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十年代新中國成立初期，撫順和太原的戰犯管理所關押了千餘名原侵華日本戰犯並對其進行了教育改造，使其明確認識到自身的加害責任。1956年6-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瀋陽、太原開庭，依法對這批戰爭犯罪分子進行了公開審判，除對45名罪行特別嚴重的戰犯分別判處8-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外，對其餘千餘名戰犯從寬處理，免予起訴並釋放。有期徒刑戰犯最後一批於1964年4月刑滿釋放回國。這批戰犯回國後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以“反戰和平·日中友好”為宗旨，在之後幾十年的戰後日本社會中敢於直面自己的戰爭責任，作為戰爭親歷者的他們始終站在“戰爭加害者”立場反思侵華戰爭，同時開展多種形式的中日友好活動。他們雖遭受右翼勢力的反對、攻擊甚至迫害，但仍堅持活動至2002年因成員年事高而總部解散。其中一個支部拒絕解散，誓言堅持到最後一個人。如今，健在的“中歸聯”成員已屈指可數。
接收戰犯
1950年7月，23歲的瀋陽姑娘趙毓英拿到中國醫科大學的畢業證書，被分配到剛剛組建的撫順戰犯管理所（當時稱“東北戰犯管制所”）。滿懷為新中國建設貢獻力量的熱切期盼，趙毓英和從衛生部、公安部、司法部等調來的幾十位新同事一起，來到位於撫順東北高爾山下幾幢不太起眼的灰色平房報到。抗戰時期，這裡是臭名昭著的撫順監獄，是日軍關押、殺害抗日愛國志士的地方。如今日月換新天，經過整修的撫順監獄即將迎來它曾經的主人——犯下累累罪行的日本戰犯。
還沒來得及熟悉工作環境，剛到撫順一週的趙毓英就接到了去中蘇邊境交接日本戰犯的任務。她和其他兩名護士、四名翻譯共七人同行，負責押送期間的醫護工作。7月18日，在中蘇邊境綏芬河車站，蘇聯政府將969名日本侵華戰犯移交給中國政府，其中包括偽滿洲國司法、行政、軍隊、警察系統，以及鐵路警備隊、關東軍憲兵隊、關東軍下屬部隊等各個層級的官員、士兵。
那天陽光很足，幾天沒有見光的戰俘們跳下蘇聯的“悶罐車”，被強烈的光線刺得睜不開眼睛，非常狼狽，但也有幾名師團長仍然身著將軍服裝，“表情傲慢，挺胸腆肚的。”第一次見到戰犯的趙毓英既恨又興奮，“過去你們侵略我們，現在你們是階下囚了。”
對於接收日本戰犯，周恩來總理提出必須做到“一個不跑，一個不死”。中蘇交接後，戰犯們換乘中國乾淨整潔的客車，吃上了從哈爾濱訂購的麵包、香腸等食物。他們在回憶中多以“豐盛”“美味”描述來到中國後的第一頓飯。大部分戰犯此前在西伯利亞經歷了五年慢性飢餓下的重體力勞動，如今在整潔、舒適的車廂裡體驗到了難得的飽腹感。
7月21日，戰犯們順利抵達撫順戰犯管理所。剛一入所，看到監舍張貼的《監房規則》落款寫的是“戰犯管制所”，很多人就鬧起來了。“有人把《監房規則》撕下來擱地上用腳踩。”他們認為自己是戰俘，不是戰犯。而且，在很多日本軍人的認知中，“侵華有理”，侵略中國是在“幫助”中國。
比起穩定戰犯的情緒，解決中方管理人員的思想問題更加緊迫。時任戰犯管理所所長孫明齋就有很嚴重的思想包袱，趙毓英當時也想不通：“我們也沒有犯錯誤，怎麼給調到這兒來了？我們應該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不是給戰犯服務的。”看守員王興一家八口人，除他之外都被日本人殺害了，對於在管理所工作的牴觸情緒尤為嚴重，強烈要求調走。
據說，當年對於寬大處理日本戰犯，國內也有爭議，周總理曾講，二十年後才能知道這件事是正確的。但當時沒有明確文件下達戰犯管理所，指示應該如何對待戰犯。本著“恨其罪，不恨其人，懲其罪，救其人”的人道主義原則，時任戰犯管理所副所長曲初的夫人於瑞華對王興進行開導，他在宿舍矇頭大哭了一場後投入工作。趙毓英雖然心存芥蒂，但是也開始給戰犯們看病。
1964年撫順戰犯管理所工作人員合影
人道主義
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擔任護士長的幾年裡，趙毓英給很多戰犯看過病，令她印象最深的是渡部信一。他被確診為狂躁型精神分裂症，經常在監舍裡大喊大叫，對救治極不配合，醫護人員到監舍裡給他打針吃藥時都要格外留神，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打。對於渡部信一，趙毓英和其他醫護人員特別小心，不在言語上刺激他，耐心對其進行救治，不到一年，就讓他恢復了正常。渡部信一病好之後十分感謝醫護人員，對他們以“恩師、恩人”相稱。
“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是管理所收押的行政級別最高的戰犯。改造期間他突發腦血栓，四年都臥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並且隨時有生命危險。由於吞嚥困難，餵飯的時候，武部六藏有時嗆到了，飯一下子噴到負責照顧他的護理員焦桂珍臉上，她都沒有絲毫抱怨和嫌棄。為了保持衛生，還要給他理髮、剪指甲、刮鬍須。由於醫護人員照顧周到，武部六藏從來沒有得過褥瘡。到1956年釋放的時候，他妻子深受感動，痛哭流涕地向醫護人員一一鞠躬表示感謝。
護理員給武部六藏餵飯
同樣得到幫助的還有鈴木良雄，他有嚴重的腰疼，在蘇聯時最好的待遇也不過是讓他躺在熱磚頭上。管理所醫生髮現他得的是梅毒，給他使用了珍貴的青黴素將其治癒。“他說那個毛病是他在中國戰場上胡作非為（得上的），然後又是咱中國人給治好的，所以他特別感謝我們。”永富博道也曾說過類似的話：“我割過中國人的舌頭，現在中國人還給我鑲牙，感到非常對不起中國人。”
1956年撫順戰犯管理所醫務室工作人員合影（二排左三為趙毓英）
建國初期，物資緊缺，戰犯剛來時的伙食和工作人員一樣，吃高粱米、窩頭。他們中間有人對此感激涕零，也有人提出各種要求，如“我們是日本人，要給吃大米，高粱米這東西是給牲口的”，“中國沒有錢買大米可以借錢，將來由日本政府來還”，“日本人沒有魚怎麼行”等等，個別戰犯甚至絕食抗議，管理所只得將情況向上級彙報。1950年8月29日，周總理指示中共中央東北局：對在押的日本和偽滿洲國戰犯，在生活上要按照國際慣例分別管理，要尊重他們的人格。按照這一指示精神，日本戰犯在管理所吃上了大米、白麵、雞魚、肉蛋。
趙毓英回憶，當時戰犯的伙食比普通百姓好得太多。“他們的伙食別說跟老百姓比，連幹部都吃不上。我也算是幹部，當時我們夜班飯吃他們日本小兵的三等伙食，吃點兒麵條，給看守員看到了，那還嫉妒壞了呢，吃不上。”公安部根據軍銜和級別制定的戰犯伙食標準分為三檔：大灶每月15元，中灶20元，小灶30元。當時一斤豬肉的價格在3毛錢左右，平均每個戰犯一天吃的肉量快要趕上一個管教幹部一個月的肉食定量，因此有“戰犯吃肉，管教吃窩頭”的說法。
這種做法也引起了管理所工作人員的不滿。有一次趙毓英為了增加戰犯的營養，去找廚師調整菜譜。廚師是從部隊下來的老兵，氣沖沖地對她說：“我做不了！誰出的餿主意，吃飽了就不錯了，還變花樣，這麼的那麼的。給他吃那些有啥用啊？給豬吃肥了，咱還殺肉吃呢！給他吃有啥用？我不做，誰出的餿主意，誰能整誰整！”
思想改造
上述對“日本鬼子”的仇恨情緒偶有流露，但是在嚴格的紀律和高度自律下，管理所的工作人員總體上對戰犯表現出尊重、理解和包容。後來的事實證明，對戰犯生活的優待和身體的關注，成為他們思想改造的起點。他們曾在中國犯下沒有人性的罪行，反過來又受到中國的人道主義對待，兩者之間的強烈反差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思考。
引起更多戰犯反思的是外部環境的變化。1950年10月，由於朝鮮戰爭爆發，撫順戰犯管理所臨時北遷至哈爾濱，分為道外、道里和呼蘭三處。日本投降時，很多士兵都認為日本是敗給美國而非中國，而這次朝鮮戰爭美國一定會勝利，進入中國領土解救他們，所以戰犯們特別關注朝鮮戰爭的局勢。還有人把中秋月餅包裝上的月亮剪下來貼在手絹上，做成太陽旗每天遙拜，乞求美軍早日到來。
然而事與願違，美國簽訂了停戰協議，戰犯們的幻想被擊碎。為什麼中國那麼窮、武器那麼落後，他們還能贏？在抗日戰爭期間他們為什麼越打越強？這些疑問促成了一部分人想要深入瞭解中國的想法。在此契機下，管教吳浩然和張夢實等組織戰犯們分成學習小組，一起研讀、討論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等著作，讓他們從制度上認識中日兩國的不同。《帝國主義論》在日本是禁書，不少戰犯特別感興趣，有的人一段一段地將其抄在筆記本上。
這種認罪學習的方式在1951年呼蘭監獄的下級戰犯遷回撫順後逐漸走上正軌。看到大家學習熱情高漲，管教們又在學習材料中加入《矛盾論》《實踐論》等，使戰犯們的分析、認識問題能力明顯提高。
戰犯們的學習材料
此外，吳浩然通過摸底排查發現，戰犯之中90%以上是日本勞動人民的子弟，他想起自己在部隊組織戰士開展“訴苦”“三查”的成功經驗，覺得可以在戰犯身上也嘗試一下，副所長曲初同意選幾個“最苦的”戰犯試一試。效果出乎意料的好，“憶苦”啟發了這幾名窮苦出身戰犯的階級覺悟，喚醒他們對於中日底層勞動人民苦難生活的同情，同時也認識到自己的侵略行為。
在管教們的積極鼓勵下，管理所中這些年輕的、曾被嚴重洗腦的日本士兵們逐漸看清了日本軍國主義本質，進而反思自己的戰爭罪責。有戰犯回憶說：“自己在管理所期間抗拒著、抗拒著，不知不覺中思想發生了變化。”趙毓英也能明顯感到戰犯們的思想轉變，“1952年以後，醫務人員在這方面感受非常深，因為戰犯們特別服從治療。”
吳浩然（左）和張夢實（右）
到1954年底，大批戰犯認罪結束，在管教們的鼓勵下，把他們在中國的罪行寫成“手記”。這些後來被戰犯們帶回國的“手記”，在幾年後的日本社會引起了軒然大波。
瀋陽審判
1956年6月9日至7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瀋陽公開審判了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36名罪行特別嚴重的日本戰犯。趙毓英作為醫護人員參與了瀋陽審判，一邊旁聽，一邊揹著醫療箱隨時待命。
審判之前，中央人民政府派出700名幹部組成東北工作團，對戰犯進行了偵查審訊。同時，組織大批外調人員，蒐集到近三萬件控訴書和鑑定書、8000多份日本人殘留在各地的檔案資料，大量證人也來到審判現場。庭審戰犯藤田茂時，一位名叫張葡萄的老太太“往他身上直撲”，她一家都被殺死，自己跳到井裡才躲過一劫。經過改造的戰犯也在法庭上坦白了不少中方沒有掌握的戰爭罪行。
藤田茂
在眾多證人之中，有一位身份特殊的中國人——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溥儀也被羈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但他和日本戰犯分開關押，雙方在共處的幾年中從未碰過面，也不知道對方的存在。趙毓英對溥儀的記憶深刻：“溥儀這個人啊，簡直就跟個廢物似的，什麼也不能幹，扣扣都扣錯了。就是吃飯能吃，其他啥都不會。他要是上哪去，還得拿個手絹先開門，要不拿手絹墊著，那他就不進去。”經過幾年改造，溥儀後來可以幫忙做些測量血壓等簡單醫護工作。
撫順戰犯管理所內的溥儀塑像
溥儀曾說自己在東京審判中出庭作證“不是用心地作證”，而且東京審判中日本戰犯無一認罪。這次瀋陽審判情況則截然相反，受審戰犯不僅紛紛認罪，還主動要求死刑。“他們擱那跪一片，痛哭流涕的，還是審判員把他們攙扶起來。”這場景令在場的外國記者驚訝不已。
瀋陽審判現場
最終，特別軍事法庭實行寬大政策，僅對公開審判的這36名（注：同期進行的太原審判判處了9名戰犯有期徒刑）罪行特別嚴重的戰犯分別判處8-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其餘近900名戰犯從寬處理，免予起訴並釋放。1956年7月到9月，被釋放的日本戰犯分三批迴國。當最後一艘載著回國戰犯的“興安丸”客輪駛離天津港，《全世界人民一條心》的歌聲久久在海面上回蕩。
戰犯判決結果
“中歸聯”成立
戰犯們在京都府舞鶴港上岸，回到闊別十幾年的故土，然而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卻不像中國人那樣給予他們尊重和包容。當時正處於冷戰時期，日本社會對中國的印象非常糟糕，甚至有“共產主義就是共產共妻”這樣的謠言流傳。對於這批戰犯的歸國，日本媒體的報道更多的是“被中共洗腦的赤色分子回來了”之類的論調。
一下船，日本政府人員就將戰爭期間剩餘的軍服作為物資發放給他們，大家群情激憤，“這是又要送我們上戰場嗎？”政府還給了每人一萬日元慰問金，歸國戰犯們更加憤怒了。作為軍人，他們拿的國家“恩給”是非常高的，而他們認為自己成為戰俘，在國外度過了十幾年，國家是有責任的。現在只給這麼一點錢，真是太過分了，於是紛紛表示抗議。後經過在國會門前四天的靜坐和交涉，政府才滿足了他們提出的部分訴求。
這批戰犯離開日本時還是20歲左右的青年，如今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是35-40歲的光景。家貧者工作難覓，未婚者配偶難求，加上社會對他們的警惕與排斥，重新開始生活殊為不易。為了相互照應、介紹工作，也為了向日本民眾講述他們在中國受到的優待，以及日本軍隊在中國做的那些見不得人的“壞事情”（悪いこと），1957年9月，歸國戰犯們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以下簡稱“中歸聯”）。
“中歸聯”早期是很鬆散的組織。國友俊太郎、小山一郎等幾位戰犯無家可歸，同住在政府提供的位於東京的一處集體宿舍，負責“中歸聯”的聯絡工作，成為早期“中歸聯”的核心人物。他們沒有報酬，全憑自己的一腔熱情，首要任務是確認每個人是否找到了工作、生活是否安定下來；此外，爭取國家的補償金也是一項重要內容。漸漸的，由於不同地區成員之間的相互聯繫、幫扶，“中歸聯”從東京本部向全國蔓延，以曾經的師團所在地為基礎，在各地都發展出了支部，最多時共有50個支部。
“中歸聯”名義上包含了所有從撫順和太原戰犯管理所被釋放的戰犯，但不強制成員參加活動。據《中歸聯40年史》記載，“中歸聯”成立的時候，會員每年需要繳納5000日元的會費（相當於現在300元人民幣），繳納會費的人大概有一半。有些人是因為不願參加活動，而有些人是因為極端貧困，交不起會費。
被釋放的日本戰犯
認罪活動
如果說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反思與認罪是在中國人的影響下進行的，那麼戰犯們回國之後的認罪行為則是完全自發的。自從踏上日本土地的一刻起，“中歸聯”就把認罪當成了今後人生的重要內容，他們希望更多日本人瞭解戰爭真相。
1956年10月14日，歸國戰犯們以文藝表演的形式公開亮相，展示了他們對於反戰和平、中日友好的堅定信念。在獲得日本社會各界關注的同時，他們也成為了日本政府與右翼勢力眼中的目標人物。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安全部門和警察局不斷進行“思想調查”，要求他們提供關於蘇聯與中國的秘密情報。而右翼勢力則大造輿論，到處宣稱歸國戰犯們是被共產主義勢力洗腦的“赤色分子”。
1957年2月，“中歸聯”從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撰寫的認罪手記中選取15篇，由光文社出版出版社集結出版，命名為《三光》，第一版5萬本書在不到二十天的時間裡就全部售完。
這本書在某種程度上引發了社會的撕裂：戰爭親歷者看到自己曾經犯下的罪行，這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右翼分子將《三光》視為“眼中釘”，不少右翼媒體說書中內容都是“中歸聯”的謊言，是他們被中共“洗腦”的結果。部分沒有參與過戰爭的日本民眾，他們表示並不瞭解日本軍隊在亞洲做了這麼多加害活動；對《三光》提出質疑的普通民眾也不在少數，他們認為即使書中的內容是真的，那麼把這些醜事寫出來的目的是什麼？是不是被中共“洗腦”了？
支持和反對的聲音此起彼伏，《三光》供不應求，光文社本想加印，但迫於右翼壓力，只好作罷。經不懈努力，1958年7月，“中歸聯”將《三光》更名為《侵略：在中國的日本戰犯的自白》，由新讀書社再次刊行，後又多次再版。《三光》和《侵略：在中國的日本戰犯的自白》的出版，讓“中歸聯”進一步進入民眾視野，是他們持續幾十年認罪活動的重要開端。
日本的反戰書籍、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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