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建安七子阮瑀的儿子。
建安七子是谁？
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建安七子是建安文学的典型人物，代表着除“三曹”之外的建安文学所到达的最高成就。七子之中，除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之外，其余六家大多依附于曹操，并在曹操手底下做事，是曹魏名副其实的老臣无疑。
阮籍作为阮瑀的后代，心中自然是偏向曹氏一边的，但无奈主子失势，属下自然也是凉凉，阮籍的地位在当时来说和嵇康有共同的尴尬！
但跟老大嵇康的锋芒必露生怕别人不知道我背上藏着块反骨不同，面对自身仕途上的困境，阮籍选择的却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他恨不得找个密不透风的铁笼子，把自己深深的藏起来！
闭门不出，游山玩水，烂醉如泥，缄默不语——阮籍应对当时权贵四大招，勘称绝技。
《世说新语》中记载：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说的是晋文王称赞阮籍极其谨慎，每次和他聊天，说的都是玄虚高远的事情，从不评判人物，说的正是他的谨慎。
晋文王就是司马昭，司马昭是什么人？政治斗争的核心级人物，鼻梁骨上都刻着步步为营的人，连司马昭都咋不出碴儿的人物，那肯定是慎之又慎了。
于是我们可以大致想象一下两人交谈的情景：
司马昭：嗣宗觉得嵇康这个人怎么样？
阮籍：呵呵呵，今天天气真好啊！
司马昭：向秀这个书呆子竟还会给庄子作注？！奇迹啊奇迹！
阮籍：白云观新来了个修为高深的道人……
司马昭：听说嵇中散那个傻逼又在打铁……
阮籍：哈哈，孙登昨日写信给我说又练了一炉丹……
谨小慎微，滴水不漏。
但你若因此而觉着他是个庸人，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阮籍是个狂人，实实在在不折不扣的狂人。那么，他的狂表现在哪些方面？
其一，酒狂。阮籍对于酒的狂热可谓颠覆传统，刷新三观。
首先，阮籍好酒，有酒的地方便是天堂。《世说新语》记载，有一次朝中步兵校尉这个职位空着，阮籍听说步兵校尉的厨房里还有几百壶酒，于是就主动请缨去做步兵校尉。其实阮籍对做官没什么要求，官大官小，做不做官浑不在意，那几百壶酒才是他的兴趣所在。
其次阮籍能醉，不分时间地点，不分对象场合，醉了就躺下，醒了就离开。
传说阮籍邻居家的女人长得很美，每日都在酒铺里卖酒。阮籍和王戎两个人经常去她家喝酒，喝酒也就罢了，阮籍每次喝醉了就在女人身边倒头就睡。
女人的丈夫开始怀疑他意图不轨，于是躲在后面偷偷观望，结果发现阮籍什么也没做，坦荡的很。
话说到这里就牵涉到一个名节的问题了，俗话说得好，酒乱性，色迷人，酒色面前死名节的人那是前赴后继，浩浩汤汤，尼罗河大坝都挡不住的人性糟粕。但人家阮籍在此问题上就有分寸得很，状若疯癫，其实坦荡，光明磊落不拘一格。而阮籍之醉，谁道浮生不若梦？真作假时是假亦真，是醉是醒又有谁知道？
其二，哭狂。与酒狂相对的，阮籍还有一个本事，那便是哭。
说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
扯淡，人家阮籍要的是“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
阮籍哭的能耐和嵇康打铁的能耐一般，都是绝响。
唐人房玄龄曾经在《晋书·阮籍传》里面讲到，阮籍最著名的有三哭。
哪三哭？
其一，哭孝。阮籍母亲死了，阮籍正与人下棋，杀至酣处传来噩耗，阮籍依然面不改色坚持下棋。等到棋局散了回到家里，依然不疾不徐取来酒坛，慢条斯理饮上二斗，然后大号一声，吐血无数。后来其母下葬，阮籍又蒸了一只小肥猪，取来酒坛边吃边喝，二斗酒毕，起身大号一声“完了”，再次吐血数升，倒地晕厥。
看看，这哭得，多有仪式感！
其二，哭兵家女。当时有户人家，姓兵，兵家女儿貌美有才但还没出嫁就死了，阮籍不认识他的父兄，也不认识死者，但在知道这个姑娘的死讯后，阮籍却不顾世俗非议跑到人家灵堂里面坐地嚎啕大哭，哭完站起来擦擦眼泪……
走了。
看看，哭需要什么理由？
爱我所爱，哭我所哭便是理由！
其三，穷途之哭。
唐王勃在《滕王阁序》里面写“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说的就是阮籍常坐车外出游玩，车上装满酒，一边走一边喝，管他东南西北地老天荒，从不认路，等到走着走着路没了，他便从马车上跳下来，大哭一场然后赶着牛车回家。
这便是阮籍的三哭。
数千古风流人物，有人以智慧博出位，有人以忠勇写丹青，而独以一“哭”字留名青史者，大概仅此一人也！
易中天在《中国智慧·魏晋风度》一节中写道：“政治黑暗，美就只在自然，礼教虚伪，美就只在天际。前途无望，美就只在当下，人生无常，美就只在今世”。
阮籍追求山水自然，狂热老庄清谈，向往逍遥物外，沉迷美酒迷梦。他的猖狂，是对虚伪礼教的彻底摈弃，是对改朝换代的无奈妥协，是对前途无望的绝望悲歌，也是对世事无常的自我放逐。
他哭母亲，是至情至性，用尽所有精神，以血为奠刻画至亲血肉生死别离的遗恨，他哭兵家女，是同病相怜，风华正茂的少女死于未嫁时，恰如个人志向，未曾花开枝头已经凋零入尘，于是悲哀，一面喝酒一面唱歌，左手执念右手萧索，依然要在风雨飘摇的乱世里鲜明的活着。
他哭穷途陌路，是形势命运，时代由不得人选择，人行于茫茫乱世之间，不正如路纵横阡陌？而人假如选择任何一条路都会走到无路可走，那行走之前选不选择又有何区别？
公元263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一月嵇康被处决于洛阳东市刑场；十月司马昭晋封晋公，位相国，加九锡。
按照例行公事，由曹魏傀儡皇帝曹奂下诏加封晋爵，司马氏谦让一番，然后再由公卿大臣“劝进”，这是司马昭正式实施篡权的重要一步。
一生谨慎以全身的阮籍，终究是躲不过去了，担任步兵校尉之职的他受命执笔，为司马氏拟作劝进书。
阮籍依旧喝酒，依旧烂醉如泥。
使者来催稿，阮籍带着一身酒味，这稿也写得歪歪扭扭敷衍塞责。
但这不重要，不过是公式化的一个环节罢了，时代的无情更替，从来不是一人之力可对抗的，司马氏终是纂了权，曹魏终是亡了国，而这一切再与阮籍无关。
公元263年冬，也就是在写《劝进表》之后的一二个月，阮籍追随老友嵇康而去，享年五十四岁。
若异世也有除夕佳节，两人或来得及结伴同游，备一场热热闹闹的乱世烟花，为即将到来的旧主接风洗尘。
鲁迅先生评论说：“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嵇康与阮籍的挣扎，说到底都是对现实无言的抗争罢了，撕开潇洒不羁的外衣，骨子里浸透的是刻骨的无奈和悲哀。而这些时人是未知的，他们只是盲目的模仿，放肆的狂欢，朝不保夕的年代，今朝睡去明日还能醒来便值得去酒肆孚上一大白，还有谁有时间和精力去光顾谁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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