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筑大奠堡记》碑载：“旧大佃子堡境外一百二十里，地名散等，系东胡分犯要路。万历元年，阅视兵部侍郎歙县汪公道昆访地方兴革事宜，镇守都督李公议当移大奠子堡于此地……堡成之日，易以今名。东南至永奠、长奠二堡，俱六十里；北至新奠堡八十里，西至险山旧堡六十里。”

明代，在长达825千米余的辽东边墙之后，是立体防御体系的第二层——沿边堡城防线，三段边墙之后，辽东各路共计有边堡98座，如果算上建设及兴废等原因，实际则高达128座之多，其中辽东东路情况最为复杂，边堡数量最多。因历史时期不同，随着军事政策的变化以及防线的推移，边堡的数量、定名、位置都给后世的史志学者及爱好者在研习中设置了极大的阻碍。无论是《全辽志》、《辽东志》，还是《四镇三关志》、《九边图说》，这些研究辽东边墙重要的史料中都有记述上瑕疵，甚至偏颇，时间线、人物线、地理命名等诸多方面也存在值得商榷的略处。

明辽东东路边堡存在大量“一堡数名”或“一堡数地”的现象，即一个边堡有多个名称或一个边堡有数个地理方位，二者实际上大同小异，正是记述的混乱及后世人理解上的偏颇，致使此种情况的出现，毕竟旧时代的修史者难以用现代科技手段设定方位，方位多以标志物及相同类型的参照物来比对，这就很容易让人出现认识上的误差。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地方史志界对明辽东东路边堡争议最大例子就是“险山堡”之争，像这种随着军事主官及防线迁移而记述混乱的堡城比比皆是。

上文引用的《创筑大奠堡记》，是辽宁省丹东市宽甸县永甸镇坦甸村发掘出的一块明代石碑上的碑文，该碑座高0.40米，宽0.83米，厚0.54米；碑身高1.6米，上宽0.83米，下宽0.80米，厚0.13米。碑首阴刻“创筑大奠堡记”六个篆体字，四周雕刻云卷纹图案，碑文为阴刻703字，该碑记述的正是大名鼎鼎的宽甸六堡之大奠堡的建设始末。碑文中对各堡间距离的描述，实际上增加了人们对以往文献资料上记述的对比，从而让“边堡之争”愈演愈烈。本文以大奠堡为中心，考略大奠堡、大佃子堡、险山堡之间的是非关系，佐证为何会出现“一堡数名”或“一堡数地”的现象。

新旧大佃子堡与大奠堡是否为“一堡数名”

• 明确的大奠堡

汪道昆《辽东善后事宜疏》：“张其哈喇佃子东邻兀堂，北傍王杲，乃诸夷性急之地，今兀堂不欲争，而王杲又不能争。莫若乘此时移孤山于张其哈喇佃子，险山移边外宽奠子，仍应接朝鲜贡道，宁东移双堆儿，新安移长岭，大佃子移建散，皆筑城建堡”

标题所言的大佃子堡与大奠堡，很容易让人混淆，阐释不清更让人感觉云山雾罩。文中旧大佃子堡即为辽东省丹东市凤城东汤镇民生村汤伴城遗址，并未有明确堡城命名；新大佃子堡即辽宁省丹东市宽甸县杨木川镇土城子遗址，此处也未有明确堡城命名；而大奠堡则因有碑文出土命名明确，就是在辽宁省丹东市宽甸县永甸镇坦甸村。

按《创筑大奠堡记》原地名为散，此地成为大奠堡，正是因为李成梁在万历元年开始修筑的宽甸六堡，这是在嘉靖年间两次拓边之后，明朝边界的再次前移，曾被熊廷弼称为“八百里新疆”。当然这件本该利在千秋的好事，后来也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大争议。历史的文献中，如《明实录》、《武备志-辽东边图》、《全辽志》中均有大奠堡、大佃堡的名称出现，“边图”中更是图形化影了大致方位，这也给各堡位置的大致区分提供了基础。

从汪道昆《辽东善后事宜疏》中及《明实录》：“大佃子军移驻散”，都可以看出明确的传承关系，但从文献和实物作证看，唯一能够完全明确的只有大奠堡，而其它堡城均只能模糊认定，无法用绝对记述或有力的出土文物作证关系。而《创筑大奠堡记》：“东南至永奠、长奠二堡，俱六十里；北至新奠堡八十里，西至险山旧堡六十里。”至今这段仍有争议，碑文为巡抚都御史张学颜所撰，但按大奠堡与永奠堡、长奠堡距离跟实际不符，有人更是认为其描述的是原大佃子堡与其它各堡的距离。

• 大佃堡不是大奠堡

李辅《补议经略东方未尽事宜以安边境疏》：“离堡东边三十里外，有一地方名大佃子，地形平坦，土膏肥沃，乞要分军于彼屯种。该臣随委指挥柯万、刘登、王大政等公同军人前去踏勘。回称此处原系前代旧人有人烟处所，尚存形踪，见于本处寻获大瓦三窑。”

此为巡按御史李辅所上之奏疏，此处“东边”不是绝对只方向，而是代之边墙的东边，即嘉靖时期第一次拓边的边墙东边，而"堡"是指险山堡，后又有记述“又会同参将再次踏勘，命随行委官，一面开垦田地，一面编木为篱，就将本地树木所伐，并用前瓦，起盖厅房，各军争相效力，见今城垣等项俱告成矣”，这里的“参将”即险山参将李成梁，足以证明“堡”为险山堡，其方位首先肯定不是位于辽东省丹东市宽甸县杨木川镇土城子村的土城子遗址。

从李辅《补议经略东方未尽事宜以安边境疏》文中看，此地名为“大佃子”，而《武备志-辽东边图》及清《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中都绘有标记着大佃堡的明确命名堡垒，只是未有以名称出现的修建始末而已。《奉天通志》卷八十一，山川十五记载：“宽甸县土城子为明险山堡故址。”

佃，即耕作的意思，一地方以此命名，定然是土地肥沃的耕种之地。明代选择军堡一方面看军事目的，一方面看生产生活，毕竟是已卫所屯垦作为基本军事单元的。宽甸六堡，均以“奠”为名，意思为移驻关系的传承，其地都曾被贯以“佃”字，后来又发展为今天的“甸”。大佃子堡是大奠堡兵源的来源地，但确实两个不同的堡垒，险山堡与大佃子堡也有移驻关系，且最重要的险山参将也曾驻于此，所以有命名争议。但宽甸六堡建成后，辽东副总兵兼职于参将，驻地在宽奠堡，而大奠堡则没有混入“险山堡”的争议之中。

• 强加的旧大佃子堡

李辅《补议经略东方未尽事宜以安边境疏》：“险山一带地方，山路崎岖，林木蒙密。利于守而不利于战，利于分布不利于策应。”

此处的记述，加上之前的部分，可以明确的是汤伴城遗址为险山堡，但至今仍未以此名命名，想来是无实物作证的关系，毕竟考古及历史是件严谨的事情。而它之所以有旧大佃子堡的说法，完全来源于《创筑大奠堡记》中的“旧大佃子堡境外一百二十里”。按照这个距离首先排除杨木川土城子的大佃子堡，再通过两相对比，大致能认定为东汤民生村的遗址，再加上他与杨木川土城子的大佃子堡有移驻关系，贯之以新旧也是有情可原的。

李辅所说的地理特点肯定不符合木川土城子的大佃子堡，因其位置处于河谷平缓地带，其与宽甸六堡均有道路相同，非常利于调兵策应，但真正的险山堡则完全不具备。大佃子堡之兵来自险山堡，而大奠堡之兵来自大佃子堡，这完全是一段明代边境军事史，佐证着那段不平凡时期的边境故事。

结语

首先能够肯定的是所谓新旧大佃子堡及大奠堡是三个完全不同的堡垒，正因为国家军事政策的变化，使军事防线前移，这让本无关系的三堡发生了联系，同时影响了各种历史资料的记述，因为记述的不详实和后人的臆断，致使在边堡的定名上发生了很多谬误。“一堡数名”或“一堡数地”不但常见于明东路防线，放眼整个边墙都有出现，只是在东路严峻的形式下更加突出而已。例如东段之“镇夷”、“镇东”等堡在其他两段也有相同命名出现，但究其关联有何文中三堡不同。厘清各堡命名看似有些像原地打转，但实则可以跟清晰的了解那段历史，找寻到前人的脉络，从另一方面想，也增加了学习和探究历史的兴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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