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宜布無條件投降後,同盟軍於第二年一月授權遠東盟軍最統帥麥克阿瑟頒佈特別通告,宣告成立團際軍事法庭。同年五月三日正式開庭,對日本主要戰犯進行了兩年多的審判,最後將東條英機等七名罪大惡極的甲級戰犯處以絞刑。
1948年12月23日,在東京巢鴨監獄刑場,他們被押上絞架,結束了罪惡的一生,然而,從他們被判刑之日起,在日本,就有少數人為其不平,鳴冤叫屈,企圖為他們的罪行翻案,這股暗流一直存在於日本社會之中。七名甲級戰犯的骨灰被盜,就是最明顯的一例。許多事實的真相正在逐步大白於世人面前。
東條英機等七名甲級戰犯被處絞刑後,當天拂曉,美軍把他們的遺體用卡車運往橫濱市久保山火葬場火化。早在一個月前宣佈判決時,陸軍大將小磯國昭的法庭律師三文字正平等人的密謀活動就已開始。
他們策動東條英機的美籍律師向麥克阿瑟提出把骨灰歸還遺族的要求,遭到拒絕。他們又策劃偷盜七名甲級戰犯的骨灰,三文字等人從檢察官中獲悉:七名甲級戰犯的屍體將在橫濱久保山火葬場火化,於是,他們立即對周圍的情況進行偵察,發現在火葬場附近有一座名為興禪寺的寺院,而寺院的住持市川伊雄,過去曾經協助海軍開展過精神教育。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理戰犯時,作曾多次出庭旁聽,三文字決定找這個老朋友幫忙。
他根據來自檢察官中的情報判斷:處刑日期不會在聖誕節之後,也不會在聖誕節當天或前夕,很可能是二十三日這天。於是,三文宇私訪興禪寺,找市川進行商談。他們把曾經是軍人的火葬場場長飛田美善也找來,三人一起進行密謀。飛田聽了他們的要求之後,表示願意協助盜出骨灰。
第二天,他們三人聚集在三文字家,進一步研究具體計劃,並把一筆“經費”交給了飛田。經過一番精心策劃之後,12月23日凌晨,三文字和市川悄悄地來到興禪寺,觀察火葬場的動靜。
早上7點左右,果然,一輛運送屍體的卡車出現在火葬場。接者,在美軍警備森嚴的情況下進行了火化。飛田等人趁美軍不注意的機會,把七名甲級戰犯的骨灰偷出來,分別裝入了七個小罈子內,立即藏在火葬場的一角,由於他們燒香時被美軍發現,結果,把骨灰罈收回,放進了火葬場後院的“供養冢”中。
盜竊骨灰的陰謀失敗後,他們並不死心,又想出了第二招,決定利用二十四日聖誕節前夕美軍戒備鬆弛的時機,從供養冢裡再次偷出骨灰。當晚十一時許,三文字和市川悄悄潛入火葬場內飛田的宿舍,由飛田帶領從供養冢頂部的洞中偷出了骨灰罈,封在一個木箱裡,表面貼上三文字在上海戰死的外甥三文字正輔的名字,進行了偽裝,由市川秘密供奉,伺機外運。後來,又有人協助轉移到熱海地區的伊豆山上興亞觀音裡保存。
1958年,在甲級戰犯松井石根的故鄉,愛知縣前縣議員三浦公山和愛知縣幡豆町町長牧野健吉等人的支持下，在幡豆町三根山頂選定了修建墓碑的地址。1959年9月由清漱一郎、三文字正平、營原裕、林逸郎等人聯名發出為甲級戰犯修建墓碑的倡議。
翌年七月十七日在這裡建成了座高約四米的墓碑,被判無期徒刑(後保釋出獄)的甲級戰犯荒木貞夫親自為這塊墓碑寫了“殉國七士墓“五個大字。當地的“國七士奉贊會”印發的小冊子說,這塊紀念碑是在幡豆町和自衛隊的協助下建成的。至此,這七名雙手沾滿亞洲各國人民鮮血的戰犯變成了“殉國”英雄。
曾經被關押在巢鴨監獄裡的戰犯、原大本營海軍參謀實松讓在他的著書中回憶說,當年,為了處決日本的主要戰犯,巢鴨監獄裡專門修建了五個絞刑架。東條英機等戰犯都是在這裡被處絞刑後,一批舊軍人為了“安慰被判刑者的英靈”,策劃要把這一地區作為日本的“史蹟”而保存起來。
1952年11月,前陸軍少將福島久作和津田耕重等人同在押的一些甲級戰犯協商之後,提出了一項計劃。要求把判處戰犯的刑場遺址同監獄分離開來,設成為一個“聖地”,以便日本“國民能夠自由進行參拜”,“計劃在五個絞刑架遺蹟處修建墳墓或石碑”而且要求作為“國家的事業”,由一流的設計師和技術人員來完成。
這一計劃獲得了監獄負責人川上悍所長的同意,不久,在原刑場處修建了五個墳墓,還植上了樹,當時川上考慮到外部的反應,未敢同意在外牆鑲上紀念刑場的文字說明,認為“為時尚早”。但是內部的祭奠活動卻早已開始。
1955年4月30日,甲級戰犯的遺族首次前往刑場遺址進行參拜。當時在押的甲級戰犯賀屋興宣和前陸軍中將佐藤賢了等人也曾和東條,土肥原、松井、板組,木村等甲級戰犯的家屬一起燒香參拜,祈禱戰犯的“冥福”。
1959年2月,一批舊軍人向法務大臣提出請願書,要求在這裡擴大合祭被判刑的全部戰犯。
1964年6月22日,以賀屋興宣為會長的日本遺族會等七個同舊軍隊有關的團體再次向日本政府提出陳情書,要求“保存戰犯處刑場遺址,”建碑“記載審判概要”,並“修建一小祠堂記下七月三日正式獲得內閣會議的同意。”
在這種情況下,上述七團體於一九七一年二月正式向東京都知事提出了同樣內容的陳情書。一九七六年九月三十日,“刑場遺址保存會”向豐島區議會提出了“關於保存刑場遺址和建立紀念碑的請求”,要求把戰犯作為“戰爭犧牲者”來祭祀。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六日,豐島區議會建設委員會根據內閣會議的批示,公佈了紀念碑的設計和碑文……這一系列的動向起了日本廣大群眾和部分在野黨的強烈反對。掀起了反對修建戰犯紀念碑的群眾鬥爭,各界人士舉行緊急集會、散發傳單,同政府有關部門進行交涉,堅決反對修建這塊美化戰犯的紀念碑。
儘管如此,豐島區議會建設委員會依靠多數議員的投票通過了修建紀念碑及碑文的方案,終於在1980年6月17日在公園裡建成了這塊紀念碑。當地的群眾團體向法院起訴,指出它是一塊“戰爭紀念碑”,隱藏著把戰犯美化為“戰爭犧牲者”把侵略戰爭粉飾為“聖戰”的企圖。
1982年5月50日,又有一塊全面肯定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的“大東亞戰爭陣亡者之碑”公然在九州地區間世。這塊耗資6600萬日元修建的高七點三米、重一百三十噸的巨大石碑,坐落在福岡中央區。碑文這樣寫道：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遵為萬世謀太平之詔書,吞飲萬斛淚水迎終戰。爾後,孜孜不倦三十六載,致力於祖國之再建,今已成為世界大國。此次大戰乃一場為自存自亡不顧日本國之存亡,為解放受虐待之民眾、謀求萬邦共榮之聖戰。雖沉淪於敗戰悲境，然亞洲民眾相續羸得獨立與自由之榮光,此乃世界史上未曾有之莊嚴歷史事實。……我們要把對英靈的崇高精神與偉大業績抱有的無限敬慕和感謝之情,永遠傳祭下去…。”
幾乎同時,在福岡市內豎起了一個高約三米的廣田弘毅的銅像,把這個甲級戰犯奉為“偉大的先覺者”。
總之,他們把給亞洲各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侵略戰爭歪曲成日本為“自存自衛”和“解放”亞洲的“聖戰”;把“戰敗”改成了“終戰”;把罪大惡極的甲級戰犯美化成“民族英雄”完全推翻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
總結：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幾十年了,在今日之日本仍然存在著這樣一些動向,令人不禁感到“戰後的處理”是不徹底的,也就不難了解包括甲級戰犯在內的一於多名戰犯的靈位也作為“昭和殉難者”放進靖神社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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