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現場
浙江大學江南區域史研究中心孫競昊教授以“興修與維繫大運河：1289-1855年濟寧地區水利設施的邏輯”為題，提出從13世紀末期至19世紀中期，位於山東西部的濟寧地區因為一系列巨大水利設施的修建、改善和維持，而經歷了巨大的環境變遷。這些水利工程是從技術上著眼重新規劃和改變地方自然條件而為大運河的運作創造一個堅實的基石。同時，明、清王朝旨在保障漕運之目的與用於灌溉和耕種等地方要求產生衝突。國家牽動了區域地理空間和生態結構變遷，其後果涉及地方政治、經濟環境裡的機構、團體和個人等角色，也進而影響到宗教與文化領域。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羅曉翔教授以“環境、資源與權力：對清代丹陽練湖糾紛的考察”為題，探討了丹陽練湖興廢過程中的環境、資源與權力之間的關係。練湖作為一個人工湖，帶有“朝廷公產”的性質。當“私利”介入對“公產”的爭奪時，不同群體之間的糾紛也就隨之出現。從清代前期的練湖糾紛來看，廢湖派與保湖派的在社會地位上難分強弱。在爭取官方同情時，廢湖派與保湖派都將“國家”利益放在首位，爭論的最大焦點是練湖是否有利於漕運。最後，練湖糾紛的最終解決也體現出朝廷作為終極裁判者的作用。由於康熙皇帝強調江南水利的重要性，所以各方長期爭論的練湖“濟運”問題不再重要，“蓄水”成為練湖清田復湖的唯一合法性基礎。在朝廷新政策的推動下，數十年難以解決的練湖糾紛很快有了結果。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王志剛教授以“河性與人性：傳統治河工具體系的環境史解釋——以《河工器具圖說》為例”為題，指出從先秦到晚清，在自然的黃河與黃河的治理兩者之間，形成了天工和人功相交錯的黃河治理歷史。該文擬從傳統中國的治河工具體系和河防機制入手，探尋河性與人性之間的複雜變化和消長。文章利用的基本文獻是清代南河總督麟慶（1791-1846）編纂的《河工器具圖說》。這部成書於道光十六年（1836）的集大成性質的河工器具著作，所提到的河工器具有254種，每種器具都有圖示和溯源性和解釋性的文字說明。該文按照該書原有的分卷和分類，從宣防、修浚、搶護和儲備等四個層面，對黃河防洪的應對體系作系統的梳理。在此基礎上，該文還將結合清代的河防機制，就這一治河工具體系所體現出來的人水關係，賦予環境史的解釋。
浙江大學歷史學系申志鋒博士以“淤灌與排水：近代以來豫省黃河南岸‘河下沙地’的治理探索”為題，探討了近代以來，豫東北黃河南岸區域延續著之前就已經存在的“河下沙地”問題。認為至民國時期，時人開始重新思考“引黃”技術，即以“虹吸引水法”為主，“機器吸水法”為輔。不過，這卻被戰亂時期1938年的花園口事件打斷，而沒能大規模地有效實施。至新中國成立後，在對區域土地調查的基礎上，人們真正地又重新開始修建閘渠而“引黃淤灌”。這一過程中，也伴隨著“引黃淤灌”出現的次生環境問題，比如排水不當而引起的次生鹽鹼化問題。值得肯定的是，這種技術實際上是對西漢到宋代就已存在的淤田技術的發展與迴歸。
浙江大學江南區域史研究中心陶磊教授以“試論戰國新宇宙論的人文屬性”為題，探討了戰國時代的宇宙論，其內容與自然萬物的生成基本無關，而多為對人文視域下的世界之生成的關注。具體內容上看，其對形之生成有特別的重視，形既非有，亦非無。無論儒家還是道家，道的內涵都指向於形，只是兩派對形之內在規定性即德的認識有差異，儒家以魂為基礎規定形，道家以魄為基礎規定形。構成魂魄的質料都是氣。屬天的孔孟儒家未將慾望納入其構建理論的範疇，《禮運》與荀子為彌補這個缺陷，援引太一為宇宙論根源，導致對孔孟儒家關於人的規定性理解的偏離。道家宇宙論存在南北差異，北方有絕地天通背景，南方則沒有，這是《老子》、《太一生水》與《恆先》等宇宙論及相關哲學觀點差異的根源。戰國時代還出現了附屬性質的宇宙論，即《繫辭傳》與《呂氏春秋·大樂》用以解釋八卦與音樂起源的宇宙論，這些宇宙論同屬於人文性質。
2.“歷史變遷中的自然與人”小組
德國馬普科學史研究所孫萌萌博士後以“在氣候變遷研究中構建一個‘物候學’ (1920s-1940s)”為題，認為中國古代的“氣候”（和氣候知識）究竟是什麼的問題，是學界較少關注的。上世紀60年代，竺可楨認為“中國古代氣候學”是物候學。他把中國古代的“物侯”概念解釋為“中國古代氣候學”，把有關植物、動物等現象的史料作為研究氣候變化的“客觀”資料。這些記錄的量化和古今中外的比較，為中國歷史氣候的研究開闢了一條道路。作者以20世紀20-40年代中國氣候變化研究為切入點，主要探討兩個問題：這一時期中國氣候變化問題是如何產生的；面對上述問題，竺可楨的獨特之處。
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吳俊範教授以“建國後澱泖湖群的圍墾與改造：關於景觀突變的思考”為題，作者對澱泖地區水文變化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是聚焦於20世紀50年代以後這一大力發展工農業、大力開發自然資源的時期，中國社會已進入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的階段，對自然水環境的開發利用與傳統農業時期有所不同。這一時期，太湖流域的水環境治理仍然表現出自然規律的約束作用。澱泖湖群地區由圍墾到放墾，由消滅水面到恢復水面，由圍堵排水河道到增闢洩洪通道，這一曲折性從整體上證明了太湖流域的水文規律，保持適當的水陸比例和足夠的調蓄水面，是太湖水網平原社會經濟發展和水利安全的保障。
浙江工商大學歷史系梁志平教授以“飲鴆止渴：民國時期工業廢水灌田實踐及影響”為題，認為隨著民國以來現代工業企業不斷建立，工業廢水不斷增加，亟待解決。該文主要通過對民國以來嘉興民豐造紙廠“廢水灌田”實施過程的分析研究，考訂“廢水灌田”在中國起源與發展的過程，指出由於對工業廢水問題缺乏科學的認識，把工業“廢水”當作“肥水”來使用，初期其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還比較有限；而在新中國成立後，隨著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快速發展，工業廢水猛增，在錯誤思想的指引下，“廢水灌田”全面推廣，其後果是汙灌汙染是當時農業汙染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這給中國生態環境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3.“文化、景觀與技術”小組
浙江大學江南區域史研究中心陳健梅教授以“長安若問江南事——唐代長安文化與城市生活中的江南元素之考察”為題，認為唐代長安作為大一統王朝的都城，通過隋煬帝開鑿的大運河，與帝國境內經濟、文化發達區域以及六朝的政治中心—以三吳為核心的江南緊密聯繫起來。江南在向帝國的中樞輸送財富與物資的同時，也輸送了江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品位。對唐代長安文化與城市生活中的江南元素進行考察，可以從社會史與城市史的角度重新審視學者們討論的唐後期“南朝化”傾向問題。
浙江大學歷史學系楊雨蕾教授以“從邊地到勝境：圖繪明清山海關地區”為題，從明清山海關地區地方誌以及方誌輿圖，與方誌輿圖中的地理信息和景觀變遷兩個大的方面，詳細探討了山海關地區在明清時期從關隘和營寨，到城池、聚落和勝景，再到成為物阜民康之地的發展歷程。該文探討的是地方誌輿圖怎樣反映地方景觀變遷的問題，特別是邊疆地區的景觀變遷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
德國馬普科學史研究所沈宇斌博士後以“種薯、治蝗、畜鴨與鑿圳：明清以來的生物治蟲技術”為題，以1776年出版的《治蝗傳習錄》為基礎探究了畜鴨治蝗這一重要的中國生物治蟲技術的起源和發展。以鴨唼蝗於萬曆年間在推廣甘薯種植的過程中被偶然發明，即使在二十世紀初西方應用昆蟲學傳入中國之後，傳統的畜鴨治蝗作為一種相對於有毒化學藥劑而言更為有效安全的治蟲方式，依然得到推廣，至今仍在中國被廣泛利用。通過探討鴨子如何作為一種技術，以及在此過程中人類、動植物與環境的關係如何受到了傳統中國農學和現代應用昆蟲學的塑造，該文試圖加深對中國畜鴨治蝗創新技術的理解。
浙江大學歷史學系江略博士研究生以“地方知識的形成和變遷：從明清到近代紹興地區的外感熱病學”為題，以紹興歷史上的各派醫學名家滑壽、張景嶽、章楠、俞根初、何廉臣等人的醫學理論和實踐為線索，探討地方的醫學知識是如何形成和演化的。從明清到近代，紹興地區的外感熱病學，經歷了一個從傷寒學說主導、溫補思想的介入，到溫病學說的傳入，再到獨立的紹興傷寒學說的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醫學知識逐漸“入鄉隨俗”，傷寒學說中與紹興風土不適宜的那部分知識被弱化和取代，而和當地病症密切相關的溫病和溼病知識被不斷地開拓和深化，最終形成了與最初傳入的傷寒學說差別巨大、別具特色的紹派傷寒學說。
最後，本次會議還有一些提交的未發言的論文。其中，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王健研究員以“黃河與運河的糾葛：《夢溪筆談》與運河事蹟札記之一”為題，認為黃河與運河密切相關，黃河對於運河就是唇齒相依利弊相伴的雙刃劍。淮陰師範學院歷史文化旅遊學院李德楠教授以“‘不產稻而人食米’：19世紀一個跨淮縣區的農業景觀與城市消費”為題，提出“清河不產稻而人食米”的現象反映了人地關係變化中的農業景觀，揭示了貿易、倉儲對城市消費的影響。法國遠東學院Luca Gabbiani教授以“城市腹地的構建——對山東運河走廊及其城市發展的思考”為題，力求理清明清時期大運河山東段沿線城市景觀的發展脈絡。聊城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胡克誠教授以“水櫃與湖田：明清時期濟寧州楊家壩興廢述論”為題，探討了位於濟寧州城東洸府河上楊家壩的興廢。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夏明方教授、山西大學歷史學院張霞博士以“山水之間：劉大鵬與三晉第一形勝的景觀重建”為題，認為新世紀以來，雖然以水為中心的水利社會史在當代中國的區域社會史研究中生成、崛起，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是這一研究，在將水這一自然要素引入中國歷史之中的同時，又將水抽象化了，亦即僅僅把水作為人生存的環境，而忽略了水之自身賴以生存和永續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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