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的《師友雜憶》是一部既可以做史料用，又可從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慰藉的經典民國學人回憶錄。但所謂“孤證不立”，《師友雜憶》中的歷史敘述也一樣需要經過仔細的檢視和考訂，其中有相當多的細節需要參以其他史料作進一步考辨析，比如錢穆為亡友朱懷天編“紀念集”一事。
《師友雜憶》書影
朱懷天名允文，松江西門外錢涇橋人，1916年8月起在無錫梅村縣立第四高等小學教書，和錢穆為同事兼摯友。1920年朱懷天離開學校，欲往新加坡謀事，但因“背生疽返家”，卻緩於求醫，到8月3日竟不治而卒，年僅二十三歲。對朱懷天的身後事，《師友雜憶》中的記述為：
檢其遺書。懷天有日記，餘摘取其間要語，並餘兩人之《闢宥言》、《廣宥言》共四篇，及《二人集》，合併為一書，名《朱懷天先生紀念集》。除學校師生外，並分贈當時國內圖書館。日記則由余保存。對日抗戰時，餘家藏書盡失去，懷天日記亦在內。不知其紀念集他日尚可檢得否。
錢穆的回憶明確說有《朱懷天先生紀念集》一書（以下簡稱《紀念集》），但現在我們能讀到的朱懷天的集子名為《松江朱懷天先生遺稿》（以下簡稱《遺稿》），那麼兩書究竟是何關係。這就需要從兩人既“闢”之，又“廣”之的《宥言》一書談起。
《宥言》一書乃吳在所作，他是朱懷天在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學校二部讀書時的老師，對朱懷天的思想影響極大，據《申報》廣告，1918年3月《宥言》出版。錢穆讀到《宥言》應在1918年4月，據朱懷天日記雲：
公之吳師既以《宥言》寄來，讀未竟，賓（四）曰：以其所思者作《闢宥言》三千言。讀之與私心刺謬者，因更作《廣宥言》一篇，約得六七千言，皆就《闢宥言》所言者，而更闢之。曰：廣為繼公之言後也。此篇之作亦所以示志也。初讀《闢宥言》，擬即此而止，無所闡發。既成數段，亦擬作後以自省，而不為賓四見。時賓四適以事歸，既來校問於《闢宥言》有所說乎？則囁嚅不能出口，意不欲見人也。終以賓四之相問，有不能已者，因出示之，而附作意於篇首，庶以知其所由作也。
從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在錢穆讀《宥言》後，確實寫有《闢宥言》一篇以作回應，而朱懷天亦作《廣宥言》一篇闡發其師的看法，對錢穆再作回應。但《遺稿》中收錄了《廣宥言》，卻無《闢宥言》，更未見有《續闢宥言》和《續廣宥言》存在的蛛絲馬跡。筆者依據《遺稿》內容只能推測《遺稿》是《朱懷天先生紀念集》最後成形付印的“縮編本”。理由有三：
第一，《遺稿》中收入了錢穆挑選整理的朱懷天日記要語、《廣宥言》和朱懷天的一部分詩詞，論著和翰札，錢穆《師友雜憶》中提到的自家文章則一字未收，由此可謂為“縮編”。
第二，所謂《二人集》應是存在的，在朱懷天日記中有抄寫“二人酬唱錄”，“全計得詩六十八首，詞一首，凡我與賓四日常言行之可錄者，可記者，要不外是矣”等記錄。錢穆在給《遺稿》所做序言中亦兩次提到“二人酬唱錄”。
第三，據錢穆回憶《朱懷天先生紀念集》除學校師生外，分贈當時國內各圖書館。筆者所見《遺稿》中有江蘇無錫泰伯市圖書館寄贈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圖書館（民國十年九月廿七日）的字樣。
綜上錢穆可能編過一本他所說的《朱懷天先生紀念集》，但出於種種原因，最後成形付印的時候抽去了錢穆本人所作的文字，變成了僅留下朱懷天自己文字的《遺稿》。錢穆為何這樣做？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他身體有恙，不能從容行事，對此錢穆為《遺稿》作的序言有清楚交待：
懷天性好詩，其日常起居瑣節以及意興議論之所到，往往見諸詩。懷天既與餘同事，其日常起居幾若形影之不相離，而意興議論之所到，亦多與餘有交關出入焉，故其詩亦以與餘唱和者為多，餘二人所鈔“二人酬唱錄”者是也。餘擬為懷天作一《傳》，為其《遺集》作一《序》，又編鈔其詩為《懷舊錄》，入《遺集》中。不意初動手而咯血，又患腦衰，不能卒事。今者期限促迫，諸同人將為懷天集會追悼，而懷天遺集亦將於是日勒訂成冊，終不能待餘從容為《傳》、《序》，我病未愈，終不能執筆成意。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錢穆在編朱氏遺稿的過程中，曾給吳在去信，懇求他為學生遺稿作一序言。但被吳在拒絕，且吳在復書雲：“去秋懷天死未逾月，其兄來書徵懷天遺稿，在無以應。今先生徵序，在又無以應”（按，在《錢穆先生全集·素書樓餘瀋》中收入了錢穆為《遺稿》所作《序言》，但後附的錢穆去書與吳在復書均被刪去）。吳在這種一拒再拒的消極態度雖被他自己解釋為“一念及懷天，中心悽楚，不能自已，一也；懷天所言多在之所欲言，今衰其所言可數卷，在不知為何辭贊之，二也；人事倉卒，每一凝思，輒有所阻，三也”，但恐怕這些解釋並不能讓與朱懷天感情甚篤的錢穆滿意。錢穆的不滿情緒在日後《師友雜憶》的行文間也會有所表露，比如他提到：“1930年餘去北平燕京大學任教，時吳公之在清華，然餘聞其日常生活頗為消極頹唐，不復似往日懷天之所語，竟亦未與謀面”。
由此《廣宥言》為朱懷天作品，錢穆編《遺稿》不得不收，但錢穆自己因讀吳在《宥言》而作的《闢宥言》是否需要收入，恐怕他就要費一番斟酌了。顯然最後的結果是錢穆選擇了放棄，且就筆者所見此文未編入他的任何文集中，也造成了研究者欲藉此一窺錢穆早期思想的遺憾。當然《朱懷天先生紀念集》是否另有其書或有待更多的史料發掘，但就目前史料看，以上梳理可為暫時的結論。
本文獲華東師範大學江南文化研究院專項課題“明清以來松江歷史文書檔案整理資助”項目支持，項目編號：ECNU-JNWH-201906，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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