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博「秦漢文明」展之「文治武功」篇精品賞析(2)

西漢「皇后之璽」玉印是陝西曆史博物館的鎮館之寶,1968年陝西省咸陽市韓家灣公社一名叫孔忠良的小學生,在放學回家途中,無意間在路邊的草叢裡發現,並把它上交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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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印螭虎鈕,方形印臺上刻雲紋,印文篆刻「皇后之璽」4字。此印出土於漢高祖與呂后的長陵附近,推測該玉印為呂后所有。據文獻記載,皇帝璽印和皇后璽印為螭虎形,與此印形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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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認為六璽制形成於西漢末年。關於皇帝六璽的用途,皇帝三璽面向國內使用,天子三璽用於祭祀事宜和對外事務,其中「皇帝行璽」在任命諸侯王及以下官員和派遣使者時使用;「皇帝之璽」在賜書給諸侯王時使用;「皇帝信璽」在發動郡國軍隊、調用兵器時使用;「天子行璽」在賜予外國君主官爵時使用;「天子之璽」在祭拜天地鬼神,賜書匈奴及外藩王時使用;「天子信璽」在向外藩軍隊下達動員令時使用。皇帝六璽制度被後世王朝所承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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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995年江蘇省徐州市獅子山楚王陵出土了西漢早期「楚司馬印」青銅印(徐州博物館藏),「楚司馬」為楚國軍隊職官,應是都尉屬下,主管軍政。《漢書·吳王濞傳》記載,七國之亂時,吳初起兵,吳王的「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行間候、司馬」,據此可知,諸侯國中「司馬」是軍中直接統兵的官職,地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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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墓出土的西漢早期「楚候馬印」青銅印(徐州博物館藏),「楚候」是楚國軍隊中直接統兵的職官,地位不高,秩為六百石。獅子山楚王陵出土近百方「楚候之印」銅印,顯示了楚國當時雄厚的軍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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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墓出土的西漢早期「楚騎千人」青銅印(徐州博物館藏),「楚騎千人」是楚國軍隊中直接統兵的職官,地位較低,秩為六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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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墓出土的西漢早期「楚太史印」青銅印(徐州博物館藏),秦漢時期,太史為奉常(太常)屬官。「楚太史」為楚國宮廷職官,屬奉常屬下,掌管王國典禮,起草重要文告、文件,管理秩祿、禮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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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墓西側第1耳室出土的西漢早期「楚中尉印」封泥(徐州博物館藏),共約10枚。漢代中尉主要負責京城的治安。諸侯王國的中尉掌握兵權,是王國軍隊的主管者,王國出兵時常任命中尉為將帥,其地位和丞相、內史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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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墓出土的西漢早期「楚太倉印」封泥(徐州博物館藏),太倉市負責糧食管理的職官,為治粟內史屬官。「楚太倉印」封泥表明,楚國當時也設立有「太倉」,「楚太倉印」當是楚國負責糧食管理的最高官員使用的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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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墓出土的西漢早期「楚御府印」(徐州博物館藏),「御府」為少府屬官。「楚御府」屬楚國宮廷職官,掌管錢帛和各種服具的出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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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墓出土的西漢早期「楚永巷印」(徐州博物館藏),永巷為皇帝眾姬妾的居所。皇帝、太后、長公主下面均有永巷。漢代宮廷永巷有兩處,一出屬於皇帝,歸少府管轄,一處屬於後宮,歸詹事府管。「楚永巷印」證實諸侯王國的少府和詹事下也設有永巷,楚永巷為楚國宮廷職官,屬服務楚王和後宮的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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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早期「楚都尉印」(徐州博物館藏),都尉為統兵武館,戰國秦、趙、魏等國置有都尉,地位略低於將軍。秦漢時期,都尉屬高級武官。將軍地位高,用金印,都尉地位略低,用銀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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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時王國官職的設置基本上仿照中央。獅子山楚王陵出土近200方印章,涉及楚國宮廷職官、軍隊職官和王國屬縣職官,證實《漢書》關於諸侯國「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和「群卿大夫都官如漢朝」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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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湖北省雲夢縣吳鋪鄉趙許村出土漢代「關內侯印」金印(湖北省博物館藏),關內侯為爵名,屬世襲爵位,戰國時秦國始置。爵制源自周代,兩週時期實行的是五等爵制(公侯伯子男),商鞅變法時設定二十等爵制。漢承秦制,亦行二十等爵制,只是為漢武帝諱將徹侯改為列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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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內侯列第十九級,位於徹(列)侯之次,通常是對立有軍功者的獎勵,封有食邑,可按規定戶數徵收租稅,但無封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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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二十等爵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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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豐縣尼雅遺址出土的東漢「司禾府印」煤精印(新疆博物館藏),鼻鈕,方形印臺,印面陽刻篆字「司禾府印」4字。漢代在西域設立都護以來,西域各地的屯田事務均由都護掌管,先後設置了許多校尉、都尉,專門領統各地的屯田,並設置宜禾都尉。「司禾府印」的出土表明東漢時期在民豐縣尼雅附近一帶也曾設置有屯田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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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奉節縣出土東漢「漢歸義賨邑侯」金印(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駝鈕,方形印臺,印面陰刻篆字「漢歸義賨(cóng)邑侯」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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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賨邑侯」之名見於《三國志·魏志·武帝紀》,《輿地紀勝》卷1621引《晉中興書》:「賨者,廩君之苗裔也……秦並天下,薄其稅賦,人出錢四十,巴人謂賦為賨,遂因名焉。」由此可知,賨人即巴人。此印應是東漢朝廷頒賜賨人首領的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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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新疆自治區沙雅縣出土漢代「漢歸義羌長」銅印(中國國家博物館藏),臥羊鈕,正方形印臺。印面陰刻篆文「漢歸義羌長」5字,表明此印是漢政府發給羌族首領的官印,其中「歸義」是漢政府給予其統轄的邊疆少數民族首領的一種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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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是中國古老的遊牧民族,種號繁多。漢代羌族主要集中在河湟、塔里木盆地以南至蔥嶺西域地區、隴南至川西北地區,與中原王朝關係密切,西漢景帝時曾將歸附的羌人安置到羌道諸縣,武帝時期設置管理羌族事務的護羌校尉,其後雖有中斷,但一直存在至東漢末年。從出土地點及印文字體等判斷,此印很可能是東漢政府頒發給西域地區羌族首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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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雲南省晉寧石寨山滇王墓出土西漢「滇王之印」金印(中國國家博物館藏),蛇紐,方形印臺,印面陰刻篆文「滇王之印」4字。晉寧縣漢代屬益州郡,《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發巴蜀兵臨滇,滇王投降,西漢在滇國區域設置益州郡,賜滇王王印,使其繼續統領滇國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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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所賜「滇王之印」,滇王代代相傳,不能用以隨葬。此印製作不精,字體亦不夠嚴謹,可能是用以隨葬的仿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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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內蒙古包頭市召灣出土西漢「單于天降」陶瓦當(中國國家博物館藏),瓦當為四扇格十字當面,篆書「單于天降」4字。「單于」是匈奴最高統治者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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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武帝時期對匈奴的大規模用兵,加之自然災害,匈奴勢力急劇衰落。漢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韓邪單于朝漢於甘泉宮,稱臣侍漢,漢朝「蟲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之上」,開啟了漢匈關係的新篇章。「單于天降」瓦當應與呼韓邪附漢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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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與匈奴爭鋒,漢王朝從中亞進口良馬以期改善中國軍馬供應。西域大宛國(今哈薩克斯坦費爾干納地區)出產的汗血寶馬最受漢朝青睞。目前出土的兩漢馬俑,都具有「胡馬」特徵,身材高大健碩、長頸豎耳。1990年四川省綿陽市何家山2號崖墓出土,綿陽博物館藏這件東漢青銅馬(及牽馬俑),是目前發現的漢代最高大的青銅馬,形態上當屬胡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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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馬的眼睛塗黑,長頸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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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分為頭、胸、腰、腿等9個部分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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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用鉚釘連接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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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身各部分連接處殘留有硃色繪畫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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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馬俑頭戴平頂冠,身穿右衽短袍,左臂掛長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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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文中照片皆為作者四庫全叔拍攝。注2、文字參考展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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