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子：凡度权量能，所以征远来近。立势而制事。必先察同异之党;别是非之语;见内外之辞。知有无之数;决安危之计。定亲疏之事;然后乃权量之。其有隐括，乃可征、乃可求、乃可用。
只要善于揣度人之权谋和考量人之才能，就能吸引远近人才为我所用，为统帅者。要造成一种声势，制订事业目标，这是网罗人才的前提，然后考察此人与哪些人意见相同。与哪些人意见不一;考察此人对是与非的判断;考察此人对内对外的言辞有什么差别。通过这些可以得知此人的虚实有无。
还可以令此人决定事关安危的计谋，考察其设谋决断的能力;还可以问此人与谁亲近和与谁疏远，考察其处理人事关系的能力。最后，把以上情况综合起来加以衡量，就可对此人的综合素质进行大致的判断。最值得重视的，是那些具有“可塑性”的人才。
对于可塑之才，可以征召，可以聘请，可以使用。
春秋时期，楚国人卞和为国献宝玉，楚厉王与楚武王有眼无珠，卞和一献失左足，再献失右足。幸好贤明的楚文王即位后，主动召卞和进宫，并慧眼识玉，这块宝玉才没有被埋没。楚文王为表彰卞和几次冒死献宝，就将这块宝玉命名为“和氏璧”。
真正有才能潜质的人，往往就像那块“和氏璧”一样，一眼看上去平淡无奇，只有通过有识之士的发现、举荐和精心培养，才能展现出真正的才华和价值。
春秋时期，晋国有个大夫叫祁黄羊，很善于举荐人才。有一天，晋王问他：“你觉得谁适合做南阳县令?”
他说：“解狐。”晋王奇怪地问：“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
他说：“我只推荐合适的人，不管他是不是我的仇人。”
解狐上任以后，非常称职，百姓们都很满意。后来，晋王又问他：“谁做京城的尉官合适呢?”
他说：“祁午。”晋王又问：“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他还是说：“我只推荐合适的人，不管他是不是我的儿子。”
祁午上任后，果然也很称职。孔子知道这件事后，称赞他说：“祁黄羊推荐人只看才能，不论亲仇，说出的话经得起事实的考验，真是个诚实可信、大公无私的人啊!”
人们常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说明伯乐难找，其实伯乐也难当。如果祁黄羊不从社稷利益出发，他就很难做到唯才是举了。因此，当好伯乐，必须先做品德高尚的人。
人才问题关系到国家兴衰之大事，墨子云：“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可见人才的重要性。人才是一种资源，更是一种财富。
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大都是善于用人的高手，唐太宗李世民就深谙此道。唐太宗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所以他很重视选官用人。他求贤若渴，为了改善吏治，争取各地主集团的支持，他选拔任用了许多有才能的人担任中央要职。
这些人出身不同，代表了各种地主势力，有原秦王府的臣僚，有追随李建成反对他的政敌，有关中军事贵族和南北士族，也有出身低微的寒门人士。
因为唐太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拔人物不私于党”，以才取人，甚至破格用人，所以贞观时期人才济济，出现了一批对国家的治理有杰出贡献的著名将相，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徵、李勣等。这些谋臣猛将为李唐王朝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保证了唐朝的政治稳定和各种政策的施行。这与“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的。
为统帅者，必须得到人才的辅佐，才可能成就大业。要得人才，首先要识人才，这就需要有鉴人之术，正如鬼谷子所言，“凡度权量能，所以征远来近”。为统帅者若不能鉴人识人，便是身边人才济济，也会视而不见。
无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若要取得进步和发展，都要善于发掘和运用各种人才。作为领导者、统帅，要想取得成功，都必须善于发现人才，网罗人才，礼待人才，并且大胆使用，因才授职，尽其所长。如果不善用才，即使人才多如过江之鲫，对国家和企业也是起不到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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