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詔“令天下立預備倉，汆谷收貯以備賑濟”，很顯然，這是一個能在洪武初年那百廢待興狀態下造福百姓的“良政”，但是在實際的推行中，預備倉卻由於管理體系的不完善而呈現出一種“十處九空”的糧食不足之景。儼然成了徒增歲耗的“弊政”。因此，明英宗朱祁鎮權衡利弊之下，先是改革了預備倉管理制度上的疏漏，繼而又擴大了糧食來源，欲藉以改善糧食不足問題，使其能夠真正發揮出救濟災民，造福百姓的作用。——《大明會典·卷二十二》

明朝“預備倉”示意插圖

所謂“預備倉”，顧名思義，“預有備也”，即是為災荒之年救濟百姓而提前準備的“糧食儲備”，由於元末明初之際，正是政權更替之際，雖然戰火的肆虐已經初步結束，但是民間的社會、以及經濟秩序卻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田地荒蕪，百廢待興。

“預備倉”制度也正是基於這個大時代背景才出現，正如河南光州固始縣丞“黃世祿”所言，“民因年飢艱食，本縣倉預備糧二萬五千六百餘石，請以貸民”。——《明太祖實錄·卷二一七》

也就是說，“預備倉”制度並不是一種單純的“賑濟”制度，而是通過“賑貸”來實現對百姓的救濟，即先給百姓放糧，然後等災荒之年一過，百姓再還給朝廷即可，而且不收利息，“一口借米一斗；二口至五口，二斗；......候秋成抵鬥還官”。——《借米則例》

儼然是借多少還多少，這也就意味著明朝只是把這“預備倉”單純的視作為一種“社會保障制度”，旨在救濟災民，穩定民心，並非為了“盈利”、亦或者“擴充國用”而生。

但是在實際的推行過程中，“預備倉”卻呈現出了一種“官倉儲谷，十處九空，甚者谷即全無，倉亦不存”的不良狀態，並沒有發揮出本該起到的救濟保障作用不說，明朝廷每年還必須為購買糧食、修葺倉儲、以及相關管理人員支付大量的財物消耗，儼然成了徒增歲耗的“弊政”。——《明經世文編·卷二七》

明仁宗朱高熾示意畫像插圖

還糧不及時導致“預備倉”循環體系破裂

可是按常理來講，預備倉本身所具備的“賑貸”特性，就意味著它應該是足以構建一個相對完善的“循環體系”的，即便是因為一些儲存因素導致糧食發黴、腐爛，繼而造成損失，那也不應該會造成“十處九空”這般嚴重的不良狀態呀。

那麼也就只剩下了一種可能，即糧食借出去了，但“百姓”卻沒還上，再加上“糧食”又是這循環體系的核心要素，糧食不足，預備倉中的“糧食”自然也就無法及時的更新，從而導致循環體系遭到了破壞。

正如史書所記載的，“永樂十七年、十八年人民艱食，於預備倉借糧二萬一千三百石賑之，洪熙元年秋成止償四千餘石”。——《明宣宗實錄·卷二四》

赫然是於永樂十七年（1419年）、十八年（1420年）借出去了兩萬餘石，但是時隔六、七年，到了洪熙元年（1425年）明仁宗朱高熾執政之際，才僅僅只收回了四千餘石。

而明朝“預備倉”中的糧食，從明太祖朱元璋執政開始，一直到正統年間，主要是依靠“朝廷出楮幣，詔行省各選耆民運鈔汆糧”而來，意思就是在正統之前，這預備倉中的糧食都是由朝廷來出“錢”購買補充的。——《續文獻通考·卷二七》

“大明寶鈔”示意插圖

當然，這個“錢”並不是當時的“黃金、銀兩、銅錢”等貨幣，而是由明朝官方發行的“紙幣”，也就是“大明寶鈔”，亦是明朝官方發行的唯一紙幣。

如此一來，這循環體系破裂，也就意味著成了明朝廷單方面的“賑濟”，明顯就脫離了其“賑貸”的初衷。雖說同樣都是對災民的救濟，但明朝廷的本意也就只是為百姓搭建一個能暫緩燃眉之急的平臺，最終還是要靠百姓來自食其力的。

否則百姓一沒有糧食，就去找朝廷借糧，完事又不用還，那誰還去種地啊？朝廷的賦稅又從哪裡來？即便是朝廷可以印鈔當“錢”，但民間卻沒有糧食，那所印的“大明寶鈔”就沒有任何意義。

而且，無限制的印製“大明寶鈔”勢必還會對“經濟秩序”造成嚴重的破壞，明朝廷後來之所以要廢止“大明寶鈔”，其原因就正是因為大批量印刷大明寶鈔導致了通貨膨脹，使得百姓怨聲載道的緣故。因此，如若真的想解決這個問題，還是得找到問題的根源，看看到底是百姓耍無賴，亦或者是還存在別的原因。

明朝百姓生活圖景示意畫像插圖

預備倉糧食不足的原因

而據史書記載，“洪、永、熙、宣之際，百姓充實，府藏衍溢”，意思就是說，在洪武、永樂、洪熙、宣德之際，絕大多數百姓的日子其實還是挺不錯的，並非是多麼窮困潦倒。——《明史·食貨一》

換句話來講，除了偶爾的災荒年頭以外，百姓其實並不符合“賑貸”的基本條件，而且這四朝的戰爭格局也主要是在邊境地區預防“蒙元殘餘勢力”、“瓦剌”、以及倭寇的侵襲，疆域內部除了建文元年（1399年）開始爆發的“靖難之役”以外，並無太大動亂。

更何況靖難之役也只是持續了四年便宣告結束，這也就意味著明朝的內部局勢在這四朝期間都是相對安穩的，並不存在戰火連綿不斷的現象。

那麼一不存在利息過高無力償還的問題，二不存在年年災荒的困境，即便受災，百姓頂多也就只需要度過災年，便完全可以實現自力更生，還上那沒有“利息”的“欠糧”，又何必去因為“幾鬥”的糧食承擔被問罪的“風險”呢？搬家逃亡更是得不償失。

《御製大誥》示意插圖

畢竟就洪武年間制定頒發的《御製大誥》以及《大明律》等刑法條例來看，其“所列凌遲、梟首、族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對於違法之事的處罰可是相當“重”的。——《明通鑑》

而“預備倉”制度自身又是“白紙黑字”的擺在明面上，若有問題相信統治者也很快就能發現，那麼也就只剩下了一種可能，就是“預備倉”的管理體系出了問題，即官員徇私舞弊，與地主豪強勾結並侵吞了這些糧食。

事實證明，當真如此。

就好比宣德三年（1428年），行在戶科給事中“宋徵”上奏，“數年來有司官吏與守倉之民或假為己有，或私借與人，俱不還官，倉廒頹廢”。——《明宣宗實錄·卷四一》

明朝官員示意畫像插圖

再比如宣德四年（1429年）八月，又有官員提出了同樣的問題，“比典守者以粟給民，不以時徵還官，或侵盜為己用，甚至倉廒多為風雨摧敗。”——《明宣宗實錄·卷五七》

這就足以表明“預備倉”的管理體系確實是出現了問題，即對官員的管理過於疏鬆，監察不力，從而讓官員有了可趁之機。且這個問題正是導致“預備倉”糧食“十處九空”，甚至“倉亦不在”的真正元兇。

官員通過管理體系的疏漏翫忽職守，甚至是與地主豪強相互勾結，通過虛報、造假等形式從中謀取利益，從而使得“預備倉”從一個造福百姓的“良政”變成了官員、豪強等謀取私利的“弊政”。

使其無法發揮出“救濟災民”、“造福百姓”的作用不說。更是極有可能導致真正的“災民”因得不到“救濟”而流離失所，甚至還會對明朝廷產生不滿情緒，揭竿而起，發動起義，赫然已經對明朝政權的穩固構成了嚴重威脅。

明英宗朱祁鎮示意畫像插圖

明英宗朱祁鎮改革預備倉管理體系

因此，既然已經發現“糧食不足”問題的根源以及其所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那麼自然就要對其進行相應的整改，可是在宣德年間，明宣宗朱瞻基卻只是採取了“遣官巡視郡縣預備倉

顧名思義，就是想通過加強“監察”的形式來遏制官吏的不法行為，但很明顯此舉的作用極為有限，往往監察官員前腳剛走，後邊地方官吏就繼續他的不法行為，儼然是治標不治本，只能暫時，卻無法長遠。

故而，在到了正統年間以後，明英宗朱祁鎮於正統五年（1441年）正式開始了大規模的“遣官修備荒之政”，打算從根本上開始，改善這官吏貪汙腐敗的不法行徑。——《明英宗實錄·卷六九》

首當其衝，就是派遣巡察官員對這些流落在外的“糧食”進行追償，且務求“根究的實，著落前後經手人戶供報追償”，既然地方官說百姓無力償還糧食，那就一查到底，總能找到源頭，如果真是無力償還的“災民”還好說，可以酌情加以“寬限”，甚至是不用償還。——《明英宗實錄·卷六九》

明朝罪犯被問罪示意漫畫插圖

但若是發現有“搪塞遮掩”，有糧不還，亦或者是徇私舞弊的現象，不但得如數償還，還必須“照例納米贖罪”，否則就會被“械赴京師，發戍遼東邊衛”。——《明英宗實錄·卷六九》

此舉雖然同樣是派官員巡察，但效果卻明顯要比明宣宗朱瞻基執政時期要好的多，畢竟其已經精確到了“糧食”的最終去向，而不是隻對官員自身進行考核，如此一來，地方官員弄虛作假的難度自然也就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除此以外，明英宗朱祁鎮還對吏部下了一道詔書，要求吏部凡“府州縣官考滿赴吏部者，並須開報預備官倉所儲實數及修築過陂塘堤岸等項”。意思就是把預備倉的糧食儲備數量，以及官吏在地方上的防災政績，都一併加入到了明朝官員考核體系中的“考滿法”當中。——《明英宗實錄·卷六九》

如若不符合要求，那麼官員在九年“考滿”之後自然也就無法進行下一步的“升遷調任”，甚至還得被調查問罪，就像明英宗所說的，“

如此一來，在朝廷的強勢干預之下，以往賑貸事務全權由地方官吏負責的狀況自然也就有所改觀，再加上巡察官員在地方明察暗訪，以及吏部在京嚴加考核，雙管齊下，相輔相成，極為有效的彌補了“預備倉”管理體系中比較弱的“監察”一項，地方官吏當然也就不敢再徇私枉法、作奸犯科了。

明朝富貴人家示意畫像插圖

明英宗朱祁鎮擴大糧食來源

與此同時，明英宗還曾下詔要求“凡丁多田廣及富貴良善之家，情願出谷粟於官以備賑貸者，悉與收受”，然後會相應的給其名義上的官職品級。——《明英宗實錄·卷六九》

這還不算完，於正統五年（1441年）同年十一月，明英宗又下達了“命法司問罪囚俱納米贖罪”，以及“民間所負官馬當徵者，暫令視馬直入粟，以備賑濟”的詔書。——《明英宗實錄·卷六九》

顯然是改變了以往單憑明朝廷出“錢”購買糧食補充預備倉的局面，對“預備倉”的糧食來源途徑進行了擴充，給其又加上了一條“捐納”之項。

可能很多人會疑惑，既然已經對“預備倉”的管理體系進行了整頓和改革，那麼循環體系不就相當於恢復了嗎，又何必再多此一舉，再增加“捐納”選項呢？難道明朝廷還想借此實現“創收”的目的？

其實不是。

災民示意畫像插圖

因為從明英宗執政時期的第一年開始，也就是宣德十年（1435年），先是四月份，“畿南、山東、河南、淮安蝗”；繼而到了五月，“浙江、蘇、松荒田稅糧減除二百七十七萬餘石

而且據《明史·英宗前紀》上的記載，截至正統六年（1442年），明朝幾乎每年都會有一部分地區遭遇旱災、水災、或者是地震、蝗災什麼的。

如此高頻的自然災害，勢必就會導致“災民”數量的急速暴增，而明朝預備倉糧食不足的現象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且短缺數量極為龐大，光憑明朝自身出錢購買糧食顯然不大夠。

更何況明英宗還曾下詔“減光祿寺膳夫四千七百餘人”，這也就意味著明朝的“財政體系”自身已經是略微有點捉襟見肘，又哪裡還拿的出太多的“錢”去購買糧食補充“預備倉”。——《明史·英宗前紀》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明英宗已經意識到了“大明寶鈔”所引起的“通貨膨脹”的嚴重性，只不過當時的明朝並未形成完備的貨幣回收體系，所以明英宗還並未確定“通貨膨脹”的問題到底是出在了哪個環節，所以只能儘可能的減少其印刷量。

故而，也就只能想辦法擴大“預備倉”的糧食來源途徑，使得明朝可以在實現救濟百姓的目的同時，還能儘可能的減少“財政支出”。畢竟不管怎麼說，“預備倉”終究還屬於“賑貸”，固然不一定能完全收回，但相較於單純的“賑濟”，顯然“賑貸”要好太多不是嗎？

明朝官員示意畫像插圖

結束語

綜上所述，相信大家不難發現，明英宗朱祁鎮對明朝“預備倉”管理體系的改革之所以能夠成功並取得一定成效，其原因就正是因為明英宗能夠真正的抓住問題的根源，繼而從根本上去著手解決“預備倉”糧食不足的問題。

一邊嚴格整頓吏治，打擊了明朝預備倉管理體系中積弊已久的官員貪腐問題。

另外一邊又因糧食不足問題積弊已久，空缺太大，亦或者是“通貨膨脹”的趨勢已經顯露，所以也就只能想方設法的將“預備倉”的糧食來源途徑進行擴大，為預備倉循環體系的良性循環增加一份額外的保障。

從而讓“預備倉”糧食不足的問題在正統年間得到了有效的緩解，並在一定程度上發揮出了其救濟災民、造福百姓的作用，使得百姓不至於在遇到災荒之時，因無米下鍋而流離失所，甚至是對朝廷產生不滿，繼而揭竿而起，發動起義。

屬實對明英宗維持社會秩序。安撫民心等方面都具有著極為積極的意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還能起到鞏固政權統一的作用。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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