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在哪裡？坐在王府井或淮海路上的星巴克咖啡館，你很難想象寧夏是什麼樣子。
寧夏甚至比內蒙和青海還更少進入外地人的視野。
1983年，那時出國幾乎全部由組織部門外派，中國作家協會指派我跟嚴文井和陸文夫到北歐訪問，文件居然下發到甘肅省宣傳部。
20多年後的2005年，中央電視臺來寧夏做我一個節目，攝製組在銀川還住了幾天，節目播出時，解說詞竟是這樣介紹的：“張賢亮住在內蒙古自治區銀川市”。
難怪我接到很多讀者來信是從甘肅、青海或內蒙轉來的。有時碰到多年沒見的朋友，也會問，“甘肅那邊怎麼樣？”“你在內蒙還好吧？”常常令我十分慚愧，似乎不是別人的錯而是我的錯。
其實，我自己在二十歲之前，也不知道“寧夏”二字是什麼意思。
1954年我18歲時在北京上高中，因出身“官僚資產階級家庭”，又屬於“關、管、鬥、殺”分子的子女，畢業前夕學校就找了個“莫須有”的罪名將我開除。
當時我家已完全敗落，父親身陷囹圄，母親靠給人編織毛衣維持生計。
我成了“待業青年”後，到刻印店去攬刻蠟紙的活兒，刻一張蠟紙五毛錢，刻印社提成三毛，我拿兩毛。
我一天能刻五張蠟紙，得一塊錢，用以維持母親、妹妹和我的生活。
現在，“刻蠟版”已是“絕活”，只有70歲以上的老人中大概還有那麼少數幾個，我就是掌握這種“絕活”的人之一。
1954年，北京就開始建設“新北京”，首先是要把北京市裡無業的、待業的、家庭成分有問題的、在舊中國體制內做過小官吏的市民逐步清除出去，名曰“移民”，目的地是西北的甘肅、青海和新疆。
我這樣家庭出身的人自然是被遷移的對象。
於是，在1955年7月，我偕老母弱妹與一千多人一起，先乘火車到包頭，再轉乘幾十輛大卡車長途跋涉了三天，才到當時稱為“甘肅省銀川專區”賀蘭縣的一處黃河邊的農村。
縣政府已給我們這些“北京移民”蓋好了土坯房，並且單獨成立了一個鄉的行政建制，名為“京星鄉”，好像這裡的人都是北京落下的閃亮之星，或說是隕石吧。
鄉分為四個村，每個村有三四十排土坯房，一排排地和兵營一樣，前後來了數千人在這個鄉居住。土坯房裡只有一張土炕，散發著黴味的潮氣。
房屋在夏季怎麼會發黴呢？後來我也成了老寧夏人時才知道，抹牆的泥一定要用當年的麥秸或稻草，如果用陳年發了黴的草秸和泥，肯定會有黴味。
人們以為現代裝飾塗料會有汙染，殊不知古代的裝飾塗料也會有汙染。
可是並沒有人因為住在這種空氣汙染的房子裡而得病，使我覺得現在的人越來越脆弱。
用麥草和稻草秸和泥抹牆，大概是人類從樹上的巢爬下來開始蓋房子就發明的，泥一直是古代的裝飾塗料，數千年來沿用至今 。
那時，我在寧夏農村舉目望去，幾乎無一不是古代場景的再現。
犁田還用“二牛抬扛”，連犁頭也是木製的，春種秋收、脫粒揚場等等農業勞動，都和漢唐古墓刻石上的“農家樂”一樣，洋溢著原始的淳樸。
土坯房裡雖然味道難聞，可是田野上純淨的空氣彷彿爭先恐後地要往你鼻子裡鑽，不可抗拒地要將你的肺腑充滿；天藍得透明，讓你覺得一下子長高了許多，不用翅膀也會飛起來。
我終生難忘第一次看到黃河的情景。
正在夏日，那年雨水充沛，河水用通俗的“浩浩蕩蕩，洶湧澎湃”來形容再恰當不過了。
在河灣的迴流處，一波一波漩渦沖刷堤岸的泥土，不時響起堤岸坍塌的轟隆聲，使黃河在晴空下顯得極富張力，偉岸而森嚴。
岸邊一棵棵老柳樹，裸露的根鬚緊緊抓住懸崖似的泥土，堅定又沉著，表現出“咬定青山不放鬆”的頑強。
移民們都是北京市民，在舊社會混過事兒的，雖然不會農業勞動，卻會玩耍，不乏會釣魚的人。他們用一根細木棍（寧夏沒有竹子）系根棉線，棉線一端再挽根彎鐵絲，連魚餌都不用，垂在河灣淺灘邊上，居然能把幾斤甚至十幾斤的鯉魚鯰魚釣上來，令我煞是羨慕。
我們用的水是從井裡打上來的，一次我打水時不小心把木桶掉在井裡了。
政府給我們移民只發了生產性的農具，除鐵鍬、鋤頭、鐮刀外別無長物，用什麼東西把水桶撈上來呢？我只好到不遠處的一個農村去借鉤子一類的器具。
寧夏人把村子叫“莊子”。
進了莊子找到一戶敞著門的人家，見兩個穿對襟系絆小褂的小媳婦盤腿坐在炕上縫被子。
我說，“對不起，我想借你們的鉤子用一下。”沒想到兩個小媳婦先是互相驚詫地對望了一眼，突然笑得前仰後合，連聲叫“媽喲肚子疼！”然後這個推那個，那個搡這個，“你把你鉤子借給他”，“你才想把你鉤子借給他”……兩人並不理會我，在炕上嬉笑著互相撕扯起來。
我在一旁莫名其妙，她們家用樹杈做成的鉤子明明放在門邊的水桶上，不借就不借，有什麼可笑的呢？
當然最後她們懂得了我的意思，一個年紀大點的小媳婦紅著臉扭扭捏捏地下了炕，別過臉把鉤子遞到我手上。
在我還鉤子的時候，她們又笑得拍手跳腳。
後來，我才知道，寧夏方言把鉤子的“鉤”口語說成“須”，鉤子在口語中叫“鬚子”或“鬚鬚子” 。
“鉤子”的發音與“溝子”相同，而“溝子”在寧夏方言中卻是屁股的意思，比如普通話中的“拍馬屁”，寧夏人說是“溜溝子”。向一個女人借“溝子”，無疑是嚴重的性騷擾，上海人說“吃豆腐”，寧夏人叫做“騷情”。
寧夏的自然和人情，對一向生活在大城市的我，完完全全彌補了失落感。
況且，我在大城市也不過是一個既無業，“出身成分”又不好的“賤民”。
寧夏的空闊、粗獷、奔放及原始的裸露美，竟使我不知不覺喜歡上它。
並且，這兩個面色紅潤的小媳婦的笑靨，給19歲的我印象之深，從此決定了我對女人的審美標準。直到今天，我還是比較欣賞有點鄉土味的質樸的女孩子。
這個我原來非常陌生的地方，竟成了我半個多世紀一直到今天還在此生活的家園。
寧夏在春秋戰國時期是“化外番邦”，是西戎人的聚居地。
秦代列入中央政權管轄，自漢代設“郡”，稱為“朔方”。
公元1038年至1227年，党項貴族憑藉寧夏地區雄厚的經濟力量，建立起以“興慶府”即今日的銀川市為中心的“大夏國”，統治了現今甘肅、寧夏、內蒙、陝西、青海部分地區近200年之久。
“大夏”曾是中國的一個強大王朝，與宋王朝和遼國鼎足而立，還以漢文字為基礎獨創了一套文字系統。
“大夏國”公元13世紀被蒙古消滅。成吉思汗就死在寧夏境內和“大夏”的戰爭中，所以蒙古人攻佔這一片土地後實行了種族滅絕政策，不僅把党項族人趕盡殺絕，徹底焚燬了夏王朝的宮殿陵墓，還絲毫不留地消滅了党項人創造的文化。
輝煌了一個多世紀的大夏王朝和党項族從此在歷史上彷彿是一片空白，這就是今天寧夏的旅遊業能打出“神秘西夏”品牌的原因。
清朝時期寧夏還是一個“府”的建制，歸甘肅管轄。到辛亥革命後的民國才開始作為一個行省。
到1953年，國務院又將寧夏省撤銷併入甘肅省，寧夏省全境成為甘肅省的“銀川專區”。所以，我當時不是移民到寧夏而是移民到甘肅的。
因寧夏離長安、洛陽、開封、南京、北京這些歷朝歷代的政治經濟中心較遠，一向被看作“邊陲之地”，也一直是歷朝歷代移民的目的地。
即使今天佔寧夏人口三分之一的回族，也是從唐代開始陸續從中亞細亞輾轉遷徙過來的，特別在取代了元朝統治的明朝，中央政權從江浙一帶遷移來大量人口“屯墾戍邊”，所以說，寧夏基本上是一個移民構成的地區。
有關寧夏的各種版本的地方誌上，都註明此地“有江左遺風”。
移民構成的地區最大的特點是開放，沒有排外意識，有點像美國的西部。不管是北京來的，江浙來的、山西河南、陝西甘肅來的，所有到這裡的人很快就融為一體，不分彼此了。
我和我母親妹妹到了寧夏的黃河之濱，並沒有感到什麼特別的不習慣，移民群體中哪家都有“汙點”，誰也別說誰，再沒有在北京經常遭受的冷眼，所以反而有一種解放感。
今天的寧夏首府城市銀川市，那時是銀川專區的行署所在地。
我第一次進銀川市是在1955年秋季。
一天夜裡，同村的一個移民的妻子突然肚子疼得滿地打滾。這個移民是個知識分子模樣的人，原先在舊政府裡做過事。
鄉里儘管都是“北京之星”，卻沒有一個有醫療常識的人，更別說醫務所了。
我們幾個幫忙的人七手八腳用木棒綁了付擔架，拉來兩頭毛驢，前一頭後一頭，將擔架馱在驢背上，找個老鄉給我們領路，就往銀川市去求醫。
那夜沒有月亮，天很黑，而我們連手電筒也沒有，逢溝過溝，遇坎跨坎，深一腳淺一腳地在無路的田野中穿行，前面那頭驢的尾巴不停地掃著病婦的頭。
顛簸了幾個小時，天矇矇亮的時候，老鄉向前一指說，“銀川快到了”。
我們這才隱隱約約地看到有一條黑咕隆咚的彷彿土牆的東西橫在前面，果然那就是銀川市城牆了。
天漸漸亮了，晨風徐來，空氣格外清新，這時病婦的精神居然好了，肚子也不疼了，從被窩裡伸出頭，在驢屁股後面竟然唱起了歌。
唱的是20世紀30年代著名作曲家陳歌辛作的流行歌曲《鳳凰于飛》，這首歌曾風靡大江南北，家喻戶曉，也是我少年時很喜歡的一首歌。
歌中唱道：柳媚花妍，鶯聲兒嬌，春色又到人間報到，山媚水眼 盈盈地笑，我也投入了愛的懷抱 分離不如雙棲的好，珍重這花月良宵，分離不如雙棲的好，珍重這青春年少，像鳳凰于飛在雲霄，一樣地逍遙，像鳳凰于飛在雲霄 一樣地輕飄……
病婦在舊社會的北平當過舞女，歌喉婉轉而嬌柔。別人都在急急趕路，又困又疲乏，對歌聲無動於衷，而我好像一下子在晨光中騰飛起來，耳邊響起交響樂的華彩樂章在時空中穿行。飛呀飛呀！遊呀遊呀！覺得自己像鳳凰似的有一種通貫全身的自由逍遙！
當時，這算是首黃色的反動歌曲，但我弄不明白它究竟反動在哪裡。領悟到革命就是要把一切美好的東西消滅，還是十多年後“文革”的事了。
而巧合的是：銀川自古以來就有“鳳凰城”的美稱，鳳凰直到今天還作為銀川市的城標高聳在環城路的轉盤中間。
當然，我們那時不知道，病婦更不會知道。後來回想起來，覺得好像真有什麼鬼使神差：我們一行風塵僕僕、衣衫襤褸、趕著瘦驢、護著擔架的外來移民，在朝霞中伴著《鳳凰于飛》的歌聲進入了“鳳凰城”。
40多年後，中央電視臺來我這裡做系列專題片《一個人和一座城市》，我就將反映銀川市的這一集命名為《鳳凰于飛》。
文章摘選自張賢亮自選文集《一切從人的解放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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