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青墨，今天谈谈曾一度被人们误解为和秦桧一样的王安石。
王安石历史上褒贬不一，一是因为变法。这个天下皆知。
二是因为变法引起的党争。这一条往往是被忽略的关键。
王安石变法，大局是当时朝廷确实麻烦，具体大堆举措，无非是：朝廷介入市场，干预经济。
在农业时代，王安石算激进了：他认为可以“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而相对保守如司马光认为，天下财富就那么多，朝廷丰足了，百姓就会吃亏。
黄仁宇有一个看法，我觉得比较公允，大概意思：王安石这种朝廷介入市场干预经济，在一个货币流通、信贷成型的体系下，是好的——所以美国罗斯福新政、本朝某些时段推崇“国家宏观调控”时，都很佩服王安石。
但在宋朝当时，纸币都只是局部发行（参考“交子”）、信贷体系不健全、生产基本靠农业和手工业的情况下，有些太超前太空中楼阁了。
就像张佳玮手拿一张挑战者号设计图纸穿越回汉朝。图纸是没错的，但也没用，一个道理。
所以王安石变法，可以算是：
意图正确，过于超前，在错误时代出现于是无法贯彻执行的正确选择=错误的结果。
说党争。
王安石在当时有绰号，“拗相公”。民间不少段子编排他。
确实很拗，很拧。扫除一切障碍。为了坚持他的新法，一度大用新人。
王安石、吕惠卿、曾布、章惇们为一党，比较激进。
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这些人为一党，相对保守。
先是撕新法。后来不只是新法了，已成意气之争。
这里的问题是：旧党保守，但大多人品无可指摘，德高望重，被王安石搞掉时，也殉道者一般下去了。
王安石手下这波新人里，则有不少猪队友。吕惠卿和章惇们后来都算著名奸臣，刻薄狠毒、背信弃义的事都干过。这也间接影响了王安石后世的评价。王安石自己后来，就被猪队友吕惠卿——确切说是狐狸队友——出卖过。晚年还每天写“福建子”（吕惠卿）泄恨。
所以：变法的王安石，只是个有些不合时宜的超前改革家。
党争的王安石，是个为了目的，时不时会任用私人、甚至被手下谄臣蒙骗的领袖。手下一堆奸臣给他丢脸。
后一个王安石，才会被历代读书人碎碎念。
说回人品。
之所以把这个放在最后说，是因为：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互为对手，但他俩的私德，都是完美的。他们彼此都承认。
苏轼他爸爸苏洵《辩奸论》算是公开攻击王安石了，也只能挑剔他仪表有问题，表里不一。即，私德上，王安石算是完美。
他和司马光唯一共有的缺点，大概就是，有些拧。苏轼作为温和中立派偏旧党，既吐槽过王安石，也吐槽过司马光（说司马光是孔子的弟子司马牛），都认为他俩脾气拧。所以他俩领导的党争，不免流于意气。王安石为了自己的法令实施，把司马光与其同僚搞掉了一堆是事实；司马光后来回归，把王安石各种法一股脑搞掉，也有些泥沙俱下。王安石是知道自己有些问题的，但听说免役法都被搞掉时，惊叹“这个都要废吗？”他对这个法是有信心的，但政治斗争到后来，很容易就不分细节，一把抓了。
故，王安石被攻击，跟他私德为人无关。
这里多说一句，私德为人和政治道德，真的是两回事。就像之前有人说，罗斯福有婚外情，又烟又酒；希特勒素食主义不烟少酒也没有婚外情。论私下待人接物行为习惯，希特勒怕还好些。但政治人物，因为他们可以影响到相当多的人，所以私德为人与政治作风，还是分开看比较好。
最后送个彩蛋。
金庸《天龙八部》第四十八回开始，有大段关于王安石变法的段子。
里面借太皇太后的说法，表述了金庸自己对王安石的看法，当然，还能读出其他东西来。
我觉得这段评价，算是公允：即便金庸确实不喜欢王安石，也还是承认他的学问、才干、“原本不是坏人”、“为国为民”。
太皇太后干枯的脸微微一动，叹道：“王安石有学问，有才干，原本不是坏人，用心自然也是为国为民，可是……唉……可是你爹爹，一来性子急躁，只盼快快成功，殊不知天下事情往往欲速则不达，手忙脚乱，反而弄糟了。”她说到这里，喘息半晌，接下去道：“二来……二来他听不得一句逆耳之言，旁人只有歌功颂德，说他是圣明天子，他才喜欢，倘若说他举措不当，劝谏几句，他便要大发脾气，罢官的罢官，放逐的放逐，这样一来，还有谁敢向他直言进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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