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2020年2月末，新冠病毒COVID-19終於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即突破了某個國際傳播的臨界點，正式成為全球大瘟疫（“pandemic”）。發展到今天，“主戰場”已經從中國本土轉移到其他國家。
過去一兩月集體經歷疫情的中國人突然可以用一個不太一樣的視角看待這次事件了。
幾點觀察：
一、中國突然進入了新的階段：外防輸入的焦點可能轉為境外
二、中國對COVID-19的應對標準在影響全球應對行為
三、中國的舉國抗疫體制是其他國家無法模仿的
四、一定會有全球化的標準應對
五、COVID-19作為長期存在的全球傳播病，使得疫苗研發更有可能落地
六、可能引發全球經濟衰退
七、可能引發全球政治變動
八、各國可在可能的範圍內爭相學習中國模式
九、中國可以且應當輸出防疫能力與資源
再展開前，先看看這一兩天發生的事件。
- 美股大跌。道瓊斯此時下跌過千點，本週跌幅超過4000點，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表現最差的一週。暴跌代表了資本市場對全球瘟疫的恐慌及對前途的悲觀。美國經歷上次週期已經十餘年，所有人都在問這次上升週期何時會結束。目前看，這場疫病很有可能正式結束美國這一輪週期，並使美國進入衰退。
- WHO將COVID-19疫情的全球風險級別由“高”上調至“非常高”。目前中國境外已有4,351例病例
- 韓國單日新增確診571例（超過中國大陸合計），全國累積確診超過2300例。韓國疫情集中爆發地已儼然成為韓國的武漢，甚至可能成為韓國恐怖片《流感》中的盆塘市
- 意大利新增250個病例。多個國家暫停與意大利的航班往來。旅遊業佔意大利GDP的13%，預計意大利經濟將受到重創。同時意大利也是與全球經濟緊密聯繫的國家，疫病已經通過意大利傳播到多個國家（包括南美/巴西昨天的首例，以及非洲人口最大國尼日利亞今天的首例等等一干國家
- 美國加州確診了第一單頗為神秘的本地傳播案例（無出境訪問記錄或相關接觸史）。美國CDC一再表態稱COVID-19在美國傳播是“不可避免的”。Trump也正式對疫病做出回應，並委任副總統Pence統籌疫病防控。今天，衛生部一個“吹哨人”指出在接受撤僑人士時，相關人員沒有獲得足夠的培訓，同時設備不足，程序步驟有重大紕漏，可能導致病毒流入及傳播
- 伊朗共有388宗確診，死亡病例高達34例，並且有多位國家級別官員感染。伊朗自伊斯蘭革命以來首次暫停了星期五祈禱。中東許多國家關閉與伊朗的航線
- 日本新增案例不多（14例），但宣佈北海道進入緊急狀態
- 這兩天，有許多國家出現了首例確診案例，包括立陶宛、斯里蘭卡、比利時、荷蘭、尼泊爾、新西蘭、阿塞拜疆、北馬其頓、阿富汗、愛沙尼亞等等
另外，仔細看其他國家的應對，還可以發現許多有趣的事情，也和各國的國情、能力有關。
1、日本：日本確診病例的緩慢增長顯然與日本的應對與檢測方式有關。值得注意的是，臺灣今天確診兩名，其中一人是近期到日本大阪旅行的居民返臺後出現症狀求醫確診的，這說明日本可能已經有很多病毒在社區流傳，疫情遠比想象中嚴重得多。日本的檢測標準和口徑最後肯定需要和全球進行匹配，不能說全球都在防疫，日本不防疫，像鴕鳥一樣把腦袋紮在沙子裡自欺欺人。最後診斷標準與全球匹配後，日本很有可能出現“爆發式增長”，真實案例浮出水面。所以，目前是個看不見的定時炸彈，它和1月上旬的武漢頗為相似。建議千萬不要到日本去旅行。
2、伊朗：伊朗感染者中有多位國家級別官員，包括其副總統、駐梵蒂岡大使、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衛生部副部長、議會代表德黑蘭大區醫院等。高官因為職務身份顯赫，患病就必須被披露。但是普通人就不一定了，有可能瞞報，也可能因為醫療條件限制無法確診。總之，如果連高官都會染病，那普羅大眾染病數量只能更多，而且可能是幾何級數。伊朗的信息發佈是受到嚴格管制的，因此係統性瞞報是有可能的。BBC剛剛獲得一條來自伊朗官員的內幕信息稱，伊朗已有210人死於新冠肺炎。
3、韓國：韓國的例子也很有特點，在於2300多確診案例中，超過半數來自“新天地”宗教。這個宗教屬於基督教/亞伯拉罕體系的新宗教，會員有20多萬人。目前，只是對會員中有症狀的人進行檢測，就對其中80%確診（構成了2300多案例裡超過一半）。COVID-19的要害之處就在於無症狀感染者也可以對外傳染啊。韓國政府要做的當然是瞭解這個宗教團體的會員，採取相應的隔離措施。但這個宗教是個cult，被主流社會與宗教打壓，一直非常神秘，不願意與官方配合提供名單，並總認為官方調查是為了壓制他們的宗教自由。因此，官方遲遲無法獲得成員信息並採取行動。這種情形絕對是影響公眾利益的，筆者只是想說，這種情況絕對不會在中國出現。韓國也將為此付出代價。最後，大邱市醫療資源非常緊張，很可能複製湖北/武漢初期的擠兌及崩潰，這就看韓國政府有沒有能力應對了。
4、美國：金融市場反應巨大，股災已經發生。未來不光是經濟調整，可能是經濟衰退。但在疫病防控上，確實很奇怪的狀態。筆者昨天已經撰文《認識“平行世界”：美國的流感化與中國的SARS化》。但除了金融之外，美國目前還沒有真正的應對措施，現在基本處於“躺倒”狀態。聯邦CDC的工作是在媒體上宣佈疫情爆發已經不可避免。總統的工作是說各位請按流感的方式應對。左翼/民主黨的工作是從政治上攻擊總統的防疫舉措。右翼/共和黨的工作是揭露左翼/民主黨把防疫政治化的險惡用心。總之，截至目前只有十餘例本土確診的美國還在等待和觀望。
以下是我對最新形勢的一些觀察和判斷。
一、中國突然進入了新的階段：外防輸入的焦點可能轉為境外
之前我們的重點都是在國內。“內防擴散，外防輸入”。這個外防輸入，指的是非疫區不要在抗疫最吃勁的時候麻痺鬆懈，使得疫情從疫區輸入。前兩天武漢刑滿釋放人員進入北京並確診就是重大防疫隱患。
總之，中國的關注點還在本土。
但現在需要意識到，COVID-19可能“再進口”：從海外——包括意大利、韓國、日本、伊朗甚至法國、德國、美國重新傳播回來。首先就要考慮對疫情爆發地區如韓國、日本、伊朗是否採取限制到訪過這些國家人員的進入問題（即對這些國家封關）。而這一定是有政治考慮的，譬如要考慮與這些國家的外交關係，合作關係。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他們有沒有對中國封關，諸如此類。
顯而易見，這比在中國本土進行封城封省、限制人員流動更加複雜，因為它涉及對外關係。
但如果處理得不好，就會使得出現這樣的情況：武漢/湖北到北京防住了。韓國到北京望京沒有防住。
那一樣是功虧一簣，前功盡棄。全球化的疫病更難應對，這可能是更吃勁的地方。
我相信，我們從上到下對全球大瘟疫的情景是考慮不足的。
而從經濟角度考慮，這就不是中華大地復工復產的問題了。全球都可能進入經濟衰退。這勢必會給國內經濟帶來更大的挑戰。
從今天開始，我們必須從全球而非本土的角度考慮COVID-19了。
二、中國對COVID-19的應對標準在影響全球應對行為
這個筆者在昨天的文章認識“平行世界”——美國的流感化與中國的SARS化已經提到過。
一個疫病最初大規模爆發的地點有可能影響到人們對他的主觀認定與應對。這不是一個醫學或公共衛生學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學問題。
截至目前，全國確診病例78,962，湖北以外13,048例。
死者2,791人，湖北以外109例。
109 / 13048 = 0.008，即千分之八。
這是一個比流感傷害性要強的疫病，但致死率不足SARS的十分之一。
筆者認為，這個病如果最初發生在美國，大概率被當成加強版流感處理，被埋沒在各種呼吸道傳染病中，最終不了了之。（即“流感化”）
這個病最初發生在中國，考慮到其屬於冠狀病毒，與SARS有相似性，又是新型，就會被SARS化處理，會按照最嚴格、保守、謹慎的態度應對（即“SARS化”）。
最初爆發國的態度與應對才是根本性。WHO的角色看似重要，實際上可能是輔助的，屬於跟著搖旗吶喊。決定應對的根本是國家影響力及地緣政治。
現在的情況是：中國按照SARS化最高級別應對。全球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更瞭解COVID-19，也都追隨，按照中國的標準去應對——“看看中國/東亞國家對這個病毒多麼重視！它一定非常厲害！”敢去把COVID-19流感化的只有美國。
問題是，中國把公共健康放在第一位、舉國應對的體制是其他國家“跟不起”的！
三、中國的舉國抗疫體制是其他國家無法模仿的
筆者之前撰文如何結合中國看待各國政府對新冠病毒（COVID-19）的應對？，介紹中國在抗疫上具備的許多優勢，除了體制外，從手機支付到電商及外賣這些經濟、社會、技術、資源層面的基礎設施都是抗疫的基礎。許多國家根本就不具備這些條件。
而由政府引領、舉國動員的軍事化抗疫行動更是其他國家不能想象、不能理解、不能效仿的。這包括瞬間凍結疫情地區的人員流動、短時間/階段性凍結社會與群體活動（包括停工停產停學）、在最短時間內落實問責，替換問題官員、集中力量調配跨省醫療及物資資源援助疫區、利用深入到每個街道社區毛細血管的基層黨政組織進行網格化抗疫、協同由上到下各種社會力量進行人民抗疫狙擊戰，以及在最短時間提出野生動物交易相關法律，甚至調動一行兩會及金融機構對防疫戰疫提供定向金融支持等等。中國全國上下就好比一個軍事化管理的企業組織。其所採用的各種政治、立法、執法、經濟、社會乃至輿論與道德動員手段不但是一般國家無法效仿，而且是永遠無法想象的。
沒有哪個國家不希望獲得更多的奧運金牌。但沒有幾個國家能夠推出舉國體制實現這一目標。這是一個道理。
這就是中國體制的優勢，也是中國抗疫故事。
在應對COVID-19上，因為有了SARS的經歷，又是面對帶有不確定性的新型病毒，中國政府本著最大程度保護公眾健康福祉的出發點，採取了最強勁的舉國體制組合拳強力應對。
這些舉國體制的措施是其他國家完全不可能效仿的。
筆者舉一個不太恰當的例子——就好比阿聯酋或卡塔爾的酋長，在疫情之下，突然宣佈組織100億美元的抗疫基金，全球高價採購，給每個公民配備無限量的面罩、酒精、手套、防護服。有錢就是任性。他的舉措是其他國家不能跟進的。
中國因為歷史背景，對COVID-19按照最高標準對待，運用舉國體制軍事化“戰疫”，這就給其他國家出了巨大的難題了。
一是中國這麼重視，疫病應該確實厲害。我們肯定不能不重視啊。不重視不就顯得我們草菅人命麼。
二是中國這麼重視，推出這麼多政策，投入這麼大資源，我們跟不上啊。（如果能跟上我早就上奧運金牌榜前列了）。
這是中國給全球出的“難題”。
四、一定會有全球化的標準應對
因為疫病全球化，最後診斷的標準、治療、隔離、應對手段都會趨同。
所以像日本這樣不大量對有呼吸道症狀或有接觸史的人進行診斷的做法是不可持續的。不能大家都按照高標準檢測，就你不檢測。那大家只能增加對你國的不信任，封閉你國人員進入。
所以，至少在有一定醫療資源的中等以上收入國家，診斷應對標準會趨同。不會存在哪個國家通過不去檢測、確診而讓病例隱藏的可能。
中國在一開始就設立了最嚴格的標準，迫使其他國家都只能遵循這樣的標準。誰如果不遵循這樣的標準，就會被國際社會唾棄。
五、COVID-19作為長期存在的全球傳播並，使得疫苗研發更有可能落地
SARS在2003年夏天“神奇”消失。疫苗後來就不了了之了。
只有疫病長期存在，才有開發的商業價值。
目前看，COVID-19已經全球擴散，並且由於其隱蔽多變的特性，還是很有可能長期存在的，成為人類社會的一個長期威脅。
這就使得疫苗的研發變得更加有意義，因為疫苗可以盈利。
發達國家的大型製藥公司可能都會開始投入資源研發疫苗。公眾最後要關心的就是疫苗是否價格合理，能夠為普通人所擔負了。
而在反資本主義、反大企業意識強烈的西方，對大企業通過疫苗盈利一定會高度懷疑。有可能在幾個月後，他們就會認為COVID-19是WHO及製藥公司製造出來的商業陰謀。而如果研發疫苗的是中國公司，我相信還會與反華地緣及意識形態政治聯繫到一起，認為這是中國人的陰謀。
六、可能引發全球經濟衰退
COVID-19很有可能引發美國（終於）結束這一輪長達十年以上的上升週期，進入調整和衰退。
我們所觀察到的所有COVID-19對中國國內經濟的打擊都會在全球各地顯現，其範圍要多廣有多廣，從大阪的環球影城、巴黎的迪士尼樂園、威尼斯的餐館，到一家打算在納斯達克上市的中國企業，到2020年的東京奧運會、歐洲盃及背後的商業活動。全球疫情爆發之下，所有與人際互動相關的行業都會受到影響。
正如中國正在親身經歷疫情陰影使得線下經濟恢復困難一樣，COVID-19成為全球大瘟疫，將在相當長時間內影響到全球各地人們的情緒。
對於中國而言，這可能也是之前考慮到的問題。本來想趕緊結束疫情，復產復工，填補前幾個月的損失。現在可能需要面對的是，全球進入經濟衰退，中國面臨一個更差的國際大環境。這對中國自身的經濟恢復也提出了挑戰。
七、可能引發全球政治變動
如果COVID-19在各個國家大規模爆發，有可能因為老百姓對政府抗疫不力，導致各國發生政治變動甚至動盪與革命。在政治矛盾本來已經尖銳、政權基礎薄弱的地方，COVID-19可能是誘發政治變局的重大風險。
1）Trump可能因為經濟衰退/崩盤、對抗美國疫情爆發不力而被詬病，最終一舉下臺。民主黨意外的成為受益者。不誇張的說，這將改變美國的當代歷史進程。
2）伊朗政權本來就岌岌可危，有可能因為疫情爆發而導致新一輪革命甚至下臺。
3）日本：安培坐擁首相多年，也有可能因此下臺。
4）法國的馬克龍：黃衫革命做不到的，有可能可以讓COVID-19做到。
5）韓國的文在寅：岌岌可危。
6）意大利：COVID-19一定可以和中國扯上關係。極右翼將是疫情爆發的受益者。
7）香港：反對派希冀的就是疫情爆發，然後詬病特區政府與建制派，籍此推動奪權。
……
各位可以把這個單子往下展開。筆者以為，各個國家政府都面臨不同程度的政治風險。
每一個國家或地區都可能因為疫病爆發導致重大的政治變故。像伊朗、美國如果發生政治變故，影響一定是非常深遠的。
假設COVID-19來自中國某個與野生動物打交道的人，那麼這個人有可能意外的改寫人類當代歷史。這就是蝴蝶效應。
八、各國可在可能的範圍內爭相學習中國模式
筆者最早關注COVID-19就是從香港媒體開始的，從12月份就開始密集報道“武漢肺炎”。這個疫病更是激進反對派使用的社交媒體“連登”上的熱門話題。
然後在兩個多月的時間，眼看著它在中國內地發酵，再傳播到國外。到今天，已經搶佔西方主要國家媒體頭條。在美國，甚至蓋過了美國大選。
而看各國際媒體的報道，都是“似曾相識”——重複中國一兩個月前討論的主題。如何去確診；如何去收治；如何去隔離與防治，等等。都在走我們走過的老路。
COVID-19真的成為了全球大瘟疫。各國會發現，在抗疫上最可以取經的地方就是中國內地。
但這個老師是“超人”，採取了太多匪夷所思的手段，包括用六天時間建設火神山醫院。
進行全方位的社區網格化管理，用實名手機號追蹤個人過去30天的旅行史則更是超出一般國家的常識理解範疇。
各國會爭相在自己可能的範疇內，學習中國模式。有可能中國是100分，第二名只是80分。全班平均分不及格。
就是要看看各國應對的能力水平，才能讓我們的國民更客觀地瞭解、理解我們的體制，
九、中國可以且應當輸出防疫能力與資源
中國動用舉國體制，已經基本在本土控制住了疫情。現在是“最吃勁”的時候，但中國政府的任務只是在防疫與恢復經濟之間進行平衡。在防疫問題上，可以說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而其他國家正在陸續陷入困局。而很多國家並沒有應對COVID-19的資源與能力。
我們說講述中國抗疫故事，講述中國體制的優勢，講述中國對國際社會的貢獻，提升中國的軟實力——沒有什麼比在其他國家在疫情之下的關鍵時候伸出援手對增進中國的國際事業更有幫助了。
與香港這種白眼狼不同，大多國家會由衷地感激。許多國家還會改變對中國的認識。中國可以履行人道主義的職責與義務，同時也認識到，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公關機會。中國應該積極協助其他國家抗疫，提供諮詢，提供檢測試劑及資源，派出專家隊伍。當中國的製造機器全面開動時，在滿足國內抗疫內需的前提下，還可以對外國提供必要的支援。
2020年的COVID-19發展進程可謂神速。第一階段本土抗疫雖然尚未完成，但終局可期；我們已經進入第二階段——全球抗疫。全球化的21世紀決定了，中國即便是抗疫第一階段的“優等生”，也不能“獨善其身”，無論從防疫，還是發展經濟，都需要投身到全球抗疫的事業之中。而這也是改善中國政府的國民認同、提升全球影響力、結交及鞏固國際盟友的歷史契機。
（全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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