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日本的構造，始於明治維新。而如今執政日本天下之牛耳的國會兩院各黨議員，在彼時卻並非締造大和天下的核心人物。
在日本千代田區永田町，象徵著立法、司法和行政三大權柄的國會議事堂、最高裁判所和內閣府在一條中軸線上，次第而立，而日本的皇居則在一側遙遙垂視。
從現代日本政治上看，國會議事堂無愧於日本的最高機構，就算看似超然的皇居也不過是圍繞著國會議事堂而已。
但在明治維新之初，皇居的遙視，無異是在強調帝國天皇在大和天下中的超然地位，而代表著三權的三大機構，不過是皇居的附屬物。
這從日本核心機構的坐落地“千代田”和“永田町”的名字上就可稍窺端倪——從農本國家走出的近代日本，仍然奉行著東亞“民以食為天”的政治理念，並希望傳諸千代。
事實上，在明治維新之後，國會的建立遠遠晚於中樞諸省——以薩摩藩和長州藩為主的天皇軍倒幕成功，由此改組日本中樞機構，建立了今日日本中樞各省的雛形。
軍方和官僚的先行，民選政治人物後來的格局，直接導致了日本軍方在二戰前的強勢，以及政府裡的官僚依靠著軍方和天皇，擁有著足夠抗衡國會的底氣。
因為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國會並非最終的權力來源，既不由此產生內閣，亦不能領導軍隊，而只是國家機構中的立法一環，真正的大權在彼時屬於日本天皇。
在二戰以後，盟國雖然佔領了日本，美軍更是迄今為止，仍然駐紮在彼處。但日本的“改天換地”，至少在政府中樞諸省之內是有限的——美軍需要日本官僚來管理日本，提供軍需，降低駐軍成本，這就導致日本行政系統之內的戰後清洗並不徹底。
有所的不同的是，戰後天皇的權威被美國大舉削去，國會成為了日本的最高機構，首相因此成為了戰後日本的政治首腦。
由此在二戰時期，尚需要看內務省臉色，一言不合就會被警察驅散集會的各黨政治人物，從而成為了日本政治的舞臺中心。
國會的崛起，也同時拉開了日本“55年體制”的序幕。
臣僚協力奉公
日本政治自1955年開始，形成了自由民主黨長期執政，日本其他各黨長期在野的政壇格局，而這亦是“55年體制”的濫觴。
在戰後，日本之所以形成兩黨格局，背景是全球進入冷戰時期，意識形態高度對立——在美國影響之下，為了確保日本的左翼運動不做大，戰前政友會系和戰前民政系的政治人物進行了合流。
這一合流，便締造了日本戰後復興，經濟高速增長的“政治秘密”——以自民黨官員、中樞各省官僚為軸心，以財閥、學術領袖為輔弼的四位一體之“55年體制”。
自民黨執政以後，因為黨內前政友系和官僚的密切關係，以及追求經濟復興的目標，使得該黨內部誕生了所謂的“稟議體系”——自民黨的政策出自“政務調查會”，政調會下有對口政府諸省的相應部門，並由黨內“族議員”帶領對口部門的官僚共同制定該領域的政策。
也就是說，在自民黨長期執政的時代，國會並不是政策的誕生地，實際產生政策的反而是自民黨內部門和中樞各省，以及在日本政治中負責實際政務處理，但處於政界中下階層的公務員和黨務人員——至於各省大臣、高官，很多情況之下，只需要戳下圖章通過遞解上來的方案而已。
事實上，當時在臺面上的內閣高官，也未必會對治下的本省事務感到得心應手，乃至於對口——能不兩眼一抹黑就已經很不容易了。
因為在“55年體制”下，黨、政合流的“稟議體系”，極大的弱化了“政務官”在執政上的“作用”，很多情況下，部分內閣大臣只需要根據僚屬在事前就已經制定好的方案照本宣科即可。
例如在2019年四月因為“不當言論”辭職的日本奧運大臣櫻田義孝自從政以來的履歷，其實就跟奧運多無關聯，可根據自民黨內的“年功制度”，已經履任過足足七次眾議員的他，只是適逢其時，恰恰有那麼一個奧運大臣之位，可供他升遷而已。
所以也就無怪乎櫻田義孝會在國會質詢上，面對窮追不捨的詰問，連奧運理念都一無所知的櫻田義孝才會一問三不知，顧左右而言其他，最終不得已的答出“我自己也不清楚為什麼會選中我來做這份工作”，然後就在日本的洶洶輿論之中，於半年之後黯然下臺。
55年體制的終結
在自民黨的年功序列之中，是以眾議員的“選數”作為“年功晉升”的主要參考。
以櫻田義孝為例子，他首次成為眾議員是在1996年，在成為“二選議員”以後得以升遷為外務大臣的政務官，成為“三選議員”則晉升為經產委員會理事，成為“四選議員”以後則又高升為文部科學省副大臣，等到2017年他七度連任眾議員後，櫻田義孝則一步跨入內閣大臣之列，榮任奧運擔當大臣。
當然，櫻田義孝可謂成也年功，敗也年功，正是因為“專業不配位”，最終在國會上被質詢的言語失措，黯然下臺。
但哪怕大臣“專業不對口”，可日本在“55年體制”下，仍然迎來了戰後的復興，經濟的高速增長。
造成這種“詭異結果”的原因，要訣則在於政務官們在“55年體制”下做到了“外行尊重內行”，“內行”的政府官僚配合自民黨“專業對口”的族議員一起領導日本，再加之從1955年到1993年間，自民黨的一黨執政，在保持政治穩定性之餘，同時也保障了政策的延續性，最終締造了日本的經濟奇蹟。
但這樣內外不分也帶來極為的嚴重的問題。
首先是國會在此期間影響力大為消減——根據日本製度，內閣是經由國會議員選舉產生，本身就意味著，一旦勝選就是完全執政，在野黨很難形成約束力。
而在55年體制下，由於政策誕生地從國會轉移到了自民黨內部和中樞各省官僚結合的“稟議體系”下。
在這種情況下，國會可謂就連“議政”的能力都失去了，只剩下一個“立法”的功能——在歐美民主制度下，在野黨哪怕淪為國會里的少數派，但也可以憑藉鑽制度漏洞去杯葛拖延執政黨的法案通過時間。
可這有個前提條件，就是知道對方法案的具體內容，從而知道哪些可以杯葛，什麼不可以杯葛，需要從何時開始準備，何時開始行動。
但在日本“55年體制”中的“稟議體系”下，由於自民黨第二大法案遞到國會時就已經成型，所以在野黨通常都會被殺的措手不及，無力杯葛。
其次，由於自民黨的長期執政和國會在野黨的闇弱，導致日本政府缺乏監督，以至於貪腐之風，在當時刮遍執政黨和在野黨，這也最終釀成了“55年體制”終結。
1988年日本媒體揭發弊案：有日本公司為了經濟利益，向日本國會議員、政府大臣官員和各省官僚贈送還未上市發行的股票。
在經過東京地檢調查後，查明此案卷入之人足有七千餘名，包括政府大臣、自民黨、社會黨和公明黨多位名流，四十多位國會議員。最終導致當時的首相竹下登、大藏相宮澤喜一、公明黨委員長矢野絢辭職，多位政府高官被捕。
此案既是利庫路特案，徹底將日本公眾從對政制自信之中驚醒，人們發現各黨政治人物，政府官僚以及議員們並不足信，同時他們更發現在自民黨多年來的執政之下，公眾缺乏對政治的直接干預能力。
再加上1991-92年之間日本的泡沫經濟徹底破滅，公眾信心在短短數年之間，連遭政經雙重打擊——這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自民黨在1993年的總選舉之中慘敗，在野黨聯合組閣，成立了多年來首個沒有自民黨的日本政府。
餘韻仍在迴響
細川內閣雖然上臺，內閣大臣和由內閣任命的政府高官的權威依舊，但日本官僚早已熟悉了自民黨和政府官僚的“稟議體系”，一時改變之下，官僚難以全面配合聯合政府，聯合政府亦無法如此前自民黨那樣熟稔的駕馭官僚們行使權力，再加上數十年來一直在野的非自民黨的各黨政治人物在中樞層面也缺乏實際經驗，使得細川內閣的表現遠遠不符合日本公眾的期待。
此後自民黨雖然重新上臺，但“55年體制”的核心雖然在於“稟議體系”，可根基卻依賴於自民黨的長期執政，這也是為什麼“55年體制”的終結，會跟1993年的自民黨組閣失敗形成直接聯繫。
“55年體制”不存，“稟議體系”自然也無法繼續維持，再加上細川內閣的前車之鑑，重新上臺的自民黨政府，亦開啟了日本的政治改革，逮於今日自民黨的年功序列雖然依舊，但政策制定的決策核心卻由官僚和族議員構成的“部會-各省”，轉移到了內閣手中——二十一世紀，日本政府先後成立了直屬於內閣的經濟財政諮問會議、規制改革會議，以及負責高級官僚仕途的內閣人事局等機構。
日本自九十年代末開始的這些改革，雖然將日本的統治權力的核心結構從“各省官僚-黨內部會”變成了以內閣總理為中心。但在“55年體制”時代裡存續下來的政商關係，卻仍然成為了日本政治的陰影——例如森友學園問題，就成為了如今日本內閣揮之不去的“噪音”。
那麼幕前統治日本的民主政治人物，幕後統治日本的官僚以及地處輔弼地位的財閥又從何而來？建立官、僚、商、學四位一體的政治互信又從何而來？——所謂“學”，既是學術領袖，在55年體制未崩潰之前，這些人負責為利益聯結的相關部門做政策上的理論支持。
答案是學閥
近代以來，產生首相最多的日本大學首推東京大學，而在擁有諸多首相校友之外，東京大學的校友還有著為數眾多的財閥主、學術領袖——事實上，正是因為日本自近代以來的“學閥校友社交關係”，從而使得“55年體制”下的官、僚、商、學四位一體能夠通過盤根錯節的“校友關係”達成政治互信，最終形成同舟共濟的政經學術體系。
校友關係在日本重要到了何種程度？
以田中角榮為例，由於他既不出身於“赤門閥”東京大學，也不出身於“稻門閥”早稻田大學，缺乏學歷和校友背景，因此在日本政壇缺乏足夠的奧援，以至於在首相選舉中一度落入下風。
好在他精心培養的女兒田中真紀子有著“稻門閥”的學歷背景，通過女兒作為橋樑，田中角榮才跨黨派的爭取到了稻門閥校友力量的支持，從而成為了一代首相——在日本，校友關係有時候還重於黨派關係。
而在政壇高層以外，“學閥背景”也足以左右一個日本人的命運——在2016年的日本中央公務員考試中，出身東京大學的錄取者佔到了總錄取人數的五分之一，次一等的早稻田大學和京都大學，錄取人數則連10%都沒佔到。
在錄取之後，在政壇擁有強大人脈的“赤門閥”校友還會互相提攜——比如東京大學的新進政府者，有更大的機會能夠成為重要部門的職員，並在此後仕途上得到更多的升遷機會。
當然早稻田、京都大學等“學閥”雖然在政壇影響力遠不如東京大學，可也各有屬於自己的“保留地”——“稻門閥”的校友充斥著傳媒業，“三田閥”慶應大學校友對金融業擁有著巨大的影響力。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尤其是泡沫經濟破滅之後，日本人就只能挖空心思的試圖進入學閥，成為“幕前幕後統治者的同路人”，從而不求飛黃騰達，但至少也能夠躋身於“中流”之中。
這樣的日本全民共識，直接就導致了日本精英教育的泛濫不可收拾。
而日本家庭供養一個學子之餘，已經感到力不能支的情況下，又如何去多生多育呢？因此日本生育率一降再降，最終步入老齡化社會，以至於需要在“古來稀”的七十歲時，才能退休或者退而不休，亦或者在某一日淪為破產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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