是我們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單位。
在芝加哥熱浪中，和死亡幾率相關的變量，除了年齡，還有一個就是社區。也就是說，身在不同街區，在高溫中死於非命的可能性也大不相同。
克里納伯格發現，在熱浪中，一街之隔的兩個社區，卻有著迥然不同的遭遇。一個以黑人為主的非洲裔社區、和一個以拉美裔為主的社區，非裔社區的死亡率是拉美社區的10倍，兩者分別是芝加哥全市死亡率的5倍和1/2。
美國十大人口密集城市的貧困人口比率
為什麼會這樣呢？
非裔社區處在1950年代衰落的工業區內，曾經因為工業帶動起來的人和人之間的連接已經被打破。大片的工廠倒閉，原本的廠房成了空地。
在非裔社區的居民口中，這裡的環境“就像是遭到轟炸”後的廢墟。這裡沒有大型商場，大街上平時也沒有人，教會很難組織起來，公益組織的工作也難以開展。
拉美裔社區也是貧民窟，和非裔社區有著幾乎一樣的老年人口比例、大量的獨居老人，還有生活水平低於貧困線兩倍的居民。
但拉丁裔街區被稱為“小村”，是一個熱鬧的片區。這裡有著發達的商業，大家都習慣於走到街上買東西。“小村”的第二十六街，是芝加哥除了現代化購物區密西根大街外，第二繁忙的商業街。從早上一直到夜裡九點半，這條街上被人塞滿，甚至還出現了塞車的狀況。
“小村”的商業街
商業的盛行，讓老人們願意沒事到街上走走。當老人們走出家門，走到了這些公共區域，老人們就和鄰里、商店的經營者、社區的社會團體建立了聯繫。
事實證明，這些聯繫在災難中救了老人一命。當熱浪襲來，小村的老人們得到了兩個方面的保護。
首先，街區通過相關安全措施，鼓勵老人來到公共場所，在這裡老人們得到了幫助；其次，這些地區的商場、銀行，給老人提供了空調設備，使他們能迅速降溫。和政府提供的臨時降溫中心相比，老人們更願意去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熟悉的地方。
美國政治學家帕特南，把這種在一定區域內人和人之間的聯繫，稱為“社會資本”。可以說，在非裔社區，人們不怎麼出門，街上空空如也，犯罪層出不窮，人和人之間建立的聯繫可能性就很小，這裡的人沒有太多社會資本；而拉丁街區商業發達，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更願意走出家門，和其他人建立聯繫，社會資本也更多。
當危機到來，無意識中建立的聯繫就成了救命稻草，有更多社會資本的人，更有可能在危機中存活，所謂“多個朋友多條路”，也是這個意思。
03 毫無準備的政府
除了個人原因和群體原因，埃裡克的調查進一步顯示，當面臨危機時，一個社會的組織結構問題，也開始浮出水面：
在熱浪中，實際上承擔老人救助工作的公職人員是警察，災難發生得太突然，來得快去得也快，其他社會力量難以做出有效反應，警察。
這跟前一年出臺的法案有關。
1994年，一個叫梅根的7歲小女孩在家門口被姦殺，為了防止悲劇重演，美國社會上出現了兩種聲音，一種是要求政府加強管控，一種是要求社區增強組織。
為此，美國出臺了系列相關法案，其中一部分，就是增加警察的職權範圍。除了應對犯罪之外，警察還要承擔政府和社區民眾的聯繫工作，要負責社區內的很多具體事務。與此同時，聯邦政府會減少很多用在其他城市服務上的資金，比如直接砍掉了一個已經持續近十年的、對貧困人口的支持計劃。
歷年芝加哥兇殺案破案率
在芝加哥，衛生、人力資源服務的公職人員也都大幅度縮減，但全職的警察人員，十年裡只增加了1000人。和其他地區相比，芝加哥的社區警察們承擔的片區更大，也承擔著更多的責任。
比如說，在負責的片區裡，社區警察不僅要負責一些城市的基礎服務，像基礎設施的維護、遺棄樓房和空地設施的關閉與清理，還要真正深入到老人家裡，去了解他們的燃眉之急，要識別在轄區裡最需要照顧的老人，甚至要成為鄰里工作的組織者，和政府其他部門溝通的協調者。
事後警察們坦言，就算在日常生活中，都很難完全處理好。由於身兼數職，還要處理突發情況，在治安比較差的區域，警察們往往還沒到社區開始工作，就接到犯罪報告，只能放下手頭的事情，趕往現場。
當危機到來，他們更是忙得團團轉，根本無暇關注片區裡的老人。老人們也聯繫不上自己對口的警察，沒人知道他們身陷絕境。警察們能幫做的事情，就是在災難之後替他們收屍。
在給《熱浪》寫的書評裡，社會學家周雪光認為，政府本質上是一個組織，起初設計的時候，就是為了滿足正常情況下的運作。一旦熱浪這樣的危機事件到來，為了常態運行而設計的正式組織結構，往往難以應對突發事件，最終就導致了慘劇的發生。
如果想解決這一問題，從組織設計上，就需要政府有一套快速從日常狀態轉變到緊急狀況的轉化機制，比如，如何將原來的常態機制暫停，如何啟動緊急運行機制，以及建立預警系統、多重決策程序等等一系列問題。
但是，克里納伯格發現，事故之後，當地政府各部門互相推卸責任，歸咎於天災，淡化人禍因素。媒體為了追求利益，很快就把注意力轉到更有利可圖的報道上，缺少深入的反思，死難者無人關注，加速了對災難的遺忘。
怎樣才是更好的做法呢？這位社會學家說，我們需要認識和檢視那些習以為常和置之不理的社會現實背後，所隱藏的真相。
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當突發的危機給我們帶來重創時，真正的原因不在於危機本身，真正的禍端其實早就存在，天災背了鍋，但其實它只是撕開了我們的傷口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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