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早期的东西方交流史，不能不谈丝绸之路。自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1833-1905）在其经典著作《中国》中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以来，丝路学便逐渐发展成为了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图源：搜狐）
研究丝路史，理解欧洲古典文献中的Seres（以下译“赛里斯”）、Thinae（以下译“秦奈”）和印度文献中的Cina（以下译“支那”）三个概念极其重要。通过对这三个概念的不断阐释与演绎，西方世界构建起了他们观念中的“历史中国”，这种西方式的“历史中国”观念与我们基于汉语文献所构建起来的本土式“历史中国”观念既存在交集，也存在错位。深入梳理中外的相关研究材料，寻找这种错位现象产生的原因，既是重建中国古史的需要，也是理解古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需要。鉴于这三个概念所涉问题极多，本文仅就赛里斯和秦奈做一些讨论；至于支那，我们则另文来谈。
一、从中国文献和考古材料看先秦时期的丝绸之路
莫高窟第323窟壁画：张骞出使西域（初唐）
现在我们谈论的“丝绸之路”，一般是指张骞出使西域后开通的，以汉代长安为起点的贸易之路。然而，《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却告诉我们，在张骞通西域之前，蜀布已通过滇越（在今阿萨姆和缅甸之间）、身毒（今印度地区）转销到了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地区。1936年，考古学家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约60公里处发掘亚历山大城（建成于约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时，发现了许多的中国丝织品。[1]显然，根据司马迁的记载，这些丝织品应来自蜀地。
盘球胡王锦（高昌出土，新疆博物馆藏）
新疆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历史上这里曾出土大量丝织品。198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武敏研究员发表文章指出，从织锦历史、蜀锦纹样特点、交通运输等多方面来看，新疆出土的丝织品大多数都是蜀锦。[2]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臂（尼雅出土，新疆自治区博物馆藏）
2013年，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出土了四台西汉时期的织机。人们利用这几台织机的复制品，成功织出了从战国到汉晋时期的多件出土丝织品，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出土于新疆尼雅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证明了武敏先生的研究不谬。[3]
老官山汉墓织机（复制件，成都博物馆藏）
蜀锦之所以能够成为丝绸之路的耀眼明星，这绝非偶然。蜀锦为中国四大名锦之首，享有“天下母锦”之誉。与其它三锦（云锦、宋锦、壮锦）相比，蜀锦最古老，也最著名。在古代传说中，发明养蚕的嫘祖生于蜀地，西汉扬雄将蜀地最早的先王记作“蚕丛”，东汉许慎以“蚕”训蜀，这些与丝织文化有关的说法如此集中地出现在古代蜀地，这既是成都平原具有深厚丝织文化背景的一种反映，也是古代蜀地的丝织技艺代表了当时中国最高织造水平的一种证明。
盐亭民间的嫘祖祭祀活动（图源：mala）
考古材料表明，我国很早就掌握了养蚕的基本技术，并知道利用蚕茧进行缫丝纺织。从三星堆文化来看，在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陶、石两种质地的纺轮；到了三千多年前的青铜文明时期，三星堆的丝织技术又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从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所戴花冠和所穿三层服饰上的纹饰非常精美，表明三星堆文化已经较为熟练地掌握了刺绣和织锦方面的技艺。[4]
青铜大立人服饰上的精美图案（图源：《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
1956年春，成都市百花潭战国墓出土了一件宴乐水陆攻战纹铜壶。该壶通高40厘米，身嵌四层八组图像。其中第一层有一组采桑图。在该图中，身着长裙的女子或攀树采桑，或手挽竹篮、头顶筐篮待运，还有的在树下击鼓歌唱，翩翩起舞，生动地展现了古代蜀地蚕业兴盛的景象。[5]
水陆攻战纹铜壶及壶身上的采桑图（四川博物院藏）
二、从域外文献和考古材料看先秦时期的丝绸之路
先秦丝路存在的证据不仅见于我国境内，也见于境外。古希腊、古罗马作家经常在其著作中提到东方的产丝之国——赛里斯（Seres），这已经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了。比如，公元前四世纪时期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克泰夏斯（Ctesias）的《波斯志》说：
据传闻，赛里斯人和北印度人身材高大，甚至可以发现一些身高达十三肘尺（一肘尺约等于43至56厘米）的人。他们可以寿逾二百岁。
又比如，古罗马诗人普罗佩赛（Properce）在其《哀歌》中吟唱道：
身着丝绸的希腊酒神（那不勒斯博物馆藏）
赛里斯织物（Serica）和绚丽的罗绮怎能抚慰他们（不幸的情人）的忧伤？
赛里斯之名，源于古汉语的“丝”，古希腊、古罗马人将之称为ser，称此产丝之国为Seres，称其织物为Serica，这些我们都已经比较熟悉。欧洲古典文献中有关于赛里斯的记载，多收录于法国东方学家戈岱司编著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可参阅 。[6]
从考古材料来看，丝绸进入西方世界的实际年代要比文献记载的更早。1993年3月，《纽约时报》报道说，埃及在一件木乃伊的头发上发现了一束丝绸，其年代约为公元前10世纪。维也纳大学的科学家通过显微镜、红外线和化学分析，确认了这束丝绸出自中国。此外，该报道还提到，以前更早发现的出土于德国的公元前七世纪的丝织品和出土于希腊的公元前五世纪的丝织品可能也来自中国。[7]
史载埃及艳后克丽欧佩特拉是一位丝绸爱好者（图源：wikimedia）
除了上述报道，更为中国学者熟悉的还有从中亚巴泽雷克（Pazyryk）五号墓出土的鞍褥。该件丝织物上绣凤鸟翔于树间，图案十分精美。前苏联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认为，“这类丝织品是中国制造的，供最富有的人们、特别是‘公主’出嫁时用的。”[8]有趣的是，斯特拉波也提到，马其顿人曾把赛里斯制品作为马鞍坐垫使用。（见《地理志》XV，i，20）
巴泽雷克出土的鞍褥（图源：hxxkw.org）
三、先秦丝绸之路的北道路线
在欧洲古典文献中，提到的丝国名称有“赛里斯”和“秦奈”。其中，赛里斯主要出现在今中国西北的新疆地区，与陆上丝路（北道）有关；秦奈则位于今中国的西南地区，与海上丝路（南道）有关。结合三星堆的研究，可以推知这两个方向的丝路起点在先秦时期均在成都平原。从梵语文献来看，与“丝”义有关的支那有时出现在于印度次大陆的西北方向，有时又出现在次大陆的东部方向(另文说)，这也证明欧洲人所知的海上丝路和陆上丝路的终点应归为一。
现在，我们先来看陆上丝路。从斯特拉波《地理学》一书中所附的世界地图以及梅拉所绘制的世界地图来看，赛里斯人所居的位置应在今天中国的新疆地区，此即古希腊、古罗马作家所知的东方之极。比如托勒密（Ptolemy，90-168）《地理学》谈到大地的四至时说：
极东为未知地，与大亚细亚东部之Sinae及Seres相邻。[9]
斯特拉波时代的世界观念（取自《地理志》George bell&sons版）
又斯特拉波（Strabo，约前64-23）《古典名著选》记载道：
印度的地势呈菱形，其北端是高加索山脉，……这一山脉把北部的塞种人（Sakai）、斯基泰人（Scythes）和赛里斯人同南部的印度人分割开了。[6]
此之高加索山即今喜马拉雅山西段。斯特拉波《地理志》记载：
马其顿人把在雅利安（Arians）之后的所有山脉都称为高加索山（Caucasus）；但是，蛮族人则叫做“帕罗帕米苏山（Paropamisus）”、“埃莫杜山（Emoda）”、“伊穆斯山（Imaus）”等等，其他地区亦是如此。[10]
又老普林尼（Gaius Pliny，23-79）《博物志》说：
旁波尼乌斯·梅拉世界地图（1898年复原，图源：wikimedia）
赛里斯人居于埃莫杜山外，因通商之故而为我们所知。……据云，其人身体高大，胜于常人，金发碧眼，声音洪亮，惜语言不通，不能与之交谈。其余所言者，亦皆与我国商人所述相同。货物皆运至某河之东岸，置于赛里斯人货物之旁，与之议定价钱后，即取之他往。事实上，赛里斯人对于奢侈品的交易不自珍惜，而对商货之流通对象、目的地及其结果，心目中已经了然。[11]
此言赛里斯人“金发碧眼”，在喜马拉雅山之北，而韩康信教授据考古材料指出，青铜文化时期新疆居住着大量高加索人种族群，[12] 则欧洲文献提到的赛里斯主要在今新疆地区应当可信。托勒密《地理学》曾对赛里斯人居住的地理环境进行记载，经研究也合此说。
新疆小河遗址出土的干尸（新疆博物馆藏）
赛里斯四周为群山环绕，有安尼巴（Annibi）山，奥克萨西亚（Auxacian）山的最东段又有阿斯米赖安（Asmiraean）山，喀西亚（Casius）山最东段又有塔古鲁（Thagurus）山、海莫杜（Hemodus）山，其东段又称赛里库（Sericus）山，又有奥托罗科拉斯（Ottorocoras）山。两条河水流贯赛里斯大部分区域：一条为奥格哈特（Oechardes）河，其源一出奥克萨西亚山，一出阿斯米赖安山。另一条为包泰斯（Bautisus）河，其源一出喀西亚山，一出奥托罗科拉斯山。[13]
罗绍文先生认为，奥克萨西亚山即阿克苏靠北天山段，喀西亚山即喀什噶尔城名之原音，塔古鲁山即天山，赛里库山即疏勒山，奥托罗科拉斯山即鄂特尔山、科尔哈山两山的联称，此两山绵亘于绵亘于疏勒东北方向的拜城和库车西北部，奥格哈特河即喀什噶尔河，包泰斯河即叶尔羌河及于田河。[14] 英国学者赫德逊则认为，奥克萨西亚山为天山，阿斯米赖安山为库卢格塔格山，喀西亚山为昆仑山和阿尔金山，塔古鲁山为南山，奥格哈特河为塔里木河。[15]
美丽的天山草原（图源：Pconline.com）
此外，托勒密提到的“奥托罗科拉斯（Ottorocoras）”，拉森和裕尔均考证为梵语文献中的北俱卢（Uttarakuru），其意为福地、乐土。孙培良教授认为，此亦《山海经》所称的“诸夭之野”，并指出：“希腊人想象中的乐土实际上是在东方，印度人是指向北方，中国人是指向西方，结果恰好是指向同一地域，即阿尔泰和昆仑西端之间的地区。”[16]总之，古代欧洲文献说的赛里斯主要位于今新疆地区是可信的。
四、先秦丝绸之路的南道路线
下面，我们再来看西方文献提到的海上丝路。这条丝路的陆上部分，实际上就是中国学者已经研究得很多的“蜀身毒道”。自伯希和（P. Pelliot）在1904年发表《交广印度两道考》以来，经过大量学者的辛勤研究和实际考察，这条路线的具体走向已经被基本摸清。
位于三星堆博物馆的古代南方丝绸之路0公里标志（图源：zol.com.cn）
概略地说，这条路线就是从三星堆出发，到成都后经灵关道至大理，再经永昌道到腾冲，然后再经缅甸进入阿萨姆地区；或者到成都后经五尺道到大理，与灵关道汇合后，再继续向永昌方向进发。关于这条线路的详细研究，可参阅《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1990）、《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2008）和《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2016)等资料，此不具说。
南方丝绸之路境内段示意图（摄于三星堆博物馆）
与“蜀身毒道”相呼应的欧洲文献记载，主要反映在《厄立特里亚（Erythraean）航行记》中。厄立特里亚是古希腊人对今印度洋的称呼。该书成书于约公元一世纪末，记载了红海、波斯湾、印度半岛的贸易路线，作者为生活于埃及的希腊人。《厄立特里亚航行记》称丝国为秦奈（Thinae），其有关记载如下（据张星烺、耿升、张绪山、王遵仲等人译文整理）：
过金国（Chryse，今缅甸勃固），大海北抵秦奈（Thinae）。其国有大城，亦名秦奈。生丝、丝线和丝料自彼输出，经陆路通过巴克特里亚运至婆卢羯车（Barygaza，即今印度西海岸坎贝湾的布罗奇港），或经恒河运至利穆里（Limyrie，在南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欲往秦尼，并非易事；自彼来者，亦为少见。秦尼国正处小熊星座之下，相传其国与本都（Pontus）及里海（Caspian Sea）的远岸相邻，旁有奥梯斯（Maeotis，今亚速海）湖，可通大洋。
每载皆有焦侥至秦国边境。其人身形短小，面庞宽大，形貌近于野兽而不伤人，自称贝萨特（Besatae）人。来则携妻将雏，手提藤条编就的篮子，载满大量物品。他们在本国与秦尼边境驻留数日，举行庆典。其时，他们取出篮中诸物，散之地面乃归。待其离去，土人即捡取藤枝，谓此为贝特（Petri，即贝叶转音）。[17]
厄立特里亚航行记地图（绘制于17世纪）
按《滇海虞衡志·永府事钞》说，缅甸与西番均用贝叶书写经文。秦奈在缅甸之北，西番居于秦奈之边，显然这里的秦奈大城应在成都平原。托勒密《地理志》对秦奈亦有记载，而称其国为秦奈（Sinae），称其都为秦尼（Thyne）。值得注意的是，托勒密把秦奈与赛里斯进行了区别，他说（录文据Edward Luther Stevenson英译本，并参照张星烺、耿升、张绪山译文整理）：
秦奈国（Sinae）北毗赛里斯国（Serica）部分地区，已见前述；东和南为未知地，西部接恒河外的印度，沿着前述的分界线延至大海湾以及与之相连的海湾即赛利奥德湾（Theriodes）和秦奈湾的一部分。秦奈湾岸边居住着以鱼为食的埃塞俄比亚人（Aethiopes）。……秦奈港口卡蒂加拉（Cattigara）的经度是177°40′，南纬是8°30′。……首都秦尼（Thyne）经度为18°40′，南纬3′。据称那里有城墙，但却无可称道。[18]
托勒密世界地图（图源：bl.uk）
托勒密以为秦奈人与埃塞俄比亚人比邻而居，是因为在古希腊时代的世界地理观念中，印度洋是一个被亚洲大陆和非洲大陆包围的内海。斯特拉波《地理学》也曾把印度次大陆的土著居民称为埃塞俄比亚人，并把恒河、尼罗河均有鳄鱼出没的现象相联系，其实也是基于这样的观念。
五、赛里斯王城之谜：先秦丝路与三星堆文化的关系
（一）赛里斯王都——赛拉为洛阳说之质疑
托勒密的记载表明，秦奈人有滨海港口。此外，《厄立特里亚航行记》还提到秦奈国与里海相邻，这些记载对于把赛里斯视同古代中国，同时又在潜意识中把先秦时期的中国中心笼统地放在黄河中游的传统观点无疑构成了极大挑战。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说清楚三星堆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其与赛里斯的关系。
赛里斯的王都，托勒密《地理学》则记作“赛拉（Sera）”，这和《厄立特里亚航行记》提到的秦奈王都Thinae为同一地名是大多数研究者都肯定的。托勒密引述古希腊地理学家马里奴斯（Marinus）的话说，从石塔到赛拉距离是步行七个月。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赛拉是东汉首都洛阳（伯希和、林梅村、余太山等均曾讨论此问题）。但是，这种推测大成问题。
首先，托勒密明确记载，从巴克特里亚出发后，有一条往东南方向前进并沿伊穆斯山（喜马拉雅山）南缘前往赛拉大城的路线。[19]显然，这就是《厄立特里亚航行记》提到的经恒河前往秦奈的通道，也就是今天学术界所称的“蜀身毒道”。
成都青白江战国墓出土青铜矛上的“成都”铭文（图源：搜狐）
其次，从语言文字材料来看，出土材料多单称成都为“成”，其语义为“城”，其文化源头则可溯及古代彝语支族群对三星堆王城的叫法——“雒”（见《 》）。林梅村教授说，Sera源于粟特文Srγ，于阗文作Saragā，叙利亚文作Saragha，义为“大厅、宫殿”。[20]按此说，Sera亦可视为对“成（城）”的意译。杨宪益教授根据托勒密对赛里斯方位的记载推测，赛里斯就是古代的蜀国，无疑是合理的。[21]
广汉雒城（图源：ctrip）
再次，虽然赛拉出现在西方文献中的时间略晚，但是这一名称的出现与早期文献对赛里斯的记载有密切联系，显然，我们不能脱离对赛里斯的理解来考察赛拉的地望。而洛阳在先秦时期虽曾为东周王城，但事实上并无全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地位，因此，以赛拉为洛阳之说难以立足。
（二）三星堆文化与赛里斯的关系
基于习惯性思维，我们往往认为古代蜀地在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过程中处于一个较边缘的位置。然而，这种认识不但不能解释三星堆与二里头、殷墟、盘龙城、新干等重要考古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也难以说清楚赛里斯王城的地理问题。
在通盘考虑三星堆文化与我国境内诸考古文化关系的同时，亦兼顾考虑三星堆文化与域外文化的关系，笔者曾提出“ ”、“夏分三段论”之说。按照这一观点，历史上的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黄帝之夏，其王都或即今陕西石峁遗址；第二阶段为虞夏之夏，其王都为今广汉三星堆遗址；第三阶段为后杼之夏，其王都为今成都金沙遗址。按此说，赛里斯与成都平原古代文化有关，则视赛里斯为古代中国之称则大致可行。
根据《山海经》把犬戎、北狄称为黄帝后裔的记载，笔者因此指出古代夏文化的统治集团为戎狄联盟，按汉语文献亦可称为虞夏联盟，此二族对应着三星堆统治集团的辨发与笄发两大族群。原始狄族、原始戎族均有极其复杂的形成过程，前者在先秦史上主要分布在于我国的北方和西北方向；后者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北和西南方向。
三星堆青铜人像群（图源：zol）
三星堆青铜文明（三星堆文化第三期）毁灭后，戎狄产生了一次大分裂，其中的虞、夏族群后裔各有一部居于陕西关中平原及甘陇一带，并在后来周人、秦人崛起的过程中，逐次西迁。古代汉语文献中提到的大夏和月氏西迁，即为发生在这一迁徙过程中的较晚期事件。关于月氏西迁的问题，笔者曾作《 》进行讨论，可参阅。
大夏和月氏在西迁后，在中亚为一时之强，这在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综合文献和考古材料来看，古希腊文献提到的“金发碧眼”的赛里斯人很可能是西迁月氏中的一支。《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万震《南州志》说，月氏在天竺之北，人民赤白色，所述体质特征与赛里斯人相类。《史记·货殖列传》又说：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十倍其赏，与之畜。
这表明，乌氏是先秦时期活动于西北丝道上的一个重要角色。乌氏，在《吕氏春秋》中则作焉氏。在整条北方丝道上，我们可以看到禺氏、牛氏、月氏、禺知、月支、阏氏、焉支、焉耆、尉迟等一系列与焉氏音义相关的名称，这些名称的共同特点是沿丝路分布，族群多与贸易活动有关。
三星堆祭祀坑堆满象牙（图源：三星堆博物馆）
在托勒密笔下，秦奈和赛里斯是两个国家，这明显是把《厄立特里亚航行记》里的秦奈一分为二的结果。从三星堆文化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分离理解为戎狄文化的分离。
至于托勒密提到秦奈人有濒海的港口——卡蒂加拉，其地望目前虽无定说，但大多数研究者肯定它濒临今孟加拉湾。在印度的古代文献中，支那人与印度东部的迦摩缕波人关系密切，这一记载正好可与托勒密的记载进行比较研究。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有大量来自印度洋地区的海贝；段渝教授甚至认为，三星堆的象牙亦来自南亚地区。[22]显然，深入研究三星堆文化与印度地区的关系，已经成为三星堆研究中的又一个重大课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且在谈Cina问题时做进一步讨论。
参考文献：
［1］王治来：《中亚史》卷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页。
［2］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6期。
［3］罗群：《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织机复原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7年第5期。
［4］陈显丹：《论蜀绣蜀绵的起源》，《四川文物》1992年第3期。
［5］何颐康：《从战国采桑图看四川养蚕及丝织业的历史》，《四川文物》1991年第1期。
［6］戈岱司编，耿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
［7］李华：《埃及发现公元前十世纪中国丝绸》，《丝绸之路》1994年第1期。
［8］С.И.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9］托勒密：《地理学》，纽约科西莫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裕尔著，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页。
［10］斯特拉波：《地理志》，洛布古典丛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855年版，第259页。T
［11］普林尼：《博物志》，泰勒和弗朗西斯有限公司，1855年版，第54-55页。
［12］韩康信：《关于乌孙、月氏的种属》，《西域史论丛》1990年第3辑。
［13］托勒密：《地理学》，纽约科西莫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146页；裕尔著，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页。
［14］罗绍文：《西域钩玄》，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
［15］赫德逊：《欧洲与中国》，王遵仲等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3页。
［16］孙培良：《斯基泰贸易之路和古代中亚的传说》，《中外关系史论丛》1985年第1辑。
［17］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2-23页；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第18页；G.F.赫德逊：《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0页；H.裕尔：《东域纪程录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151页。
［18］托勒密：《地理学》，纽约科西莫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158页；并参张星烺编，朱杰勤校：《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第一册；H.裕尔：《东域纪程录丛》，第157页；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第44-45页。
［19］Jeffrey D. Lerner：Ptolemy and the Silk Road from Baktra Basileion to Sera Metropolis， East and West 48, Nos. 1-2 (June 1998).
［20］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21］杨宪益：《译余偶拾》，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
［22］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历史研究》 2009年第1期。
閱讀更多 古史微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