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詩人杜甫所處的時代很特殊，歷經唐玄宗、肅宗及代宗三朝，正是大唐帝國從鼎盛走向衰落的歷史轉折年代。他曾十年困居長安，從政之路艱難曲折，流亡生涯辛酸坎坷。作為與李白合稱“李杜”的偉大現實主義詩人，他的詩作，恰是這個特殊時代的歷史見證，因而他的詩被稱為“詩史”，他則被稱為“詩聖”。
01 困居長安10年，飽嘗辛酸屈辱，見證大唐盛世衰微
任何朝代，都有由盛而衰的過程。杜甫運氣不好，當他心懷“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西往長安，想謀官求職時，正是盛唐衰微之始。天寶五載至天寶十四載，他困居長安十年，見證了這段歷史。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44年，前29年是“開元盛世”，即開元713～741年，進入天寶年間後，他的統治開始出現危機。初到長安想在仕途一展宏圖的杜甫，看到的多是官場的黑暗與腐敗。如天寶六載，唐玄宗下令召集天下有才之士進京考試，宰相李林甫一手遮天，命考宮一個不取，向唐玄宗的奏報卻是“天子聖明，野無遺賢”。滿懷期望參加考試的杜甫自是空歡喜一場。
杜甫在長安期間，多次向玄宗獻賦，希望能得到賞識和重用，甚至放下文人的清高，自曝自己生活的慘狀，自誇自己才華的不凡，希望能得到玄宗的同情和憐惜。據《新唐書·杜甫傳》記載，天寶十三年，杜甫為玄宗的三個祭祀盛典進獻了三篇賦；他數次獻賦時曾自稱，“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沉鬱頓挫，隨時敏捷，揚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一個才華橫溢的清高文人，活到需要乞憐謀生，其間的辛酸和屈辱，是可想而知的。
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
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
天寶十三載，多次獻賦，四處求助仍無法謀得一官半職的杜甫，將妻兒送往奉先縣（今陝西蒲城）委託親戚照顧，以便渡過饑荒。次年他終於獲得一個正八品下的“曹參軍”小官職後，便回奉先接妻兒，寫下了一篇劃時代的傑作《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這是他十年長安生活的總結，也是安史之亂前亂世將至的寫照。詩中的千古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將權貴與百姓的對立、貧富的差距、社會的不公表現得淋漓盡致，正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杜甫用他入木三分的筆觸，刻畫了一幅讓人觸目驚心的大唐盛世衰落的景象。
02 安史之亂，顛沛流離，見證大唐亂世
杜甫的確是命運多舛，好不容易謀得一個小官，卻在上任的當年，即天寶十四載（755年）十一月，爆發“安史之亂”，節度使安祿山率二十萬軍叛亂，只用一個月，就從范陽打到洛陽，半年攻破潼關，佔據長安，唐玄宗倉皇逃蜀。潼關一破，杜甫也攜妻小隨難民向北流亡。
天寶十五載七月，太子李亨在靈武自行即位，史稱肅宗，改元至德。已逃至鄜州的杜甫安置好家小後，隻身赴靈武投奔肅宗，因途中不幸被叛軍俘獲，淪陷長安半年多。這期間，唐軍在與叛軍的兩次戰役中慘敗，死傷了四萬餘人。聽到這消息，杜甫寫了《悲陳陶》《悲青坂》兩首詩，所反映的就是唐軍慘敗的事實，以及百姓迫切希望能得太平的心情。他在《悲陳陶》中寫道——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
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
群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安祿山死；平亂的唐軍九月收復長安，十月收復洛陽。而一度歸降的史明思又反叛稱帝，戰亂繼續蔓延。這期間，杜甫寫了《洗兵馬》、《留花門》等名篇；途經新安、石壕、潼關等地時，則寫了著名的“三吏三別”，即《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這些詩篇，都是百姓遭受戰亂之禍、災難深重的見證。
廣德元年春（763年），正在梓州流亡的杜甫聽聞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終於平息後，欣喜若狂，手舞足蹈，衝口吟出一首被稱為杜甫“生平第一快詩”的七律《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03 艱難從政，官場蹉跎，見證大唐政治沒落
杜甫的仕途可謂曲折艱難。他困居長安十年才謀得一個從八品小官，而剛上任即逢“安史之亂”就開始了流亡生涯；肅宗即位後，他趕去投奔，幾經波折，“麻鞋見天子”，才求得一個從八品的諫官，卻因為宰相房管被罷相之事上諫言，差點被罷免；代宗時得好友嚴武召請，入幕做成都尹的節度參軍，後得嚴武舉薦做了一個從六品的檢校式部員外郞，但不到一年因嚴武去世失去依靠，只好離開成都。
杜甫在離開成都時寫了一首《去蜀》：“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世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這一首詩，是他在兵荒馬亂旅居外地的寫照，寄託了他生於憂患卻不忘憂國的情懷。
杜甫從政期間，大唐政權正處於混亂狀態，如他在至德二年十月底隨唐肅宗回長安時，太上皇、皇帝與太子之間明爭暗鬥，皇后勾結李輔國擅權干政等。目睹這一切的杜甫，對皇帝和朝廷大臣都深感失望，乾元二年（759年），他在華州寫了《夏日嘆》和《夏夜嘆》兩首詩，明確地表達了這種心情。如他在《夏日嘆》中寫道：“對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這裡的“數子”是指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等名臣，他是在感嘆當朝沒有賢臣良相。
“安史之亂”在安祿山死後仍延續了六年之久，其根由應就在於大唐政治的腐朽沒落。而政治汙濁，官場黑暗，也正是導致杜甫仕途多艱、官場蹉跎、難以建功的主要原因。
杜甫所見證的這段歷史，成了大唐從鼎盛走向衰亡的轉折點，由於安史之亂，整個國家已被破壞得千瘡百孔，中央權力衰微，地方節度使權力過大，逐漸形成了藩鎮割據的局面，大唐衰落的國勢已難逆轉，最後導致出現了五代十國的大分裂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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