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向长沙进击，先后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平江的龙门厂、浏阳的白沙、东门市等地。
由于当时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敌强我弱，加上群众缺乏作战经验，起义军某些指挥员指挥失当，新收编的第四团在战斗中又临阵叛变，致使起义军受到严重挫折。
起义军何去何从？是执行中共中央原来的决定，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继续进攻长沙以避免背上“逃跑”的罪名，还是从敌我力量悬殊的客观实际出发，实行必要的战略退却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
9月14日，毛主席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
19日晚，在文家市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移，以保存革命力量。
文家市转兵，实现了从进攻大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转变，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毛主席在那个革命生死攸关时刻的关键抉择，无不展现了他伟大的求实精神和勇于坚持与担当的英雄气概。
起义军在向南进军途中，处境十分困难，在江西省萍乡县芦溪又遭到敌人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
秋收起义时在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团二连当班长的赖毅（后来的开国中将）回忆：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一营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机会全部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上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转兵途中，毛主席一直在思考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多次找人聊天，交换意见。他找得最多的，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连的连指导员何挺颖。
何挺颖
何挺颖的政治思想工作能力很强，他所在的连队政治气氛浓，连队没有一个逃兵。
何挺颖对毛主席说：“部队接连打了一些败仗，军力锐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支队伍失去党的领导，最重要的问题是党对队伍的领导权问题。”“要从军队的党组织去考虑。现在部队中党的组织太少，党员人数也不多，这样就抓不住士兵，抓不住部队。要把党组织建到每一个连队。”
毛主席又与宛希先、张子清、陈浩等干部交流意见后，遂决定要把党组织建到连一级，坚定了打造一支新型革命军队的决心。
9月29日，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原有5000多人的起义部队，只剩下不足1000人和48匹战马。
第二天，毛主席就在三湾村协盛和杂货铺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三个：一、整编部队。将原来的一个师缩为一个团，即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二、党支部建立在连上；三、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
“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确立后，军队面貌大为改变。从此，一群成分复杂的旧军人，被改造成了有革命理想的人民子弟兵。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总结：“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亲历过秋收起义的罗荣桓元帅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总结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如果不是这样，红军“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三湾改编时，原来的一个师缩为一个团，即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是陈浩，党代表是何挺颖（还兼任着第三营党代表）。
可见何挺颖当时的地位之高。
参加过秋收起义的张宗逊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作为黄埔五期毕业生， 二十四师新兵营被编为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卢德铭）第三营后，任第十连副连长。所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未成， 转入江西修水，升任第十连连长。9月9日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29日三湾改编，我任第一团团部参谋，继续南移；10月3日进宁岗县城，调任第四连（即特务连，连长曾士峨，党代表罗荣桓）副连长，24日随毛泽东到达井冈山大井村。此时，何挺颖任第一团党代表”。
张宗逊后来是开国上将，他与何挺颖同为陕西人。张宗逊是渭南人，何挺颖则是汉中南郑县人。何挺颖要不是过早地牺牲了，开国授衔时至少应该是大将。
鲜为人知的是，何挺颖还曾是毛主席的搭档。
1928年3月，正当井冈山根据地日益巩固之际，湖南特委派出一个叫周鲁的特派员来到井冈山，批评毛主席“行动太右”、“烧杀太少”，宣布取消前敌委员会，撤销了毛主席的前委书记之职，更令人震惊的是，周鲁居然宣布开除毛主席的党籍。
据周鲁讲，他来时看了中央文件，中央决定开除毛主席党籍，他是来执行的。由于在特殊年代，一般没有绝对把握不随身携带文件，多靠口头传达。
毛主席被开除党籍后，又不能不安排职务，因为他在党内、军队内，特别在井冈山根据地群众中享有无可替代的威望。迫于形势，只得安排毛主席担任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师长，何挺颖被任命为师党委书记，也就是后来的政委。
我们都知道，战争年代，毛主席在军队中的职务主要是政治方面的。这是毛主席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担任军事首长。此时他的搭档，就是比他小12岁、生于1905年的何挺颖。
连党支部会议也无权参加了，毛主席的痛苦可想而知。
毛主席仍然执行湖南特委的命令，率部从江西进入湖南，支持那里的暴动。4月上旬，毛主席在湖南却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原来特派员周鲁对中央文件作了错误的传达，文件是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由瞿秋白主持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的决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未“开除党籍”。
1956年9月10日，毛主席在“八大”预备会上曾谈起这一段难忘的往事：“‘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1928年4月底，由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暴动部队近万人，到达了宁冈龙市，与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为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主席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十、十一、十二等三个师。
其中十一师的党代表，就是何挺颖。
何挺颖参加了井冈山历次“反围剿”斗争，亲自指挥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为保卫井冈山根椐地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1929年1月24日，何挺颖在江西大庸岭战斗中身负重伤，时因环境险恶，作战频繁，在一次夜行军转移中受敌军阻击而牺牲，年仅24岁。
牺牲前，何挺颖的身份是红28团的党代表，是团长林彪的搭档。
当年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大学生共有16人，他们是：北京中法大学的陈毅，山东青岛大学及武昌中山大学的罗荣桓，北京大学的李却非、伍中豪、邝鄘、谭衷、刘霞，北京师范大学的邓贞谦、北京私立国民大学的朱亦岳，上海大同大学的何挺颖，上海复旦大学的游雪程，南京南方大学及上海法政大学的谭梓生，重庆中法大学的徐彦刚，湖南益阳信义大学的曾士峨，上海持志大学的王良，湖南南华大学的周鲂等。
这16人中，除陈毅、罗荣桓2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元帅军衔外，其余14人都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何挺颖就是其中之一。
另外，有41名黄埔军校生曾在井冈山斗争中叱咤风云，他们是卢德铭、张子清、余洒度、苏先俊、伍中豪、徐彦刚、陈浩、陈毅安、张宗逊、谭希林、陈龙鹤、范树德、曾士峨、游雪程、刘型、王良、陈伯钧、吕赤、徐恕、黄子吉、王尔琢、王展程、朱云卿、杨至成、刘之至、林彪、唐天际、戴诚本、肖劲、朱舍我、段辉唐、袁崇全、陈东日、邝鄘、李天柱、陈俊、曹福昌、刘铁超、资秉谦、邓萍、贺国中等。
这41名黄埔生，解放后幸存的仅有8人，他们是林彪、杨至成、张宗逊、陈伯钧、唐天际、谭希林、刘型、范树德。（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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