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從布魯姆在《西方正典》中提出的經典判定標準出發，指出美國文學批評始終將構建美國獨特性和民族精神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和目標，並將文本的"美國性"作為遴選、闡釋經典作品的重要標準 。具有民族主義傳統的美國文學批評不僅確立了美國經典，而且在建構美國民族特性和國家想象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文學批評的思路和特性都反映在《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自出版以來在學界的接受中。
作家布魯姆
一、情形綜述
哈羅德·布魯姆在1994年出版的《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提出了針對作品審美價值的經典評判標準，認為"只有審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經典，而這力量又主要是一種混合力:嫻熟的形象語言、原創性、認知能力、知識以及豐富的詞彙"。他主張經典的造就是強力作家與前輩大師們"競爭"、對抗強大的文學傳統所產生的"影響的焦慮"的結果。在布魯姆對作品美學價值的強調背後，是他對始於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文學經典論爭中"拓寬經典"派的反對。
《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
在多元文化主義思潮的影響下，許多批評家質疑經典形構過程中的白人中心主義，呼籲拓寬經典，將先前被排除在文學史和主流文化的教育體系之外的作者及其作品囊括進來。而捍衛傳統經典派抵制以文學的社會效用來遴選、修正經典。比如布魯姆就認為"西方經典的全部意義在於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獨，這一孤獨的最終形式是一個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也就是說，經典的作用在於使得個體在閱讀過程中獲得審美體驗的愉悅和智識上的進步，而不是為某種意識形態背書或為某項社會事業搖旗吶喊。
作家布魯姆
經典捍衛派和修正派看似針鋒相對，但雙方都預設了經典存在的必要性，認為經典是後天"建構的"。他們爭論的焦點在於說經典的遴選應該強調作品的美學價值抑或社會批判功能。實際上，如果對美國文學作品的經典化過程加以審視，就會發現這兩個標準並非互不兼容，而是往往完美地融合在以美國理念和美國精神為中心的文學評判準則之中。正如《劍橋美國文學史》所言，"美國經典"這一概念預設了文學經典與民族認同之間的密切關係。
《劍橋美國文學史》
"從某種程度上說，'美國經典'這一標籤是指作品的政治屬性與價值，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審美標準;或者它暗示:作品為國家代言的能力本身就是它藝術魅力的一個方面"。在構建"美國文學"的過程中，美國文學批評形成了將文學研究等同於詮釋美國理念、傳承美國特性的民族主義傳統，也確立了從"美國性"入手闡釋作品、形構經典的標準。我們選取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以下簡稱《哈克·費恩》)，分析這部作品自出版以來的文學評論，試圖梳理美國文學批評對"美國性"做出的動態闡釋，進而揭示美國文學批評在遴選、詮釋經典作品和建構民族特性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
二、《哈克·費恩》的經典化
被布魯姆譽為"最偉大的文學批評家"的約翰遜博士認為，一部作品或一個作家能否真正成為經典需要經歷起碼一個世紀的時間考驗。按照這個標準，出版於1885年的《哈克·費恩》是當之無愧的經典作品。但在20世紀40年代之前，此書是作為兒童讀物而受到歡迎的。二戰之後，評論家把《哈克·費恩》解讀為關於自由和平等的美國故事，從而將其推上美國文學之巔，並納入各級學校的教學大綱。檢視《哈克·費恩》的經典化過程為我們洞悉美國文學批評中的民族主義傳統提供了絕佳的視角。
《哈克·費恩》
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知名學者如特里林、艾略特、史密斯、馬克斯等紛紛發表評本文章解讀《哈克·費恩》，該書由此躋身美國經典的行列，並被納入學校課程和課本。1948年，特里林為艾因哈特出版公司出版的《哈克·費恩》撰寫導讀，隨後他將這篇文章命名為《哈克貝利·費恩的偉大之處》，並收入他的評論集《自由的想象》。
特里林對哈克身上的"道德激情"以及在現實面前的兩難困境的分析與他對"道德想象力"的推崇在邏輯上是一致的。在特里林看來，道德想象力是最為重要的文學想象力之一，它超越了教條式的道德教化，一方面承認道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意識到現代性條件下道德生活的複雜性和困難性，他主張採用道德想象力來糾正具有"簡單化"和"組織化"傾向的"自由主義想象"。這個術語最早出現在他對福斯特作品的論述中:"如果自由主義有一個嚴重的缺陷，那就是想象力的缺乏……它認為'好就是好，壞就是壞。在善良與邪惡的 觀點面前，其想象力就失靈了。'"
《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
結合冷戰時代的歷史語境，特里林對"自由主義想象"的批判體現了他"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立場。 簡言之，二戰後的"新自由主義者"通過頌揚美國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支持美國政府的冷戰政策，對抗其影響。特里林晚年曾表示:"我四十年代的所有文章都源自我對這種沉悶的、具有壓抑性的觀念傾向的意識，這種傾向正在取代昔日啟蒙自由主義的時代精神。"通過分析哈克身上體現的道德複雜性，特里林實際上突出了美國的民主，反襯大一統下的壓抑。
特里林
除了人物和主題，評論家還將小說的風格、語言等藝術特色與美國性勾連起來。特里林認為小說具有"美國口語化語言的特色"，即"簡潔、直接、曉暢、優雅"。馬克斯也不遺餘力地褒揚小說的本土語言特色。在他看來，土語傳統不僅是語言風格，還具有政治內涵，體現了美國的政治理念，即"擺脫社會壓迫的自由"以及"建立平等的共同體的自由"。方言俚語的運用通常被視為鄉土色彩文學的特徵之一，而在馬克斯的論述中，這一傳統被提升至新的高度，成為美國文學的獨特風格以及民主理念的表徵。
美國作家.馬克斯
綜上所述，二戰之後學界對《哈克·費恩》的評論，不論是主題方面還是藝術風格方面，都將其詮釋為自由、平等、民主等美國精神的彰顯。在1960年《哈克·費恩》出版75週年之際，有論者在回顧這一時期小說在學界的接受時，一語中的地指出，"所有關於《哈克貝利·費恩》的討論最後都轉變為關於美國的討論"。
歷險記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40年代不僅目睹了《哈克·費恩》的經典化過程，也見證了美國文學批評步入成熟期，其標誌是馬西森《美國文藝復興》的出版。馬西森用"美國"這個"唯一通用的標尺"，把"對民主可能性的執著探索"作為通用主題，賦予了愛默生、惠特曼等作家的作品以民族象徵意義。他的批評實踐不僅定義了美國的獨特性，也形成了將美國文學預設為"為民主而作的文學"的批評標準。從上述的相關評論不難看出，這一時期學界對《哈克·費恩》的分析也遵循了這一批評準則，通過挖掘作品中的美國信念和美國精神將其奉為美國經典。
馬西森
三、《哈克·費恩》的重新闡釋
經典作品的一個重要特徵在於能不斷生成新的意義和解讀，《哈克·費恩》也不例外。如果說二戰後的主流評論將文本解讀為哈克反叛19世紀腐朽的奴隸制社會制度和文化，勇敢追求自由和獨立的美國故事，那麼隨著20世紀六七十年代多元文化主義思潮的興起，小說中的種族表徵引起了學界的爭議。
有的批評家從小說中反覆出現的"黑鬼"一詞、吉姆的人物形象以及哈克對待吉姆的態度等方面入手，認為小說具有種族主義傾向。例如，華萊士因小說中多達213處的"黑鬼"一詞斥《哈克·費恩》為"種族主義的垃圾"，並建議將其從中學的閱讀書目中刪除。伍達德和麥卡恩從馬克·吐溫對遊唱表演的喜愛入手，認為此類表演中刻板的黑人形象使得馬克·吐溫在塑造吉姆這一人物時忽視了黑人的人性，以至於吉姆"被永久地凝固在遊唱表演的黑人傳統形象之中"。
《哈克·費恩》
雖然有評論家批評小說的種族歧視色彩，但當代學界的主流觀點傾向於認為小說是對美國種族問題的深刻揭露和嘲諷。在這個意義上，《哈克·費恩》是當之無愧的美國經典。例如，作家兼評論家艾里森指出吉姆這一人物要比種族刻板形象複雜得多。"吐溫按照遊唱傳統塑造了吉姆，但從這個刻板印象的背後我們看到了吉姆的尊嚴和人性以及吐溫作品的複雜性"。
《哈克·費恩》
如果說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批評家大多認為小說結尾是敗筆，那麼70年代以來，論者傾向於從結尾部分的不協調中解讀出馬克·吐溫對現實的譏諷。比如，戈蘭在《〈哈克貝利·費恩〉和逃亡的時間》中指出吉姆的種族刻板形象和結尾鬧劇式的逃亡是"伊索式的諷刺"，諷刺了白人對待已經獲得自由但仍然處於貧困和無助中的黑人的態度。結合馬克·吐溫創作小說的時代背景即重建時期的南方來揭秘結尾滑稽鬧劇背後冷酷的種族歧視幾乎已成為當代評論的共識。
馬克·吐溫
翟稜甚至將史密斯對文本的闡釋，即"作為脅迫力量的社會"與"自主的個人"的對立，反轉成"個人主義自由"和"社會責任"之間的衝突，認為結尾的敗筆凸顯了作家的理想和現實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正是因為《哈克·費恩》窺見了"民族的黑暗之心"，它才成為美國經典作品。《勞特里奇馬克·吐溫百科全書》，對相關評論作了精當的總結:當代的批評家並不覺得小說的結尾荒謬，反而視之為"現代觀念上的現實的適當象徵"。
馬克·吐溫精妙地書寫了美國社會的深層矛盾，從而成就了《哈克·費恩》的經典地位。
《勞特里奇馬克·吐溫百科全書》
總之，文本的闡釋與文化語境息息相關。在冷戰時期，《哈克·費恩》是追求自由和平等的美國故事，而在當代多元文化主義的語境中，它是諷刺種族隔離的社會狀況和反映美國文學中多元文化傳統的作品。但不管論者的意見如何相左，他們的闡釋都將文本與民族勾連起來，認為《哈克·費恩》是書寫美國社會和文化狀況的經典之作。
可見，美國文學批評始終具有為美國民主理想信念服務的使命感和崇高目標，將"美國"視為所有美國作品的共性，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不斷重建美國民族特性，以此作為文學經典的判定標準，並通過這些作品的傳播、閱讀和教學維繫民族認同。
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
結語：《哈克·費恩》一個多世紀以來在學界的接受猶如一面鏡子，折射出美國文學批評在經典建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作為觀念生產系統的美國文學批評一方面以闡釋、傳承美國精神和理念為中心形塑了民族經典，另一方面結合時代背景和思潮對經典作品做出新的解讀，在此過程中不斷生產"美國性"。具有民族主義傳統的美國文學批評不僅確立了美國經典，而且在建構美國民族特性和國家想象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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