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80週年。在這場悲慘的人間煉獄中，人類的生命、財產、信仰和道德都遭受打擊乃至毀滅。然而，不論是中國還是歐洲各國，人們都展開了爭取獨立、自由、尊嚴與平等的抵抗運動，共同構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部分。這些不屈不饒的鬥爭，既反應了人類對於和平、民主、自由等價值觀的普遍追求，也體現了不同國家與民族在尋求自身發展道路中的不同抉擇。
10月25-26日，“比較視野下的二戰抵抗運動”國際學術會議在華東師範大學閔行校區人文樓舉行。本次會議由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華東師範大學-上海紐約大學全球歷史、經濟、文化研究中心主辦，巴黎-薩克雷高等師範學院（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Paris-Saclay）法國抵抗運動基金會（Fondation de la Résistance (France)）法國國防部歷史文獻處（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 (France)）協辦。來自中國、法國、英國、羅馬尼亞、意大利、以色列、荷蘭、加拿大、美國等9個國家24所科研院所的學者，共同探討和比較了二戰時期歐洲、中國抵抗運動中的鬥爭形式、組織結構、發展特點、戰後道路選擇等問題，以瞭解抵抗運動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不同國家的命運抉擇。
會議合影
在開幕式上，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副系主任瞿駿教授首先向各位與會學者的到來，以及法方協辦單位提供的幫助表示感謝。在之後的致辭中，瞿駿教授指出，二戰與二戰中抵抗運動是歷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具有全球史和文明史的交流與互鑑作用，此次會議不僅將極大推動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史與世界史兩個優勢學科的自身發展，也將進一步深化中國與法方單位的合作與交流。
會議的第一位主旨演講人是上海紐約大學的陳兼教授，演講題目是“忘卻的遺產——二戰中的‘抵抗’，反帝國主義, 戰後世界體系的形成”。陳兼教授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個歷史的界定性時刻，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既有聯繫又有著很大的不同。二戰最為突出的一個特徵，是對法西斯侵略的“抵抗”作為個人、社區、黨派、族群、國家等現象的匯合，在全球範圍內出現的抵抗運動，成為推動人類歷史前行的重要動力。從威爾遜“十四點計劃”的失敗到“大西洋宣言”的提出，反殖民主義和反帝國主義進入世界政治主流話語，為戰後多元化世界體系的催生打開了通路，本應是戰後世界體系的“題中應有之義”。在冷戰時代，全球範圍的非殖民化和去殖民化進程，與同時發生的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何為現代性主流選擇的競爭，成為兩個主要線索。但冷戰結束後，非殖民化陳述卻從“自由主義世界體系”的界定中消失了。陳兼教授認為，這是一種被“忘卻的遺產”。 “反帝反殖民”未能得到繼承與延續，是導致了後冷戰時代單邊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當代變種——抬頭的一個重要原因。
會議的第二場主旨演講，是由巴黎薩克雷高師的奧利維爾·維沃爾卡（Olivier Wieviorka）教授帶來的“重思法國抵抗運動”。維沃爾卡坦言，“法國抵抗運動”雖然已經過去了70餘年，但當下仍然籠罩在傳說與各類政治宣傳的迷霧之中，難以納入史學的討論範疇。因此，他從軍事、社會與政治的層面，對這一歷史現象進行了頗具挑戰性的探討與評價，試圖得出儘可能公允的結論。維沃爾卡認為，在軍事層面上，除了在情報方面給予盟軍大量幫助，法國抵抗運動的敵後奇襲、遊擊破壞效果是相當有限的。一方面，這樣的作戰形式並不適宜歐洲戰場；另一方面，這種侷限性又反過來制約了盟軍對抵抗運動的支持，限制了其進一步發展的潛力。在社會層面，抵抗運動也對德國的強徵勞力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然而在政治層面上，法國抵抗運動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它不僅成功阻止了傀儡政府的合法化，還穩定了法國國內的政治平衡，防止了法國在戰後陷入內戰。
在25日上午會議的尾聲階段，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的研究員黃道炫也就抗戰時期的中共的貫徹機制發表了演講。黃道炫從相當宏觀的視角，以剖析內核的方式，分析了中共在抗戰時期的“落實”機制是如何建立的。他認為高強度的控制與貫徹機制，並非中共所獨有，而是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共性。中共強大的執行力並非僅僅源於“政治技術”，還有兩個方面值得研究者們關注。首先，是意識形態工作，中國共產黨對信仰和忠誠的要求相當嚴格，也逐漸發展出一套相應的意識形態管理機制，使得“進步”思想的傳播遠非外人所猜測的那樣困難，如此，中共便成功造就了一批真心實意為共產主義事業付出的幹部隊伍，這是“落實”機制的一個強有力的鋪墊。第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下，中共內部以“階級鬥爭”、“暴力革命”、“政治優先”為原則，從而形成了“全力以赴”和“效率優先”的政治環境，促使普通黨員為黨的事業付出。在具體機制方面，中共有四個重要制度：支部、檢查與會議、中心突擊與勞動競賽、數目字管理。總體而言，革命的體制、技術、理念往往是處於交互影響的混沌狀態，而革命的“張力”，恰恰就體現在“效率優先”與“形式主義”的徘徊之中。
軍隊動員、建設與技術
10月25日下午，會議在黃道炫的主持下，開展了第一單元“軍隊動員、建設與技術”的發言與討論。
第一位發言人是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講師雅科夫·法勒克夫（Yaacov Falkov），其研究聚焦於1941-1945年間的蘇聯游擊戰運動。在回溯蘇聯游擊戰爭的探索歷程後，他在發言中指出，儘管蘇聯游擊隊規模龐大，在二戰前有雄厚的游擊戰基礎，但其發展緩慢，蘇聯游擊隊在擴張、破壞，和向紅軍提供正確、完整和及時的敵軍情報方面，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出現這一結果的主要原因是，蘇聯游擊隊的經驗不足、資源和人力不足，而且政治方面並未獲得足夠信任。蘇聯游擊隊的成就主要在於維持和恢復共產黨在德國控制下的蘇聯公民中的影響力，同時向蘇聯領導層和情報界全面描述德國佔領區的實際情況。
來自山西大學近代中國研究所的李瑞峰博士以中國陝西省東南部的榆社縣為例，探究“抗戰時期太行根據地的群眾運動與參軍動員”，即中日戰爭背景下，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在當地鼓動群眾參軍的。他首先介紹了太行根據地的參軍情況，接著描述了根據地參軍動員方法，並且藉助當地檔案，歸納總結農民參軍方式與參軍動機。他認為，1942年中國共產黨通過群眾運動，明顯提高了農民參加軍隊的積極性。儘管在參軍動員中仍存在著幹部工作方式粗暴的不良行為，以及農業勞動力短缺及幹群恐軍的問題，但民眾已日益信任中共武裝並積極投身抗日鬥爭，為抗戰的最終勝利奠定了群眾基礎。
來自法國國防部歷史文獻處的博士後克萊爾·米歐（Claire Miot）以“德國投降和戰爭結束後：新法國軍隊的誕生？”為題做了學術報告。她首先介紹了戰敗後的法國軍事情況——法國維希軍隊、自由法國軍隊以及城市中作戰的遊擊軍隊，力圖探討法國各支軍隊的自我定位和認知。克萊爾·米歐同時強調常規軍、游擊隊在作戰方式和作戰目標中的相同與不同。最後，她將目光轉向非常規軍在戰後的遣散，她認為遣散的原因非常複雜，除了政治原因，也提出了冷戰因素的作用，並提到戴高樂政府對待非常規軍的態度也經歷了一個轉變。
中共中央黨校齊小林副教授將關注點投入軍事活動中的信息傳遞，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軍隊無線通信網的建構、運用與管理”為題做了報告。他認為，抗戰初期中共無線通信網擴張速度非常快，但同時面臨著安全和效率考驗，表現出來即為容易被監聽和無法及時傳遞信息。為此，中共進行了管理方面的調整，要求遵守基本制度，並調整了通信系統。通過技術、政治和人的討論，可以看出，中共一是以政治工作保證技術工作，二是通過審查和定級別，三是提升技術水平，以此面對安全效率困境。
發言結束後，與會同仁就關心的問題進行交流討論。雅科夫·法勒克夫先生就報告中所提及在蘇越南人、在蘇中國人的身份問題做了詳細解答，並進一步解說了蘇聯游擊隊在蒐集和傳遞情報中的方式方法。就軍事研究的方法而言，來自意大利的拉班卡教授提出，先行研究常常因游擊隊員的表現和作用和常規軍不同、行為方式不同而將其分割看待，他認為研究中應該將二者結合而非割裂。與會學者就游擊戰爭的政治、軍事兩個維度、常規軍和非常規軍的領導組織結構、游擊隊蒐集和傳遞情報的方式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會議現場
盟友援助和國際合作
會議第二單元的發言和討論在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胡舶的主持下，就“盟友援助和國際合作”展開。
來自法國抵抗運動基金會的拉斐爾樂·巴魯（Raphaële Balu）研究員，以“英美對法國游擊隊的觸探（1943-1944）：重塑傳統戰略”為題，發表看法。她注重考析二戰期間法國游擊隊“馬基”抵抗組織的活動，尤其是該組織逐步融入英美戰爭規劃的過程。法國國內有一種說法，英美根本就沒有在意過“馬基”組織，而她通過爬梳英、美、法三國的檔案文獻，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盟國與“馬基”的合作應上溯至英美兩國情報機構著手聯絡抵抗運動的1943年初，盟軍早在1943年便蒐集了關於“馬基”的大量情報，並著手將後者納入總體戰略。
宋海群博士來自陝西師範大學，他的報告題目為“愛德華·貝奈斯與英國對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承認——以英國外交檔案為中心的考察”。他利用英國外交檔案中英-捷關係資料及二戰時期貝納斯與英美蘇大國領導人間的書信與電報集，力圖對該問題做更進一步的探究。通過分析貝納斯要求承認的提出與民族委員會的成立、要求承認的過程以及捷流亡政府被英承認後的影響。他認為英國對捷流亡政府的承認鼓舞了國內外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抗法西斯的鬥志，推動了抵抗運動的發展，有助於恢復、鞏固甚至擴大貝奈斯的威望。捷克斯洛伐克在國際社會中處於弱勢地位，但相關領導人的主觀能動性一定程度上能為自身爭取到較為理想的結局。
來自牛津大學的羅德里克·貝利（Christopher Roderick Bailey）研究員，就“英國特別行動署和對歐洲抵抗運動的援助”和與會同仁進行了交流。羅德里克·貝利先生主要就英國特別行動署在歐洲活動的性質和影響進行了探討，從性質而言，英國特別行動署是盟軍在歐洲敵佔區從事破壞和煽動顛覆活動的主要組織，其主要任務是破壞和推動抵抗運動，還參與保護對同盟國至關重要的情報和其他資源。他認為，英國特別行動署戰時行動所產生的確切影響是無法精確估量的，但這值得研究者更多地研究和關注，德國和意大利的檔案材料具有很大的挖掘空間，同時強調要更全面地瞭解英國特別行動署活動的有效性，還必須認識到他們所面臨的困難的嚴重性和範圍。
接著，來自華南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張澤宇教授就“共產國際解散後蘇聯對歐洲反法西斯抵抗運動的領導與援助”發表觀點。共產國際解散後，蘇聯共產黨創建了國際情報部，其主要職責是領導歐洲各國共產黨的反法西斯抵抗鬥爭，具體包括支援東歐各國的游擊戰、在各國戰俘中開展工作、通過報紙和廣播進行反法西斯宣傳、在德佔區進行情報蒐集工作等等。他將國際情報部的工作特點歸納為：前少後多（衛國戰爭前期援助少，後期增多）、重東輕西（相比之下，重視援助東歐）、厚此薄彼（對東歐各國抵抗運動力度不一）、一枝獨秀（對德國抵抗運動十分重視）。張澤宇教授認為，國際情報部對歐洲的抵抗運動尤其是東歐各國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戰給予大量援助，反法西斯宣傳的影響範圍也不斷擴大，為最後戰勝納粹德國發揮了重要作用。
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員蔣清宏發表了題為“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國民政府對美五億美元借款問題述略”的報告。蔣清宏主要利用了臺北“國史館”“蔣中正文物”檔案、《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蔣介石日記》、《王世傑日記》以及美國外交文件等解密史料，力圖對這一問題做史實略述。他認為，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國民政府對美五億美元借款對緩解戰時通貨膨脹穩定經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這次借款活動，深受美日談判、珍珠港事件、反侵略國家同盟的影響，數次擱置和重啟，並最終獲得成功，可以認為是蔣介石應對國際局勢變化的成功外交案例。最終，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及時因應太平洋反侵略各國同盟關係，把五億美元借款的商業借款模式轉化為同盟國之間的政治借款模式，因此肯定蔣介石所主導的對美五億美元大宗借款在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意義上的成功。
接下來，來自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副研究員陳默以“走向持久戰：一九四一年國民政府對於蘇德戰爭的觀察和研判”為題發表看法。他認為，1941年的幾個月間，從“閃電戰還是持久戰”、“戰爭長期化”的討論到基輔陷落帶來的失望及莫斯科逆轉後重拾信心，國民政府對於蘇德戰爭的觀察和研判，體現出了其在軍事素養、戰略判斷上的水準，而這多得益於長期抗戰的經驗和辯證的思維方式。陳默強調，並不是國民政府內部的所有人對蘇德戰局的看法都是如此。可以確定，在未能留下記錄的歷史中，數量不少的人存在著別樣的觀點。因此歷史中類似的失語者的觀點值得注意，對後者的研究能反映更加豐富的歷史面相。
馬吟婷博士來自巴黎-薩克雷高等師範學院，她在會上發表了題為“舉步維艱：自由法國駐華軍事代表團的發展及其與重慶政府的軍事情報合作（1941-1944）”的報告。她主要運用中法外交部、國防部等國家政府部門的官方檔案，梳理了“自由法國”駐華軍事代表團的組建過程及其主要活動，分析代表團與重慶國民政府合作過程中產生矛盾的主要原因。她認為自1942年駐華軍事代表團成立以來，不僅實現了“法國遠東情報局”的重建，而且成功地與印支當地法國抵抗運動情報網建立了聯繫，代表團與中方的情報合作頗有進展。然而，由於“自由法國”政治地位遲遲未能得到國民黨當局的正式承認，駐華軍事代表團難以受到中方足夠的重視，加之“自由法國”內部戴高樂派與吉羅派的鬥爭，以及美英對雙方外交政策的影響，不僅軍事代表團在華髮展陷入困境，同時重慶政府與代表團的軍事情報合作也難以持久、深入地發展。
報告後，與會同仁就報告內容進行了深入討論。張澤宇就“為何蘇聯對東歐國家援助有所區別”做了詳細解答，他認為一方面取決於蘇聯和東歐國家關係緊密程度，另一方面取決於向這些國家提供援助的難以度。針對外國同仁所提出，蔣介石的信息來源與決策依據的問題，陳默就蔣介石如何獲得信息和如何決策做了詳盡回答，提出了蔣介石辨別信息中所依靠的信任度問題。馬吟婷就中國政府與法國合作的重要性進行解答，她認為，中國國民黨政府首先需要贏得戰爭，然後才是遏制共產黨的勢力，在這一時期，相比美英蘇三大國，法國對於國民黨政府的重要性並不突出，這也是為何中法軍事合作最後走向失敗。李瑞峰根據自己閱讀報刊和官方檔案的經歷，補充說明了蘇聯佔領東歐時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問題，他對張澤宇的觀點持肯定態度，認為報刊反應了中共當時關注世界形勢的態度，並對蘇聯行為持正面態度，包括佔領東歐這一問題。
會議現場
抗戰中的普通民眾
10月26日上午的會議，以“抗戰中的普通民眾”與“抵抗組織政策與機制”為主題展開，主持人是來自上海社會科學院的馬軍研究員，以及意大利錫耶納大學的尼古拉·拉班卡（Nicola Labanca）教授。
上半場的第一位發言人是來自華東師範大學的唐小兵副教授。他以抗戰時期的文人及媒體人的活動為切入點，對當時民間報刊的輿論動員工作進行了詳盡的論述。抗戰時期的知識分子，以大公報和申報為活動陣地，闡釋了各自的主張。其中，一批擁有歐洲留學背景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主張利用民族主義重塑中國，強調國家的獨立性，他們當中還有人以承認國民政府的正當性為前提，對當局執政者提出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議。與此同時，左派知識分子也曾就抗戰問題展開過激烈的爭論——有人主張形式獨裁，但首領應具有一定的號召性、瞭解現代國家的運行機制，並能夠帶領群眾鬥爭。另外一批人，以曾經留日的文學人士為主，後來成為了職業的革命家，他們對國民政府進行了批判，解構其抗日運動的虛假性。最後，唐小兵指出，當時的媒體人，連同其背後的兩大報紙，在抵抗意識、國家意識的平民化傳播，以及促進抵抗運動如火如荼地發展方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接著，安徽大學講師曹曦進行了發言。她以“堅守與傳承——論皇民化運動時期臺灣民眾的教育反抗”為題，闡述了臺灣在1937-1945年間民眾對殖民統治的抵抗運動。曹曦指出，臺灣民眾先後以抵制日語教育、爭取義務教育、私下傳播中華文化等手段，對皇民化措施進行了反抗，這些自發的行為，具有“隱蔽與公開相結合、承前啟後的特點”。最終，民眾的抵抗運動，客觀上保障了中華文明在臺灣的存續與傳播，標誌著日本在殖民地“皇民化”運動的失敗。
上海社科院的副研究員江文君則另闢蹊徑，以居於合作與抵抗中間地帶的民眾的生活為切入點，利用1937-1941年間工部局工業社會處的統計數據，對抗戰時期上海中產階級生活狀況進行了考察。他援引大量的圖表、數據，例如戰時上海家庭的構成、住房、食物消費、家庭收入，進行了定量分析，一改一般意義上“淪陷區經濟遭受嚴重破壞、民生凋敝、產業衰落”的刻板印象，上海在這一孤島時期，形成了一種畸形繁榮的社會生活圖景。同時，他還呼籲學界，應關注抵抗與通敵的中間地帶，因為對於一般民眾而言，既不通敵也不抵抗，“堅守”才是日常生活應有的樣貌。
上海紐約大學助理教授瓦萊利·迪肯（Valerie Deacon）以“盟國飛行員與法國的市民抵抗運動”為題，進行了生動有趣的演講。5000名英國飛行員降落在法國後，試圖通過法西邊境回到祖國，先後有兩萬名普通的法國民眾，他們躲避德國部隊的追擊，在明知救助同盟國部隊有可能面臨處罰的情況下，這些法國老百姓還是為英國的飛行員提供了食物、衣服以及避難所。瓦萊利·迪肯在結論中指出，戰爭研究不應只關注政治與軍事，人道主義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
上半場會議結束後，馬軍總結表示：目前史學界對戰爭的研究，已超越了歌頌英雄主義的階段，宏大的敘事已經成為了過去時，進而轉向對微觀個體的研究，更加關注“小人物”與“大事件”碰撞所產生的火花，從各位發言人精彩的報告內容來看，中國學術界對二戰的研究，已逐步與世界接軌，且獨具特色。
會議現場
抗戰組織、政策、與機制
下半場的第一位發言人，是來自布萊頓大學的高級講師尤金·米歇爾（Eugene Michail），其演講主題為“二戰時期希臘抵抗運動的激進政治想象”。米歇爾選取1941-1944年為時間段，闡明瞭社會主義思潮在希臘社會的傳播。他指出，在戰爭期間以激進思想為指導的希臘的民族解放陣線與民族解放軍一度成為最具吸引力、最富有前瞻性的政治力量，其追隨者也與日俱增，但這一組織在戰後反而銷聲匿跡甚至被逐漸遺忘。究其原因，是因為希臘各個政治派別將各類政治思想加以改造和利用，以實現自身的政治訴求。最後，這種政治思想的碰撞和衝突，也是造成希臘內戰的原因之一，內戰也可以被看作是其抵抗運動的延續。
來自黃山學院的吳雲峰副教授報告主題為“‘反隱瞞’與淮北抗日根據地的公糧動員”，具有十分明顯的區域特色。吳雲峰開門見山地指出，傳統的研究視角基本集中在徵糧的頻率和稅率、政府和居民的關係上，對於被徵收者心理的研究十分不足。抗日本居地建立後，根據地公糧動員的過程中，出現了虛報畝數、徵收工作徇私舞弊、農民交糧困難、多面負擔、負擔不均等問題。為解決上述困難，根據地政權深入調查填補產量，並向農民進行徵收意義方面的宣傳，肅清了違紀幹部，鬥爭落後分子。最後，吳雲峰總結道：發揚民主、公平、公正的原則，不僅解決了繳納公糧、抗戰、民眾負擔之間的平衡問題，也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取得革命勝利過程中形成的一條寶貴經驗。
羅馬尼亞社會科學院的克里斯蒂娜·迪亞克（Cristina Diac）教授，則從同年時期與中國淵源的小故事講起，拉近了國內外學者之間的距離。她指出，羅馬尼亞的抵抗運動雖然規模不大，但羅馬尼亞人卻廣泛參與到了全球各地的抵抗運動中，當時在華工作的羅籍醫生的經歷就是明證。同時她還強調，1941年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後，羅馬尼亞人轉向支持蘇聯，並更加積極地參與到抗戰過程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羅馬尼亞傳統上強調自治，戰前並未形成統一的政府，且依賴農業立國，國力較弱，在客觀上也不能夠組織開展大規模的抵抗運動，因而可以將其定義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26日上午的最後一位發言人，是來自南京理工大學的葉銘副教授。他指出，“敵軍工作”是中共領導人民武裝中的重要一環，為瓦解敵軍、爭取中立力量、壯大我方軍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以往的研究，都集中在中共領導的對日軍工作領域，鮮有對偽軍工作研究的例子。葉銘強調，雖然這一事件不為人知，但新四軍蘇中區，通過對敵人的爭取，最終使靖江偽警察局長反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敵後游擊戰爭、進行敵軍工作的成功範例，也是從新的視角解讀“抵抗運動”這一主題的重要手段之一。
最後，尼古拉·拉班卡教授對下半場會議進行了簡短的評述。他說道：對於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的評述，應從歷史的具體的角度出發，避免陷入二元論的泥沼；各位專家學者的發言，為學界的研究工作揭示出一條清晰脈絡，即，戰爭研究的側重點，已逐漸由軍事轉向了社會經濟和文化領域，尤其是各類組織、政府決策，以及它們的運行機制與抵抗運動的關係，應受到足夠的重視。
會議現場
戰犯懲治、戰後革命與歷史記憶
10月26日下午的會議，以“戰犯懲治、戰後革命與歷史記憶”為主題展開，主持人兼評論人是來自法國巴黎-薩克雷高等師範學院的奧利維爾·維沃爾卡教授。
上半場的第一位發言人，是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劉萍研究員。劉萍介紹了國民黨戰後處置戰犯的“寬而不縱”政策，並闡述了她對此政策的理解。戰後國民黨對於如何處置戰犯、要從寬還是從嚴處置戰犯以及處置戰犯的相關法律這些問題都是有著謹慎的思考的。蔣介石主張要對日本戰犯堅決予以懲處，他積極參與聯合國戰爭罪行委員會審判日本戰犯的籌備工作，還成立了專職的調查組織。而後，蔣介石又表示對普通戰犯應予以寬大，甚至不予追究。劉萍指出，蔣介石“寬而不縱”政策並不是“以德報怨”，蔣介石雖對普通戰犯不追究，但仍著重追究犯有重大戰爭罪的主要戰犯。而且這也是出於對現實問題的考量，同時也是受困於財力、交通工具的限制。將戰犯審判的不徹底性簡單歸結於蔣介石提出的“以德報怨”理念或政策，難免掩蓋問題的複雜性。
接著，法國抵抗運動基金會的主任法布里斯·格勒納爾（Fabrice Grenard），以利穆贊游擊隊為例，對法國馬基游擊隊加以探討。法國學界對共產主義游擊隊看法不一。有學者認為馬基借清剿敵人之機，迫害其政治對手。格勒納爾舉了利穆贊游擊隊的例子：利穆贊游擊隊的大多數處決都是合法的，它是反抗佔領者戰爭的一部分。解放前，利穆贊游擊隊雖然有些暴力，但依然是剋制的。而解放時期，利穆贊游擊隊制定的政策是為了讓社會井然有序，而不是為革命做準備。由此格勒納爾指出，法國游擊隊馬基的活動是為了驅逐入侵者，而不是為了進行共產主義革命。
而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和烏德勒支大學合建戰爭、大屠殺和種族滅絕研究所的伊思密·塔姆斯（Ismee Tames）教授則另闢蹊徑，從“邊緣性概念”的角度，來探討抵抗運動的改造經驗。她指出邊緣性經驗的挖掘和認識，對學者更好地研究戰爭史和迫害史有很大幫助，尤其對研究歷史人物的個體經歷有益。她列舉了一個荷蘭抵抗組織的例子，16世紀荷蘭經歷了抵抗西班牙的戰爭，這造成了二戰時，荷蘭這個抵抗組織依舊臆想著他們對抗的是16世紀的西班牙，而不是德國，這給他們造成了政策性失誤。而後他們中的一些人被德國判處死刑，他們沒想到死刑會重回荷蘭。另外抵抗運動中，也會有一些人流落世界各地，後來被捕了，再被釋放，甚至最終為德國人工作。所以伊思密·塔姆斯教授認為邊緣性概念有助於理解什麼是抵抗以及抵抗人員的流轉。
此後來自意大利錫耶納大學的尼古拉·拉班卡（Nicola Labanca）教授講述了戰後意大利的抵抗運動烙印。他首先指出意大利的抵抗運動是反法西斯秘密鬥爭的產物，它是廣泛的政治聯盟，不受單一政府的領導，不同政治成分領導不同形式的抵抗運動。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意大利最終獲得了政治自由，但各方開始了日益激烈的政治傾軋。抵抗運動不同程度上影響了絕大多數政黨，意大利共產黨由此獲得政治合法性和參政地位。抵抗運動還最終改變了意大利這個國家。1948年，意大利政界就反法西斯問題達成一致，出臺了1948年憲法。可以說，沒有抵抗運動，就沒有1948年憲法。
而來自英國薩塞克斯大學的馬丁·伊萬斯（Martin John Evans）教授則從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的角度，講述了抵抗運動與阿爾及利亞戰爭。伊萬斯以阿爾及利亞戰爭為切入點，介紹了抵抗運動與民族主義、女權主義、父權主義的關係。她提及，抵抗運動中有阿爾及利亞女性偽裝成法國士兵參與其中。最後，他還介紹了抵抗運動中阿爾及利亞的地位，以及阿爾及利亞與法國軍隊的關係。
上半場的活動中，各位學者就戰犯懲治、戰後革命與歷史記憶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學者們既有討論國民黨對戰犯的懲治，也有討論戰爭對國家和個體記憶的影響。這些觀點都對抵抗運動的研究多有裨益。
隨後，會議開啟了第四場主旨演講，演講人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的終身教授沈志華，他演講的主題是“抵抗運動、戰後安排與冷戰起源”。沈志華指出，抵抗法西斯時，美蘇的利益是一致。只是在關於未來世界規劃的問題上，雙方產生了分歧。但這不是意識形態的分歧，而是美蘇各自對戰後世界安排的理念和打算不同。斯大林解散共產國際，就是為了要減輕意識形態的分歧。而後來引起蘇聯與西方衝突的最主要原因是東歐問題。雅爾塔會議接受了蘇聯在東歐建立勢力範圍，但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美國開始抨擊蘇聯的東歐政策。而後雙方誤解不斷加深，凱南的長電報充滿了對蘇聯的誤解。其實蘇聯想要的是維護雅爾塔體系，而不是破壞它，隨後斯大林在伊朗問題和土耳其問題上的舉措更加深了美國的誤解，這些都導致了馬歇爾計劃的出臺。美國擔憂國際社會的指責，邀請蘇聯加入該計劃。但蘇聯出於畏懼，拒絕加入，並重新建立起國際組織，即共產黨情報局。
最後，在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講師高嘉懿的主持下，與會人員就抵抗運動的概念及抵抗運動對國家和社會的影響等問題展開圓桌討論，現場氣氛十分熱烈。上海社會科學院的馬軍研究員指出，“抵抗”想要建立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體系，還是有爭議的，比如先前的一些南斯拉夫學者不認同“抵抗”一詞。南斯拉夫學者認為這是國家解放運動，不過抵抗是針對軸心國集團的，對抗盟國不能稱之為抵抗運動，這是沒有爭議的。來自法國抵抗運動基金會的拉斐爾樂·巴魯研究員認為，從語言學的角度對“抵抗”這個詞進行解讀，有許多類型的抵抗運動，比如法國右翼的抵抗運動。而抵抗運動想要建立的是更民主化、民族化的國家。伊思密·塔姆斯教授再次強調了抵抗運動的跨國作用，抵抗運動者流轉到不同國家，促進了不同國家的交流。
在本次國際學術會議即將結束時，華東師範大學周邊國家研究院的沈志華教授對此次會議進行了總結。沈志華指出，以往中國對二戰史的研究比較偏向中國自身抗日戰爭的問題。此次會議是中外學者共坐一堂探討二戰史問題的良好契機。但遺憾的是大家缺少問題的交鋒，若有問題的交鋒，會議討論將更加富有成效。
至此，“比較視野下的二戰抵抗運動”國際學術會議落下帷幕，此次國際交流會議堪稱二戰史研究的一次重要突破和大膽嘗試。受邀學者們縱然語言不盡相通，術業專攻也有所不同，然而通過兩天的會議，他們不僅在史實層面獲得了新知，更是在方法上開誠佈公，分享心得。希望此次會議能夠成為一個契機，引領未來的二戰史研究由當下的民族記憶走向共同書寫的人類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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