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粗平安，修載來十餘□□人近集，存想明日當復悉□□由同增概。
中國的“書聖”王羲之雖無真跡傳世，但千百年來國人卻一直從他書作的摹本和刻本中，汲取著無盡的精神和藝術滋養。尤其是歷經千年的王書唐宋古摹本，由於較為全面地承載了原作的各種信息，歷來受到極度的珍視與推崇，是當之無愧的民族文化瑰寶。
清宮舊藏王羲之草書《平安帖》清亡後如神龍潛蹤，杳無消息。徐邦達先生等極少數有緣人曾窺見真容。此次它的公開面世，將在人們已熟知的二王書法經典中再添一件重器。這是中國書法界、藝術史研究界和書畫收藏界的大事。
一、《平安帖》的作者
草書《平安帖》共四行四十一字，無作者名款。歷史上大多數人認為是王羲之所書。
第一眼見到它的圖像，我馬上聯想到的是自己年輕時反覆臨摹過的《十七帖》。《十七帖》是唐太宗御府所藏的一卷王羲之尺牘，共有二十九札。其風格含蓄凝重，歷來公認為羲之成熟期的今草代表作。太宗曾命解無畏勾勒一卷充作弘文館的“館本”，這卷“館本”後被人刻石，宋拓藏上海圖書館。另有其中二札的古摹本——《遊目帖》和《遠宦帖》，分別藏於日本私人（聞二戰已毀）和臺北故宮。
現在，我們拿宋拓《十七帖》、古摹《遊目帖》、《遠宦帖》照片與嘉德這件《平安帖》並幾而觀，四者雖然質地不同，摹手的筆性與水平有異，但很明顯地，它們的底本，都是同一個人在同一個年齡階段所書寫的——不僅書體相同，風格相同，連具體字的體勢與使轉也如出一轍。這種對比研究，對於我們確認《平安帖》的作者，進而確立《平安帖》在書法史上的位置，十分必要。
至於宋人姜夔《絳帖平》謂此帖為“子敬（王獻之）書”的觀點，我們已不能詳其依據。要之，“二王”雖為父子，然字勢與筆路都大不一樣。所謂“羲之內擫，獻之外拓”，書史早有定論。試以《十二月割至》、《鴨頭丸》等獻之名帖與《平安帖》並觀，此理至明。
二、《平安帖》的藝術地位
北宋《宣和書譜》記載御府所藏二百四十三件王羲之法書中，就有草書《平安帖》一件（另有同名行書一件，摹本今藏臺北故宮）。北宋潘師旦刻《絳帖》二十卷，亦收入王羲之《告姜道帖》（《平安帖》之別名，即姜夔指為獻之書者）。南宋《澄清堂帖》亦刻入《告姜道帖》。以上三種重要著錄，表明了早在宋代，《平安帖》在公、私鑑藏家心目中已經具有的顯赫位置。
我所見澄清堂刻本《告姜道帖》有九行七十五字。今嘉德所徵《平安帖》，當是佚失了後五行的一個半截摹本。但由於它是墨跡，價值非刻帖可比，故文徵明當年得到之後，還是十分珍重地將其刻入了自己“主編”，兒子文彭、文嘉摹勒的《停雲館帖》。《停雲館帖》是明代頂級刻帖之一，內容、摹勒皆極精審，當時即已風行。後來帖石由長洲文氏先後轉歸寒山趙氏、武進劉氏、常熟錢氏、鎮洋畢氏、桐鄉馮氏等，都曾大量傳拓行世，對明清兩代書壇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平安帖》也就隨之名滿士林，成為習書者非常熟悉的羲之草書經典。逮至晚明，董其昌刻《戲鴻堂帖》，據澄清堂本摹勒了《告姜道帖》。稍後的陳瓛刻《玉煙堂帖》亦然。這兩部刻帖影響亦極廣大，客觀上更增加了《平安帖》的普及程度。由此可知，清乾隆帝得到《平安帖》後，將其著錄於《石渠寶笈》，並欣喜地題贊“可亞《時晴帖》”，絕對不是偶然的。
可惜的是，乾隆帝獲此帖的時間大約很晚，加題時已是乾隆五十五年（庚戌），集內府法書之大成的御刻《三希堂帖》、《墨妙軒帖》早已完成，《平安帖》遂無緣躋身清宮刻帖之榮耀。此後不知何時，它流出宮廷，“隱居”人間，又錯過了照相術昌明後百餘年來的“出版大潮”，各種影印王羲之法書圖錄中皆不見其蹤影。難怪今人驟見鴻寶，頗覺眼生。作為藝術史研究者，我們有責任闡明它在歷史上的巍巍地位與赫赫聲聞。
那麼，就這件古摹本本身而論，它的藝術價值又體現在什麼地方呢？
粗略言之，王羲之法書傳世臨摹本可分三個檔次：
1. 極品。
如遼寧省博物館藏《姨母帖》、《初月帖》，日本宮內廳藏《喪亂·二謝·得示帖》，日本前田育德會藏《頻有哀禍·孔侍中帖》，臺北故宮藏《平安·何如·奉橘帖》等。皆屬“大開門”的唐摹精品，形神兼備，僅“下真跡一等”。
2. 上品。
如臺北故宮藏《快雪時晴帖》、《遠宦帖》，天津博物館藏《寒切帖》、《乾嘔帖》，上海博物館藏《上虞帖》等。時代在唐宋之間，鉤摹技術較之上述“極品”略遜一籌，但摹寫認真，忠實原作，故仍不失為藝林至寶。
3．下品。
如臺北故宮藏《大道帖》，北京故宮藏《雨後帖》等。多出宋人之手，臨寫以意為之。筆法或有精窳之分，然原作形貌保存甚少。僅可作為研究王字流傳的重要參考資料而已。
“對號入座”一下，嘉德這件《平安帖》，理應歸入“上品”之列。乾隆皇帝說它“可亞《時晴帖》”，徐邦達先生說它“勾摹水平，大略相等於今見之《上虞》、《乾嘔》二帖”，都已經講得十分清楚具體。至於《快雪時晴帖》、《上虞帖》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地位，大家檢書即知，這裡就不多談了。
宋代大書家米芾以善於臨摹古法帖著稱，自稱“集古字”。然傳為其摹古之作，如王羲之《大道帖》，王獻之《中秋帖》、《新埭帖》等，皆帶有很強的米氏個人風格，雖然筆精墨妙，但從保存“二王”原味的角度看，實不足取。《平安帖》的摹手，論技法當然不是米芾的對手。他運筆不夠圓熟瀟灑，偶爾還有敗筆；寫不到位之處，只好勾描救正。這就是徐邦達先生所評“臨寫帶勾描，墨濃筆滯，點畫有失誤處”。但他的好處，第一是老老實實，忠實原作。明人孫鑛說，第二行“情”字沒寫末一點，很可能是原作那裡有個窟窿，摹手就不敢添出；如果換了米芾，無疑會隨手補上（詳見下節引《跋》）。第二是筆端有股“生拙之氣”，恰與羲之那不合時宜的“魏晉風度”相合拍，與今草初創階段的實際狀況合拍。孫鑛、吳其貞、安岐等著錄家定此帖為“唐人臨”或“唐摹”，未必有什麼實據，可能就是味出了了這點兒“古趣”吧。孫氏將此帖與《停雲館帖》拓本對比，指出：“字形與此刻（拓本）相似，而筆圓墨淨。其使轉之妙亦非石所能傳。然卻有不到處、率意處，不若石之完善。末一‘定’字絕有勢，此刻原不及也。”信為知味者之言。王羲之書法是中國古代美學的傑出代表，“不完善”中恰具“不傳之妙”。此帖的藝術價值，主要就靠這點千金難買的“原汁原味”了！
需要說明的是，王書唐宋古摹本現大多秘藏於國家級大博物館中，即使是《雨後帖》那樣的“重要參考資料”，目前在我們北京故宮，也早已定為國家一級文物，珍而重之，輕易難得展出，更遑論入市流通了。《平安帖》此次現身嘉德，誠為“盛世收藏”大潮中湧起的千載良機。古來藏家多矣，擁有“王羲之”者能得幾人？有識者當不交臂失之。
三、《平安帖》的摹制時間
徐邦達先生三十多年前見過《平安帖》後，對它進行了細緻的著錄與研究，文字刊於《古書畫偽訛考辨》一書中。今天看來，他的鑑定結論大多是十分精準的。下列七點，我都衷心擁護：
1．本帖絹地與前宋花綾隔水是一時物。
2．書寫系臨寫帶勾描，墨濃筆滯，點畫有失誤處。
3．本帖上古印——“書畫印”（文徵明跋中以為王詵印）、柯九思印均古，應非偽物。
4．後黃絹隔水（非綾，與前隔水不對稱）及贉尾紙上宣和內府諸璽則盡偽，絹、紙亦非宋內府物。
5. 本身上“紹興”印亦偽。
6．前隔水上的標題，文徵明認為是南宋高宗趙構書，亦非。
7．其文徵明、王榖祥、彭年、胡汝嘉諸跋和文氏以來鑑藏印記則都真。
需要商榷的，是徐先生對此帖摹制時間的斷代：“綜核以上種種情況，本帖應為南宋中晚期勾摹本。”
說實話，“綜核以上種種情況”，我無論如何也無法得出“南宋中晚期”的結論。我猜徐先生的思路也許是：“卷中鈐有北宋末宣和內府與南宋初紹興內府的偽璽，所以它只能產生於南宋中晚期，因為古人是不敢偽刻當朝皇帝御璽的。”然而，難道摹帖與鈐蓋偽璽必須同時進行嗎？為什麼不能是摹帖在前，鈐蓋偽璽在後呢？
我對這個問題的拙見如下：
1. 文徵明乃明代傑出的書畫家和書畫鑑賞家。他對於上距自己僅三四百年的“大名頭”王詵的鑑藏印章，理應相當熟悉，就像今天的鑑賞家應當熟悉項元汴、安岐、梁清標的印章一樣。他在跋文中明確指出《平安帖》上所鈐“書畫印”等屬於王詵，如果找不出過硬的反證，我們沒有理由不採信他的說法。如此，此帖的摹制時間應不晚於北宋王詵生活的年代（公元十一世紀初葉）。
至於我為何不採信文氏關於此卷題簽為宋高宗所書的說法，是由於北宋以後“元章書”為流行書體，仿效者實在太多，很難僅據“猶帶米法”就說是趙構。文氏自己在另一處跋王羲之《思想帖》時說：“餘舊藏《平安帖》有米海嶽籤題”（見《清河書畫舫》等書），乾脆又說是米芾所書了。看來自己也沒譜。
2. 《平安帖》為絹本，這在古摹王帖中是少見的。唐人以“雙鉤廓填”法摹帖多用紙本，他們是在認真地作學術意義上的“拷貝件”，故往往連原作上的破損痕跡也忠實勾出。薄麻紙，特別是經過燙蠟處理過的“硬黃紙”，透明性好，便於進行這樣的勾摹。絹素的透明性較差，無法精細勾摹，只宜臨寫，然後再以勾描的方法進行一些修正。《平安帖》的絹地，徐邦達先生已經確認是宋絹，故此帖的性質，嚴格說應叫宋臨本。舍紙摹而用絹臨，主要是想通過材質的高貴使人信為晉人真跡，造就一件可以亂真的“文物複製品”。文徵明對“絹本”這一點十分看重，他在題跋中說：“蓋晉人珍惜其書，故多用絹，至唐人猶然。”似乎就是上了這個當，把複製品當真跡買了。
當然，這並不貶損《平安帖》的價值。千年古物，不管當年的摹制動機如何，其傳承右軍書道的功能，對於今人來說都是一樣的。
3．由上述兩點，我們聯想到王詵其人。王詵是宋英宗的駙馬，北宋時代僅次於徽宗皇帝趙佶的第二大書畫玩家，也是一位不拘小節的達人。關於他贗造名家書畫的記載，古書上屢屢見之。這裡只舉米芾《書史》中非常生動有趣的一則：
王詵，每餘到都下，邀過其第，即大出書帖，索餘臨寫。因櫃中翻索書畫，見餘所臨王子敬《鵝群帖》，染古色麻紙，滿目皴紋，錦囊玉軸，裝剪他書上跋連於其後。又以臨虞帖裝染，使公卿跋。餘適見大笑，王就手奪去。諒其他尚多，未出示。又餘少時，使一蘇州背匠之子呂彥直，今在三館為胥。王詵嘗留門下，使雙鉤書帖。又嘗見摹《黃庭經》一卷，上用所刻“勾德元圖書記”，乃餘驗破者。
從這裡，我們清楚地看到了北宋“收藏熱”中社會對古法書的渴求，以及王詵們的應對之策。據此是否可以這樣推斷：今天我們面前這件《平安帖》，極有可能就誕生於那個時期，或者竟就是王詵府上的出產——高手臨摹，精工裱褙。到了“南宋中晚期”或更晚一些時候，它又被繼起的業內高人拆去原來的花綾後隔水和贉尾紙（上面很可能有王詵等北宋人的印章、題記，可以另派他用），配上鈐有偽宣和內府諸璽的黃絹後隔水及贉尾紙，又在本幅鈐上紹興偽璽。這樣，一件王駙馬的鑑藏品就提升為宣和、紹興兩代帝王的御府珍玩了。竊以為，這是比較符合邏輯的。
四、《平安帖》的傳承
記得2007年，國際某大拍賣公司曾推出過一件王羲之草書《妹至帖》古摹本。此帖是一件僅有兩行十七字的小紙條，裱為日式立軸，沒有任何款識、題跋與鑑藏印記，也未見著錄與其他背景材料。儘管轟動一時，但最終流標，未能取得收藏界的認可。此事充分說明了在傳統書畫收藏中“傳承”與“幫手”的重要作用。
《平安帖》除了本身的種種優勢外，在這一方面尤見優長。自宋至清，由印章、題跋與著錄勾畫出的收藏經歷信而有徵，高貴顯赫，為羲之名作增添了巨大的保險係數與附加價值。
王詵、柯九思的印章顯示了《平安帖》在宋元兩代的特殊經歷。
明代文徵明的收藏、題跋與刻帖是《平安帖》最輝煌的際遇之一。文氏後來將此帖傳予長子文彭（三橋），這在帖後的項篤壽、袁尊尼、胡汝嘉題跋中說得很清楚。
關於此帖在文徵明父子之後的傳承情況，我查到了孫鑛（1542~1613）《〈書畫跋〉跋》中的一段重要記述：
右軍《平安帖》，餘在京時嘗過王敬美，適飛鳧人以此帖來售，尚未成，因出示餘。雲是朱忠僖家物，索六十千。前細書“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平安帖”十四字小幅紙，原系卷頭籤識，今亦背在帖旁。敬美指示餘雲：“此宋思陵親筆。”王帖系縑素，背處亦微浮起，墨甚濃，乍看若趙吳興。豐人翁謂“趙筆法入右軍室”，良然不誣。字形與此刻相似，而筆圓墨淨，其使轉之妙亦非石所能傳。然卻有不到處、率意處，不若石之完善。末一“定”字絕有勢，此刻原不及也。‘情’字下闕一點，絹復完好，敬美與餘相持莫能定。敬美疑米臨，餘時未能斷。繼而思之，此或唐人臨。古人不欺人，原帖想紙損，因缺帖，臨者不敢益，故闕。若米臨，決當補一點矣！未知是否。今司寇集中無此帖跋，奉常集中亦無之應是疑其臨本還之耳。然則帖故佳，不當惜價不買也。
按朱忠僖即朱希孝，隆慶年間錦衣衛首領，雅好書畫收藏。《平安帖》從他家出來後，經人介紹給王世懋。雖因惜價未買，但在王家經歷了王世懋、孫鑛的品評研究，亦是一段因緣。
卷中還鈐有李錦、李宗孔、梁清標、曹溶幾家鑑藏印記，皆明清名流。後二者也為我們點明瞭此捲進入清宮的途徑。
乾隆皇帝給予《平安帖》的禮遇是相當隆重的——“石渠”著錄，御筆釋文，並且品題為“可亞《時晴帖》”。誰都知道，《快雪時晴帖》是乾隆“三希”之首，皇帝老兒的“眼珠子”！
對於《石渠寶笈》的著錄，過去某一段時期人們不大看重，以為不過是一位“附庸風雅的封建地主頭子”的個人收藏行為而已。只要東西本身好，有沒有他這個著錄無關緊要。隨著極左思維的肅清，大家開始學會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來審視問題。康雍乾三帝雄才大略，高瞻遠矚，從鞏固民族大團結的大局出發，懷著對中原藝術的深切熱愛，廣搜傳世書畫，副以當代創作，最後詳加著錄以付後人。這實際上是一項浩大的文化工程，是“康乾盛世”的碩果，是滿清王朝對於中華文明的重要貢獻。一件書畫著錄於《石渠寶笈》、《秘殿珠林》，就等於進了清代的“國家書畫文物總賬”，入了“國寶檔案”，兼具歷史與文化雙重意義。在今天身價百倍，受到愈來愈熱切的追捧，是完全正常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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