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與我真正結下不解之緣並不是在長達22年的勞改時期。
那時，在中國任何一個地方勞改都一樣，“天下老鴰一般黑”，我不論跑在哪個省區市縣鄉都逃不脫出生入死的命運。
也不是我徹底平反重新執筆寫作以後。
我成為一名作家，有更多的誘惑讓我離開寧夏，我的祖籍江蘇、我青少年時期居住過的城市包括北京，都有單位向我招手。我也曾動搖猶豫過。
進入80年代，寧夏已非50年代的寧夏，黃河已非50年代我初識的黃河。寧夏人口從不足100萬膨脹到近600萬，與全國其他所有城市相同，在現代化進程中失去了原始質樸的面貌，變得摩登時尚起來。
很多朋友來寧夏，都會驚奇在他們印象中偏僻荒涼的地方竟也如此“現代”。而他們讚賞的東西在我這個老寧夏人來看，卻是我失去的東西。
一切都隨風而去了。
我把青春全部埋葬在這裡，埋葬我青春的土壤卻被劇烈地翻動而使我的靈魂不安，再遷移到任何一個地方去都無所謂了。但命運卻給了我這麼一塊土地，終於牢牢地將我固定在這裡。
這個地方叫“鎮北堡”。
我想，再沒有一個作家像我這樣，不但改寫了一個地方的歷史，還改變了一個地方的地理面貌和人文景觀，使周圍數千人靠它吃飯。
鎮北堡雖然不大，卻對寧夏非常重要，現在已經被寧夏領導人和老百姓稱為“寧夏之寶”，是寧夏首府銀川市唯一的國家AAAA級景區，各種媒體包括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凡介紹寧夏一定會將“鎮北堡西部影城”列為首選之一。
我常常覺得這比我在文學創作上的成績還值得欣慰。
第一次到鎮北堡在1962年春。1961年12月，我第一次勞改釋放，經過“低標準瓜菜代”餓死了數千萬人的全民大饑荒，我萬分僥倖地活了下來。
公職早被開除了，釋放了也不能回原單位工作，只能聽從分配到銀川市郊的南梁農場當農業工人。
兩個農場是緊鄰，只隔一條渠溝（22年中我就在這條渠溝間過來過去，反覆勞改反覆就業），但場部與場部之間卻有50多里遠的廣闊的田野，步行要六七個小時。
從勞改農場到南梁農場的路途，完全和我的小說《綠化樹》中所描寫的相同。
到南梁農場報到時已是黃昏，傍晚又被分到生產隊。隊長看我這個年輕人骨瘦如柴，風也吹得倒，再叫我到農田勞動等於要我命，就叫我去看管菜窖。
北方地區冬季不生產蔬菜，在秋天就需把蘿蔔白菜土豆這類可以儲存的蔬菜窖藏起來，以備整個冬季食用。
蘿蔔白菜土豆自己不會跑，派人看管是怕人偷，可是我就監守自盜，首先偷吃起來。
我甚至認為隊長的用意就是叫我偷吃，和今天某些貪官體會領導的意圖相似。
每天，進了菜窖，先用鐮刀切滿滿一臉盆白菜土豆放在土爐子上煮。
我的破臉盆既洗臉又洗腳洗衣服還用來煮菜，用現在的詞彙可叫“多功能盆”。
開始享受的時候只知道拼命往肚子裡填，大快朵頤。吃了幾頓就覺得寡味的蔬菜噎在嗓子眼難以下嚥，吃多了還會發嘔，才發覺鹽對人的重要，難怪歷朝歷代政府都要壟斷食鹽貿易。
到哪裡找鹽呢？
我就業的南梁農場有個小賣部，但就為了防止農工偷來蔬菜在自己家裡開小灶，偏偏不賣鹽，讓我不得不佩服經濟的高度壟斷與專制政體配合得天衣無縫。
問農場的老住戶，說是農場南邊有個叫“鎮北堡”的地方有個集市，可以到那裡去碰碰運氣。於是我就在一個難得的假日去鎮北堡趕集。反正到處是荒野，連一條羊腸小道也沒有，一直往南走就行了。
這裡，為了介紹鎮北堡當年的面貌，我要引用小說《綠化樹》中的一段文字。
小說中這段文字完全是寫實的，只是因為文學創作的需要把“鎮北堡”改成了“鎮南堡”。
鎮南堡和我想象的全然不同，我懊悔一上午急急忙忙地趕了三十里路，走得我腳底板生疼。
所謂集鎮，不過是過去的牧主在草場上修建的一個土寨子。
坐落在山腳下的一片卵石和沙礫中間，周圍稀稀落落地長著些芨芨草。用黃土夯築的土牆裡，住著十來戶人家，還沒有我們一隊的人多。土牆的大門早被拆去了，來往的人就從一個像豁牙般難看的洞口鑽進鑽出。
但這裡有個一間土房子的郵政代辦所……兩間土房子的派出所，所以似乎也成了個政治經濟的中心。
今天逢集，人比平時多一些，倒也熙熙攘攘的，使我想起好萊塢所拍的中東影片，如《碧血黃沙》中的阿拉伯小集市的場景。
我先到郵政代辦所給我媽媽發信，告訴她老人家，我的處分解除了，現在已經成了名副其實的工人，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我吃得很好，長得很胖，曬得很黑，人人都說我是個標準的身強力壯的小夥子，就像蘇聯一幅招貼畫《你為祖國貢獻了什麼》上的鍊鋼工人。
我沒有錢，但有很多好話寄給我媽媽。郵政代辦所門口貼著一星期前的省報。省城的電影院在放映蘇聯影片《紅帆》。我知道這是根據格林的原著改編的。啊，紅帆，紅帆，你也能像給阿索莉那樣給我帶來幸福嗎？
我走到街上。這條“街”，我不到十分鐘就走了兩個來回。商店裡只有幾匹蒙著灰塵的棉布，幾條棉絨毯子，當然還有鹽。燻黑的土牆上，貼著“好消息新到伊拉克蜜棗二元一斤”的“露布”，紅紙已經變成枯黃色。問那煨著火爐的老漢，果然是半年以前的事了。
集上有二三十個老農民擺著攤子，多半是一筐筐像老頭子一樣乾癟多須的土豆和黃蘿蔔，還有賣摻了很多高粱皮的辣面子的。有一個老鄉牽來一隻瘦狗似的老羊，很快被附近砂石廠的工人用一百五十元的高價買走了。我估摸了一下，它頂多能宰十來斤肉。我一直把那幾個抱著羊的工人——奇怪，他們不讓羊自己走——目送出洞門口，嚥了一口口水，才轉過臉來。肉，我是不敢問津的。
我的目標是黃蘿蔔，土豆都屬於高檔食品。我向一個黃蘿蔔比較光鮮的攤子走去。
“老鄉，多少錢一斤？”
“一塊，搭六毛”老鄉邊說邊做手勢，好像怕我聽不懂，又像怕我吃驚。
我並不吃驚，沉著地指了指旁邊的土豆：
“土豆呢？”
“兩塊。”
“哪有這麼做買賣的？土豆太貴了。”我咂咂嘴。
“貴？我的好哥哥哩，叫你下地受幾天苦，只怕你賣得比我還貴哩！”
“你別耍你的巧嘴嘴了！”我用上了向那女人學來的一句土話，
“我受的苦你人老八輩子都沒受過，你信不信？”我瞪著眼問他。
“嘿嘿……”他乾笑著，似乎不信。
“我告訴你吧，”我冷笑一聲，“我是剛從勞改隊出來的。”
“啊，啊！那是，那是……”老鄉流露出畏懼的神色。
“怎麼樣，土豆賤點？”我突然故意把邏輯弄亂，話鋒一轉，
“人家都是三斤土豆換五斤黃蘿蔔哩。”
“哪有這個價錢？”他的畏懼還沒有到賤賣給我土豆的程度。
正因為這樣，他即刻鑽進了一個微妙的圈套。“你拿三斤土豆來，我換你五斤黃蘿蔔哩。”
“當真？”我表面上冷靜，而心裡惴惴不安地叮問了一句。
“當真！”老鄉表現出一種很氣憤的果斷，“三斤土豆換五斤黃蘿蔔還不換？！”
“行！”我放下揹簍，“你給我稱三斤土豆。”
我先把錢付給他——我們昨天每人領了十八元，幹了一天就領全月工資，真好！老鄉取出自制的稱。我們倆又在挑揀上爭了半天。稱好後他倒到我的揹簍裡。
我說：“給，我這三斤土豆換你五斤黃蘿蔔。”老鄉連思索都沒有思索，稱了五斤黃蘿蔔給我。我把土豆倒回他的筐裡，背起黃蘿蔔就走。我得意洋洋，我的狡黠又得逞了！
那天，我當然還買到了鹽，是與寧夏相鄰的內蒙古吉蘭泰鹽池曬出的土鹽，寧夏人叫做“大青鹽”。一塊塊比拳頭還要大，最小的顆粒也和鴿子蛋差不多。我只能買一點麻袋底下的碎渣，一把碎渣就要一元錢，這麼算來，今天的物價好像還不太貴。土鹽裡含有大量的硝，其他的有害物質也肯定超標，但在那年月，我只見過餓死的人，從來沒聽過有人因食品汙染中毒而死。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我寫《綠化樹》的時候還沒有開始創辦鎮北堡西部影城，對鎮北堡還沒有研究，錯把鎮北堡當作“牧主在草場上修建的一個土寨子”。
其實，鎮北堡是明、清兩朝在西北邊陲陸續修築的兩百多座兵營中的一座，是一處軍事建築物。“堡”有三種讀音，一是“bǎo（保）”，意思是土築的小城，“據險築堡以自固”，即邊防戍塞；一是“bǔ”，常用為地名；又念“pù”，與“鋪”相通，本為“驛站”，也用為地名。鎮北堡原是邊防戍塞，“堡”應該念“保”，但辛亥革命後清兵作鳥獸散，城堡的防禦功能完全喪失，很快被周邊老百姓佔據，軍事要塞民用化了，天長日久，堡壘的“堡”也就逐漸念成了作為地名的“bǔ”。所以，寧夏人都知道“鎮北堡（bǔ）西部影城”，如果你叫出租汽車說到“鎮北堡（bǎo）”，司機就知道你是外地人。
1962年春我第一次去鎮北堡的時候，正如《綠化樹》中寫的它“坐落在山腳下的一片卵石和沙礫中間，周圍稀稀落落地長著些芨芨草。”這裡所說的“山”即賀蘭山。
那時，鎮北堡方圓數十里是一望無際的荒灘。沒有樹，沒有房屋，沒有莊稼，我從我就業的南梁農場到鎮北堡，途中除了蜥蜴就沒有其他動物。寧夏人形象地把蜥蜴叫“沙撲撲”，它在沙灘上打洞居住，像蛇一樣爬行時發出“撲撲”的聲響。
我正在荒無人跡的沙灘上孤獨地走著走著，走了大約30里路，眼前一亮，兩座土築的城堡廢墟突兀地矗立在我面前。土築的城牆和荒原同樣是黃色的，但因它上面沒長草，雖然牆面凹凸不平卻顯得異常光滑，就像沐浴後從這片沙灘中一下子冒出地面，在溫暖的冬日陽光下顯得金碧輝煌。
在寧夏範圍內像鎮北堡這樣明、清時代修築的邊防戍塞不止一處，“文革”前，僅銀川市附近至少就有四座，有的比鎮北堡保存得還完整。如果那天我不是去鎮北堡趕集而是去另一個同樣的古堡趕集，那麼今天繁榮的就不是鎮北堡而是其他什麼“堡”或“營”了。
據史料記載，明朝從弘治到萬曆年間，即明孝宗皇帝到神宗皇帝這一時期（1488－1619年），明朝中央政府一方面在西北地區大修長城，即包括嘉峪關在內的現在所稱的“明長城”，同時還沿著黃河與賀蘭山之間狹長的平原地帶修建了許多“關隘”，以防蒙古部族入侵。
那時，寧夏最重要的軍事重鎮是中衛縣以東的勝金關。
《銀川小志》說，“勝金關在中衛東六十里。山河相逼，一線之路以通往來。一夫扼之，萬夫莫過，誠衛之吭也。弘治六年參將韓玉築，謂其過於金陵關，故名。”取名勝金關的意思是其堅固程度勝過了南京石頭城的金陵關。
韓玉將軍從勝金關開始修築“關隘”，向北逶迤到賀蘭山東麓這處天然屏障，分為“南路”、“西路”、“北路”。“南路”的“隘口”有10處，西路的“隘口”有4處，北路的“隘口”有17處。位於賀蘭山下的鎮北堡就屬“北路”中的一座。
如果今天這17座軍事要塞都完好無損，我們站在賀蘭山上就可看到它們都能遙相呼應，彼此支援。韓玉將軍的佈置還是非常符合軍事科學的。
可能就因為有這麼嚴密的軍事佈防，對外敵有強大的威懾作用，寧夏這條戰線始終與蒙古部族相安無事，所有的“關隘”包括鎮北堡在內都沒有經歷過一次戰爭。
原先修築得非常堅固的長城、兵營、要塞、城堡還有放狼煙的斥堠，就在風雨時光中漸漸消融。辛亥革命後，更變成農牧民的居住點。
1949年再一次革命以後，在“廣積肥多產糧”的號召下，農業社員紛紛把城牆土挖下來當肥料撒到地裡，聳立的城堡又一點點溶化進黃土地（寧夏人有把久經日曬的土當肥料的習慣）。
1958年“大躍進”時，公社社員（農業社員變成公社社員了）竟在殘存的城堡的牆體上挖出一個個垂直的大洞當作“土高爐”，燃起煤火來“大鍊鋼鐵”。
到了“文化大革命”，這些舊時代的遺物更成了眼中釘，對它們的破壞不遺餘力，一座座城堡連同很長一段古長城都被“革命”掉了，堅固程度超過南京金陵關的中衛勝金關也不見了蹤影。
現在，只有在當時的“革命”波及不到的偏遠地區還殘留了幾座古堡，但也都體無完膚。
鎮北堡之所以倖存就在於它坐落在一片荒涼之中。
我上世紀60年代發現它時雖已殘破不堪，像我在《綠化樹》裡描寫的那樣，20年後的80年代我將它介紹給電影界時，也並沒有更加殘破，可見它還躲過了“文革”的浩劫。而在西北地區包括寧夏的所有如鎮北堡一樣的要塞古堡中，現存的鎮北堡有其不同於其他古堡的特點。
古代軍事要塞或牧主地主軍閥修築的城堡，全都是獨立的一座，唯獨鎮北堡是兩座，一座比較完整，一座是廢墟。
原來，明代的鎮北堡巍然屹立了200多年後的一天，到清朝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即公元1739年1月3日，寧夏突然發生了強烈地震。
《銀川小志》裡記載：“是夜更初，太守方宴客，地忽震，有聲在地下如雷，來自西北往東南。地搖盪掀簸，衙署即傾倒。太守顧爾昌，蘇州人，全家死焉。寧夏地苦寒，冬夜家設火盆，屋倒火燃，城中如晝。地多裂，湧出黑水，高丈餘。是夜，動不止，城堞、官廨、屋宇無不盡倒。震後繼以水火，民死傷十之八九，積屍遍野。暴風作，數十里皆成冰海。寧夏前稱‘小江南’，所謂‘塞上江南’也。民饒富，石坊極多，民屋櫛比無隙地，百貨俱集，貿易最盛。自震後，武臣府第，如趙府、馬府，俱不存，地多閒曠，非復向時饒洽之象。”
現在讀起來還凜然發悚，連我的江蘇老鄉顧爾昌太守都“全家死焉”。市民死傷百分之八九十，在世界地震史上也算最高的死亡率。
從此號稱“塞上江南”的寧夏元氣大傷，直到今天還是經濟比較滯後的地區。讀了地方誌我才知道銀川市原來“石坊極多”，可是今天跑遍全城再也找不到一座了。
“有聲在地下如雷，來自西北往東南。”
鎮北堡正在銀川市的西北方，首當其衝受到毀滅性的破壞，8米厚的城牆連同城門樓及城內所有的建築物幾乎全部坍塌，作為要塞的防禦功能也隨同消失。
然而，我們從明朝韓玉將軍“北路”的佈防衛上可以看出，鎮北堡所在地正是軍事要衝，所以“北路”的戍塞竟有17座之多。
到清代，此地仍有不可替代的軍事價值，於是在乾隆五年，就在原鎮北堡的旁邊不到200米的地方，又修築起一座同樣的城堡，統稱為鎮北堡。
可以想象，當年被地震摧毀的邊防戍塞不止鎮北堡一處，“北路”的17座中肯定還有受災的城堡。可是其他受災的邊防戍塞僅僅做了些修復工程，有的還因滿清與蒙古的關係已與明朝時期不同乾脆撤銷了建制，唯獨鎮北堡又建了一座新城堡。
200多年前乾隆皇帝就給今天的鎮北堡西部影城打下了基礎。
一片荒涼，兩座廢墟，構成了今天的鎮北堡西部影城。
文章選自張賢亮自選文集《一切從人的解放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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