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秦人定居西垂以后，进入了一个稳步发展的状态。
因为关中平原的西部高山障碍，注定秦人不能向更西方终深发展，只能东出，复制当年周人灭商的故事。向更西方发展是基于国力的，秦人从疆域划定来说，整个重心都在不断东移，在那个时代，诸夏之地才是中国人心中已知的文明中心，这种道理是夷狄也明白的，而位于夷夏之间的秦人则更是诸夏之后，从历史渊源来说：统一诸夏是每一个中原诸侯心中的夙愿，所以从秦襄公立国之后的秦人是分步发展的，一方面弹压住西部的戎狄，一方面腾出手来突破晋人的封锁线，而在秦穆公时代的秦人则是整个春秋时期最为活跃的存在，他们用武力与权术和晋国交锋，在河西之地你争来我往，但有意思的是晋国在将霸之前的一场民心战争却输给了被他们所鄙视的秦人。献公之死：晋国乱局开端是秦人的机遇
晋国军队出征图
晋国是中原地区的传统大国，从西周昌盛到东周，而晋献公又是人如其名，他的一生所创造的晋国霸业基础到最后却被他自己给空手献出去了。当时的晋国虽然说位于中原，但经历过周幽王之祸的中夏之地早就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西周破灭之后的周室迁都到靠近晋国的洛邑，这里是天下之中，拥有山河阻绕，使得犬戎士兵无法再次侵害周室，而原来的西周故土则是沦为中原诸侯和犬戎争夺的无主之地。
晋献公在他即位的时候陆续消灭晋国周围的诸多戎狄，把晋国连成了一个整片，在那个时代，完整的国土是许多国家梦寐以求的故事，而周天子为了限制诸侯的发展又经常将他们的国土分割的支离破碎，春秋时期因为许多诸侯私自换土事件而屡次爆发战争。
晋献公初步完成晋国土地完整化之后，却在无意之中阻碍了秦国的东出计划。秦人当时的君主叫做嬴任好，他就是后世所歌颂的霸主秦穆公，但在晋献公强大的国力面前，即使是秦穆公也不敢轻举妄动，对于这种晋国武力强盛，而秦国又迫于东出的情况，秦穆公采取的不是一味的攻伐，当年的他采取了和亲政策，当然，秦穆公的和亲并不是后世那种屈辱的和亲政策，他是以自己为筹码，率领军队前往晋国迎娶晋献公之女。
这种事情看起来怎么也不是一代霸主所为，可在当时的局面来看，完整晋国的威慑力是是谁也不敢轻易挑衅的，秦人只能示弱，而秦君迎娶晋国公女就是麻痹晋君的最好一个办法，一方面是显示秦人不敢与晋人做对，另一方面是向晋献公表忠心，说秦人愿意为晋国之西藩。而当时的晋献公也确实被麻痹住了，时间是历史给有准备之人最好的武器，晚年的晋献公没有处理好自己的后事，使得晋国大乱，而多方势力则是围绕着晋国后继之人开展了军事斗争。
诸公子之争：秦国意向成为晋君即位的重要力量
秦晋国土对比图
晋献公死后的晋国并没有迅速混乱起来，毕竟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当年的晋国也是这样，献公死后的晋国进入了一个权力真空状态，当时对于即位之人本来就存在疑问。原太子申生因为骊姬的谗言而死，剩下的具有资格继承晋献公君位的人就只有夷吾，重耳，奚齐，卓子这四位公子，而奚齐和卓子是骊姬的儿子，他们的兄长都被杀害了，更何况他们这两个不被父亲宠爱的次子呢？
所以在晋献公死后，他们两个就开始了出奔外国的计划，而晋国国内就只剩下了奚齐和卓子两个即位之人，当时控制晋国内外大权的是晋国权臣里克，他清楚的知道先太子之死的缘由经过，但晋献公在位的时候他又不好发作，毕竟臣子对抗君主在当时就是十分大逆不道的事情了，更何况储君这种极其敏感的事情，所以当年的里克选择了隐忍，他决定在献公死后做一回权臣，为先太子复仇。
里克虽是权臣，但晋国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当时的君权真空状态之下，他就以先太子门人的言语试探了荀息等人，得到了否定的答案之后，里克就已经心里有数了。当时的晋国朝政分为文武两套班子，这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传统，而荀息则是文臣势力的代表，
里克询问他的意见只是证明了晋国内部文臣不会反对自己，真正起到决定力量的还是以武将为首的军队势力。
晋国内部势力分岐图
在这种情况之下，里克再次询问武将代表丕郑，而丕郑虽是武将之首，但却从心底里十分赞同荀息的做法，他在政治上面十分低能，只能跟着文臣势力走，在当时是丕郑的政治选择正确，不然迎接晋国的不仅是两君之死，还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不明情况的武将勤王，里克在统一晋国文武意见之后除去了奚齐和卓子两位公子，直接否定了他们的继承之权，
而在晋国内部营造一种先太子兄弟即位的呼声。晋国内部无君，晋人只能求助于秦。为什么说晋国内政只能求助于秦呢？从常理来说：国家内政应该是自己内部人员去解决，而不是寻求他国帮助，这样极有可能造成引狼入室的局面。这种想法是一种正解。但春秋时代不同，中原诸侯经常这样做，从血缘伦理上面来看：诸夏之国都是周天子的小宗，而秦晋的关系就是当时西周天子封邦建国下面的两个地域势力，所以晋人求助于秦无可厚非。
再加上当时晋国拥有即位之权的两个公子之一就掌握在秦穆公手里，重耳则是流落南方楚国，从国家亲疏关系上面来说，居住在秦地的夷吾是住在了自己姐夫的国家，而重耳则是流浪在晋国世仇楚国的土地上面，再从地域远近上面看，秦晋两国所隔是不过是一条黄河，接夷吾继承君位可以在短时间完成，避免晋国内部再出现其他的动乱，而楚国则是远在千里之外。这里不得不说秦穆公下了一盘好棋，从两公子出逃的时候就把其中一个给控制住了，使得秦人的势力得以进入晋国朝政。
借与不借：秦穆公与晋惠公的道德较量决定民心归属
河西之地示意图
河西之地是秦人与晋人结仇开始的地方，当年秦穆公答应派军护送夷吾回国也不是免费的，作为报酬，夷吾答应秦穆公回国即位之后将河西之地中的五座城池割让给秦国，这也是没有选择的事情，毕竟拥有即位之权的又不是夷吾一个人，还有一个重耳呢？夷吾在晋国与河西五城面前选者了前者，成功回国即位之后的他却把一国之君的承诺当作戏言，立即部署军队在河西之地，拒绝了秦穆公的索地要求，这大概是秦晋结仇的开始吧！
也许是天道好还，报应不爽吧！没有得到河西之地的秦穆公虽然十分恼怒，但对于强大的晋国却也无可奈何。在晋惠公即位以后，晋国国内发生了严重的灾荒，底层百姓连续几年都没有收成，从当时的农业制度来说，晋国确实设置的有负责灾荒振济的机构，在丰收之年以平价收取粮食存储起来，而在灾荒之年的时候再以低价售卖出去救济百姓，但这一次的灾荒却是连续几年的，突破了晋国内部应对界线，在这种危急情况之下，他们只能其他国家求援，而从当时来看，最适合帮助晋国的还是地处西方的秦国，毕竟两个国家相隔最近，而且又共享渭水，黄河等诸多运输渠道，其次，救济晋国这样的大国也是其他小国所承当不起的，春秋时代的中国，真正能够做到以一国之力救济晋国的也只有秦，齐，楚三国罢了，楚国世仇是绝对不可能的，而齐国远在东海，承担不起千里运粮的代价，所以晋国只能向秦国求援。
秦国百姓向晋国运输粮食图
秦穆公知道晋国借粮的消息以后就立即在朝政展开了讨论，当时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认为秦国不应该给晋国借粮，而是应该乘着晋国缺少粮的机会出兵夺回河西五城。另外一种声音则是认为秦国应该借粮给晋国，毕竟不割让河西五城是晋君的错，又不是百姓的错，不能因为晋君无道而把怨恨施加于百姓身上。秦穆公虽然是一代霸主，但从心底里他是愿意做一个仁义之君的，他和历代秦君的心思一样，他们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的祖先来自诸夏，现在的努力也是为了改变天下卑秦的观念，从根本上融入诸夏。
而晋国的这一次借粮，如果秦国不借，就是违背了诸夏之间互为屏障的理念，不用晋国孤立秦人，其他诸侯也会孤立秦人，而如果秦军起兵攻打晋国则是从道义上面把自己陷于不义之地，且不说秦人有无战心，就是晋人也会同仇敌忾，这是人在死亡边境的正常反应，军事上面的哀兵必胜说的就是这样。所以秦穆公犹豫再三之后还是选择了倾全国之力帮助晋国百姓。当时在渭水上面形成一种壮观景象，从秦都雍城到晋都绛城的沿途五百多里水路都是连绵不绝的秦国运粮船只，渭水之西是不断搬运粮食上船的秦人百姓，而渭水之东则是不断搬运粮食下船的人百姓。
秦穆公的泛舟之役被中原诸侯一致赞同，底层百姓更是将秦君当作了天命之君的存在。这是秦人春秋时代在人心上面的最大一次胜利，它是穆公霸业的基础。
晋国臣子劝导晋惠公伐秦图
秦于是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左传》
次年的秦国在支援晋国之后自己却发生了灾荒，当他们向晋国求救的时候却遭到了拒绝，晋惠公和他手下的大臣一致认为秦人是犯下了
天予不取，反受其究的错误，他们趁着自己大丰收向秦国发动了进攻，当时的秦穆公暴怒，尽起秦人，在河西迎战晋人。从军心来看：晋人其实是没有战心的，在那个士子择主而仕的时代，底层百姓的国家认同感根本不强烈，位于河西之地的百姓一会儿是秦人，一会儿是晋人，他们早就将身份看淡了，他们真正看重的是对百姓好的君主，而当时的秦穆公就是这样一个散发着人格魅力的君主，在真正两军交战的时候，晋人毫无战心，后面连晋惠公都被俘虏，结果靠着河西五城赎回了这位晋君，在泛舟之役这场人心战争上面，晋惠公彻底的输给了秦穆公，连带失去的不仅是河西五城，更有晋国边境之士的人心。
后世出土秦军兵马俑图
结语：
泛舟之役是春秋时代的一次特殊战争，它是秦晋两国关于霸权归属的重要博弈。在这次粮食救助过程中，秦人以混合夷夏，天下一家的心态收获了晋国受灾百姓的心，而晋君则在权谋欺诈之中失去了底层民众的支持，秦穆公和晋惠公高下立见，泛舟之役从表面上来看是秦人对于晋国受灾百姓的一次无偿支援，但更深层次的却是秦人从夷夏之交回归中原的重要举动，秦穆公用真诚的举动履行了作为西垂伯侯的义务，让天下诸侯看到了秦人不仅能战，而且能以仁义得天下。泛舟之役的余响是晋国失去了河西之地，秦人则是在得到河西全境之后占据了山川形胜，在整个春秋时代立于不败之地，而晋国真正夺回河西还得百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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