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最近電影圈發生了什麼大事，除了新冠肺炎對於全球電影的影響外，恐怕就是對波蘭斯基獲獎的爭議了。
2月底，第45屆法國凱撒獎頒獎典禮上，波蘭斯基的新片《我控訴》獲得了最佳導演，《燃燒女子的肖像》的女主演阿黛拉·哈內爾、導演瑟琳·席安瑪為表示對於頒獎結果的抗議憤然離場。
退場後的阿黛拉·哈內爾高喊：“戀童癖萬歲，戀童癖幹得好！”，隨即便就加入到街邊的抗議人群中。
此次事件不但在法國，乃至在全世界都掀起了圍繞著“藝術家的個人道德與作品是否應該區分對待”激烈辯論。由好萊塢掀起的Metoo之風終於刮到了法國這個講究“藝術歸藝術，人品歸人品”的國度。
事件的源頭，也就是40年前的那起性侵案，這裡就不再複述了。
其實關於“藝術家的個人道德與作品是否應該區分對待”這個話題，無論如何爭論都不可能得到一個簡單的答案。
作為一箇中立者，筆者在這樣的問題面前，無法給出自己的答案。波蘭斯基的《冷血驚魂》一直都是筆者的影史十佳之一，我尊重支持與不支持波蘭斯基的雙方。只想通過接下來的文章，試圖借這次事件讓大家思考其背後更深層的原因。
“導演”波蘭斯基，還是“性侵犯”波蘭斯基
這個問題在去年的威尼斯電影節上就發生過，當時評審團主席盧奎西亞·馬特爾就公開表示，無法將人與作品分開，對於波蘭斯基的作品出現在威尼斯電影節上令她感到不適。
在《我控訴》製片人的強烈抗議下，馬特爾發表了一份道歉聲明，最終《我控訴》獲得了評委會大獎。這裡值得注意的是，該片的場刊得分是第一名。
前有威尼斯電影節，後有凱撒獎都把獎給了波蘭斯基。有人會說，馬特爾此舉，豈不是打了自己的臉？
這讓筆者想起一個朋友對此事件的評論，這兩種形勢看似“對立”，實則並不衝突，。一方面馬特爾譴責波蘭斯基，一方面又以主席的身份給他頒獎；凱撒獎同樣頒獎給波蘭斯基，典禮場外眾多女性抗議遊行，兩者並不衝突。
為什麼執意頒獎給波蘭斯基？他們本可以用一種更安全的方式處理，不把獎頒給他。如果馬特爾執意不給波蘭斯基大獎，以她是評審團主席的身份，這種情況有可能發生。畢竟它跟凱撒獎不同，後者通過幾千位會員的投票，而評審團成員們的好惡即決定獎項歸屬的唯一標準。
唯一的解釋是，他們肯定了影片的藝術價值。他們頒獎的對象是身為導演的波蘭斯基，而不是身為“性侵犯”的波蘭斯基。
那麼，這裡就產生了一個問題，他這樣的劣跡電影人是不是沒有資格獲獎？我們是不是應該“一刀切”，今後只要是犯了法，導演就不可以拍電影了，拍了電影也不能去參賽、評獎。
再說的極端一點，是不是像張作驥這種因為性侵被判刑的導演，也沒有資格入圍金馬獎？誰知道一個性侵犯有沒有再次犯罪的可能，難道臺灣電影界比法國電影界更寬容？
張作驥與波蘭斯基的區別是一個已經服刑出獄，一個仍在逍遙法外。不管是不是已經為所做行為付出代價，性侵都已經是既定事實，都被貼上了“性侵犯”的標籤。
那解決辦法只有一個，以後別拍了。
德與藝是否分開是個永恆的難題，或許我們不應該把藝術家捧上神壇，這就省去了不必要的麻煩。
道德與藝術確實無法割裂，但藝術並不是道德比賽，那如果非要藝術加上道德，那藝術可能不再是藝術，而變成了大字報，變成了樣板戲。
到底是誰在幫波蘭斯基？
大家心裡應該會有一個問題，為什麼是現在？他明明已經逍遙了40多年。
從被大家“選擇性”忽視多年，到演變成如此激烈，原因有很多。筆者想舉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擺，即眾人對於波蘭斯基“性侵”的反應。
2009年，波蘭斯基參加蘇黎世電影節，隨即被瑞士警方收押，等待引渡。當時由戛納電影節組委會牽頭，簽署了一封聯名信。包括王家衛、阿莫多瓦、文德斯等100位著名電影人簽字聲援。
但有意思的是，當後來一位衛報記者試圖聯繫這些人的時候，大部分人均拒絕回應，極少數人願意在不錄音的情況下發表看法。
只有一個人公開了自己的名字，她就是艾莎·阿基多。她也曾指控過韋恩斯坦對其性侵。當被問及簽名的理由時，她回答當時參加戛納電影節的時候，有朋友讓她簽名，她就簽了。
如果將聲援過波蘭斯基的“朋友”進行分類，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第一種，電影圈裡的老炮，如梅姨。當年波蘭斯基因為《鋼琴師》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而無法前往現場，梅姨起立為其鼓掌；
第二種，既得利益者，這裡就包括與他合作過的演員，與他有業務往來的電影人；
第三種，無知群眾，如艾莎·阿基多，而且像她這樣的人可能不在少數；
第四種，無條件支持波蘭斯基的人，堅持作品＞個人。
這些人所具有的名望與社會地位加起來是很巨大的，足以能左右普通人對於波蘭斯基的看法。
這裡面可能有一個龐大的利益鏈，導致由波蘭斯基牽扯出來的東西相當複雜，遠超於案件本身。又因為波蘭斯基在電影領域確實建樹頗豐，使得很多人像馬特爾那樣，厭惡他的所作所為，卻無法忽略其作品的藝術成就。
如果換一個名氣不如波蘭斯基的導演，現在可能已經被輿論錘爆，永難翻身了。
我們在“消費”他作品的同時，該不該，或者如何“消費”他的人品呢？
或許，喜歡過波蘭斯基的我們都是幫兇。
燃燒的波蘭斯基的畫像
“我們”在這次事件中又處於什麼位置？
這就回避不了最近發生的一個現象，波蘭斯基的作品在豆瓣上被眾人怒刷一星。
“政治正確”是這個世界上最恐怖的武器。在別有用心者手中，它就是一種私刑工具，殺人誅心，不允許有任何異見者的聲音。只要不站它的隊，就都是它的敵人。
說到這，大家應該不會陌生，因為在我們身邊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肖戰AO3事件”。他的作品同樣被人怒打一星，當然，肖戰與波蘭斯基完全是兩種性質，而且這裡說的也不是肖戰。
筆者想說的是肖戰事件背後的這兩撥人，他的粉絲固然不對，但反對他的那些人就對了麼？評判誰對誰錯的標準是什麼？它可能已經遠遠超越了事件本身，而是觸及到了人性的層面。
為什麼大家對於波蘭斯基的態度，如此矛盾，如此曖昧不清。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輕易站隊，波蘭斯基錯了麼？當然錯了。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犯了罪，就必須受到懲罰。他這麼多年的詭辯確實讓人見到他的人品，但他的電影到底有罪，還是無罪？當然，歐洲電影秉承“導演中心制”，但電影也是一門綜合藝術，是所有工作人員的成果。
批判《我控訴》是不是對於電影的傷害？或許討論這個問題，就好像陷入一個“莫烏比斯環”，永遠都不會有盡頭。
或許大家把矛頭指向波蘭斯基的時候，更應該把矛頭指向他背後的體制，這個包庇戀童文化的體系。
Metoo運動現在就有陷入死局的危險，而抵制波蘭斯基運動抵制的到底是什麼？
難道是四十年前的法律體系和社會環境？那已經是過去時了，不可逆轉的。又或者應該抵制現在這個由男性和資本所控制的行業體系，波蘭斯基不過是體制的“替代品”而已。
“德藝分離”為何僅在波蘭斯基上生效，為什麼拍過“國策電影”的黑澤明，侵華的小津安二郎不見人批判？
我們批判的是什麼？我們又該如何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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